天风海涛

四

对魏晋文化，我们在惊叹之余，禁不住会追问这灿烂背后的思想原因。

佛教的传入理应成为众多理由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正是汉末佛教的传入，让中华传统文化，出现了一次质变，也使魏晋文化相比于前代，具有了“异质”的特性。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华文化史上，能与先秦诸子百家相提并论的思想文化现象，只有佛教的传入。它的到来，不仅仅是改变了中华文化的成分，更为重大的作用，是弥补了中华文化的漏洞。

死亡是宗教的终极命题，灵魂命题是附着在死亡命题之上的。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没有对死亡形而上的解决方案。儒家思想对死亡，是避而不谈的，所谓“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认为精神自由了，就无所谓生死，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却并非解决方案。道教倒是认真地面对死亡的课题，但它的解决方案很蹩脚，将生无限延长，以长生不老来隔离死亡，这就需要当世成仙——自然是不可能的。法家的死亡是形而下的，他们更乐于制造死亡，用以警示活着的人。这说明，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在宗教信仰领域存在着巨大的空缺。

这种疏漏在大一统的太平时代不易察觉。然而，进入乱世，死亡成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命题。战祸、饥荒、疾疫接踵而来，人世间充满了杀戮和毁灭，“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饿死衢路，无人收识”，现实生活如此悲苦，生命宛如朝露，身家毫无保障，命运不可捉摸，生活无可眷恋。世人的精神世界崩塌了，迫切需要来自灵魂层面的支撑力。这时，人们才突然发现，从传统文化中无法找到这样的支点，没有人能告诉人们如何超越死亡。于是，悲惨世界被迫呼唤宗教的力量。

在这个背景之下，佛教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华夏大地，不太费劲地到达了中华文化的主干部位。中华文明第一次拥有了一个高等级的死亡解决方案：现世的苦难，会在来世得到福报，死亡，不过是因果转换的节点而已。这样，好人好报的简单法则被扩展到转世轮回之中来验证，乱世中不安的心灵得到了抚慰，他们在对来世美好的憧憬中，忘却了身处的苦难，绝望终于转换成了希望。

恰如器官移植一样，外来器官总会引起机体的排异反应。佛教作为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的产物，必然会与中华文化固有的成分产生碰撞，并引发一系列重大思想文化现象。碰撞首先发生在佛道之间。佛教一开始是借助道教传播的，早期老子、佛陀被合并供奉。甚至有“老子西出函谷关而化为浮屠”的二教合一的说法。但两者的精神差异很快让它们分道扬镳。其后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现象，几位信奉道教的皇帝，发起了灭佛运动，对佛教的传播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最终，佛教凭借其高深的宗教理论打败了道教，并将其打入了二流宗教的行列。

事实上，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真正的对手是儒家，他们的冲突在当世而不在来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按照儒家忠孝伦理构建的，佛家因超越生命而对当世的鄙夷，出离尘世而对家庭结构的破坏，与儒家社会结构形成了重大的现实冲突。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必须予以调和，否则会造成社会的解体。二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斗争与妥协，构成了后世中国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直到唐代禅宗的出现，才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禅宗以为，证得佛果关键在于心灵的超越，无关乎外在的形式，只要心有顿悟，不离滚滚红尘，一样可以立地成佛。这就将佛教导引到纯精神领域，限制在人的内心，从而将世俗世界留给儒家去打理。这就在精神上使二者得到了协调，不过此时的佛教，早已是中国化的佛教。二者角力的结果，终究还是儒家占据了上风。

然而，正是儒释道相互之间的斗争、妥协、吐纳、整合，才让中华文化的内部结构充满了张力。这也正是中国化文化焕发青春、保持活力、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由于魏晋处在儒释道多元对峙的初期，所以这个时代的文化更加富有活力，更加个性鲜明。

五

伴随着佛教进入中国，另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也在同时发生着，那就是中华民族的血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两个重大的历史进程，其实源于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大举入侵。佛教因军事征服而大大加快了传播的步伐，中华民族的血统，也因为异族的征服，被注入了一股强悍的马背上的雄风。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汉王朝确立的汉民族，其血统的纯洁性止于秦汉。魏晋开启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巨大历史进程，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始自魏晋。

黄巾之乱后，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连年征战，生灵涂炭，人口锐减，经济衰退，汉代雄风不再，中原元气大伤。东晋短暂和平后，司马氏家族内部纷争再起，八王之乱又一次把中原推入战祸。此消彼长，汉族实力大减，北方游牧民族乘势而起，向中原发动了接力式的进攻。匈奴人，鲜卑人，羌人，氐人、羯人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权，形成了“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此后，汉人的东晋政权，与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隔江相望，各自画地为牢。

这时，一个叫苻坚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是一个游牧部落的首领，却有着难得的世界情怀，他坚持多民族和平共处，不搞民族差别，这情怀比起几百年后的蒙古大汗、满清皇帝，实在是高明了许多。他在世界情怀的鼓舞下，立志要一统天下。于是，他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陈兵于淝水之滨，力图一战而宇内定。

历史在这里做出了不合常理的选择，东晋名相谢安之侄谢玄，竟以区区八万之师，大败前秦，苻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仅以身免。其实，历史的非理性往往蕴涵着真正的理性。苻坚所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在文化上尚未做好接收天下的准备，假如苻坚成功，天下必将陷入更大规模的、更为持久的混乱。

淝水之战使南北朝对峙的态势稳定了下来，也为后来融合了胡人血脉的新汉人一统天下预留了机会。这以后，北方胡汉相融的进程加快，胡人在先进的汉文化熏陶下，迅速由野蛮走向了斯文，汉文化也敞开怀抱，大剂量地吸收着异族文化的新鲜成分。百余年后，不仅文化上难分彼此，血统上也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海内混一。

南朝的东晋，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永嘉之乱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始终在北方，南方仍处于未完全开化的状态，素有“蛮夷”之称。魏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大量的汉人开始南渡，从而开启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至宋靖康之变，南宋偏安江南始算完成。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还在南方。而南北朝时的东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初始阶段。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北方汉人迅速胡化，南方蛮夷迅速汉化。这一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结果是，北方的血统强悍了起来，南方的文化精致了起来。

最终，大隋王朝凭借北方强悍的体质，完成了天下统一的历史重任，南朝的文化艺术，在反方向上实现了对北方的征服。

魏晋独特的文化气质，与这一时期民族成份的巨大改变，大有关系。

六

魏晋的时代精神里，似乎总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贵族气息。

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中国贵族时代的一次回归，是继两周军事贵族时代之后，又一个门阀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贵族制度的一次回光返照。这以后，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样的贵族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两大高峰，都产生在贵族时代。先秦的封建军事贵族时代，产生了诸子百家思想，汉唐之间的门阀贵族时代，产生了魏晋风度。贵族与文化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逻辑的必然。

余光中先生说，这世界上什么都是忙出来的，唯有文化是闲出来的。或许这就是文化与贵族之间割舍不断的联系吧。

中国古代贵族，与西方的贵族不一样。在西方世界，知识掌握在教会手里，知识分子都在修道院里。国王和贵族只是军事专业户，中世纪大部分的国王和贵族都是文盲。中国的贵族则不同，他们同时还是知识分子，即便是春秋战国时期落魄的士人，仍然是贵族之末，只是到了秦汉王朝以后，才变为四民之首。

文化是一种精神创造，客观上需要一种精致的精神空间。而这种精神空间，除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外，离不开大量的闲暇时间、优裕的生活条件的支撑。这些条件，在中世纪的欧洲，只有神父和教士具备，而在魏晋时期的中国，只有贵族才具备。

魏晋文化的贵族特性，不仅仅在于它的创造主体是贵族，更在于它所具备的独特的贵族气质。晋人的绘画，不求媚俗的形似，强调以形写神，追求“传神”。它的书法，笔墨落下，线条飞动，虚实有致，筋骨俱有，发乎心而超然物我。它的雕像，秀骨清相，眉宇间却总是透着一股淡淡的病容，使它一眼就可从历代雕像中区别出来。

这里丝毫没有否定劳苦大众文化创造力的意思，民间创造和传承的大众文化，同样是中华文化的一条主线。但是，与贵族精英文化相比，二者之间在气质上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民间文化，大都是浓郁的，华丽的，壮硕的，写实的。魏晋精英文化之美，却在简约玄澹，超然绝俗，这就是晋人的贵族气。

魏晋文化的贵族气质，还在于它的超脱。唐宋同样是文化灿烂的大时代，唐诗宋词，甚至被称为中华文化的顶峰。但是，这些在集权统摄下的文化产品，总脱不了某种功利性。而魏晋文化之胜，就胜在完全超脱功利上。

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而这两者，确乎只能属于内心高贵之人。

当然，与贵族占有的社会资源相比，他们的文化产出毕竟是不成比例的。强调魏晋文化的贵族特质，并非为贵族制度招尸还魂，而是呼唤人们精神领域的贵族气节。毕竟，贵族精神的缺失，就是精神高度的缺失。

这一点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今天，无论是奥运鸟巢，还是世博中国馆，都是鲜艳的红色，巨大的体量，高高在上的气势，其美学根基无非是世俗的夸张和权力宣扬，既有世俗文化媚俗的一面，又有权力文化功利的一面，早已失去了中华美学“气韵生动、意境超脱、简约玄澹”的原则，早已失去传统精神中的高贵之气。以媚俗为高雅，以平庸为高贵，美丑不辨，贻笑大方。

当人们站在这些建筑前面，回望魏晋时，会不会产生某种羞愧感？

七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是一个创造的时代，是一个融合的时代，是一个高贵的时代……

然而所有这一切，本身并不是目的，他们似乎在酝酿着什么，暗示着什么，期盼着什么……

果然，历史，在长长的犹豫之后，终于做出了选择。

我们看到，通往大唐的大门，被缓缓地推开了，盛唐那依稀的身影，在前方变得越来越清晰。

写在后面：

我感觉，在中华文化的机体上，有三个关键穴位，一是先秦诸子，二是魏晋文化，三是“五四”反传统。对先秦和“五四”，我先后都说了一些话，文字不算很长。原打算对魏晋也按这样的规模说说，没想到一下笔，才知道短文说不清楚——把文章写短是一种能力，不得已才把它拉长了。

前三部分，我按照建安风骨、竹林七贤、晋人之美的顺序，力图说明魏晋风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在写的过程中才发现三者之间有着逻辑递进的联系，可见写文章其实是对思维的深化。后三个部分，我试图从佛教传入、民族融合、贵族制度三个方面，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历史原因。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观点大部分并非自己的，而是这两年做“失脚闲人”看闲书的心得，被我杂七杂八拼凑在一起的。这么说吧，凡是正确的观点，都是别人的，凡是错误的，都是我自己的。对错杂糅，大家凑合着看吧。

于我来说，写下这些文字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安慰，说明这两年的散淡日子并没有白过，起码没在闲暇时间去干坏事。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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