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风海涛

翻开中国历史，有一个特殊的时期令人十分着迷。它始自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终于隋王朝的统一，历经魏、西晋、东晋、南北朝，时间跨度近400年。

大一统的秦汉王朝之后，中华历史似乎失去了前行的方向，在秦汉帝国通往隋唐帝国之间的断层处，做了一次深呼吸。历史似乎在犹豫，是继续走集权的帝国道路，还是回到先秦的封建邦国时代？这一犹豫，在政治、经济层面上，造就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乱世。然而，在文化领域，却催生出了一种迥异于历代的气象，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气象。建安风骨、正始名士、竹林七贤、晋人风范，这些闪光的词汇无不脱胎于那个乱世。魏晋风度便是这个时代文化与精神的高度凝炼，它与晚唐诗歌，宛如两朵奇葩，绽放在姹紫嫣红的中华文化花园之中。

这以后，虽然中国历史以乱世为背景，也曾出现过短暂的文化繁荣，如五代的山水画、词，元代的文人画、元曲等，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思想等级，都远远不能与魏晋相比。

这是一个谜一样的时代，需要走得尽量靠近一些，仔仔细细地打量打量。

一

魏晋文化的万千气象，必须要从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说起。这个人就是三国的曹操。

不错， 曹操的一生都在征战，一生都在权谋。他曾在徐州城外制造了尸横遍野的屠杀，也曾让孔融、杨修这些文化大家作了刀下之鬼。因而，他在戏台上的脸被涂成了白色，是白脸奸贼的代表；他在书场的醒木折扇间，被刻画成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势利小人。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虚假的道德判断和民间过度故事化的重重迷雾后，会看到一个堪称文化巨人的曹操，他的生命格调是那么雄健，他的文化光芒，让所有的政治对手都黯然失色。在那个有名的乱世中，他是一个遗世而独立的存在。

是他，首开文风之先，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他身前的两汉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还从属于政治、经术等，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文的自觉”的时代还远未到来。在我们今天看来，贾谊的《过秦论》固然气势汹涌、沉郁磅礴，但在当时，却只是一个政治文书。汉代的文学，以汉赋为代表，可这些皇皇大赋大都是用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还承担着“厚人伦、美教化”的政治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属于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汉赋大师也不过是皇帝弄臣而已。无论是汉赋还是乐府诗，主题都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功利世俗的“事功”。

跳下马背的曹操，改变了这一切。他厌倦了兴亡成败，看空了身前身后事。在征战的间隙，转而对浩渺的宇宙，对转瞬即逝的生命，对难以捉摸的命运发出了探询的声音。他满眼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看到了“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他在疑问“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他感慨“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不信命运的无情，发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的慷慨之声。

他轻轻落在纸上的这些字句，一扫汉代的世俗功利，雄浑朴茂，刚健大气。他英雄主义的人格使他敢于直面人生，直抒胸臆，深发感喟。他在文化领域的横空出世，标示着人的觉醒，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整个文坛为之一振。

仅这一点，就足以让天下所有的对手都匍匐在他脚下了。然而更让当时的英雄气短的是，他还有两个出类拔萃的儿子——曹丕、曹植。如果对照一下那位扶不起的阿斗，暴戾乖张的孙浩，就知道曹氏在血统上的胜利是如何彻底了。

曹丕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政治事业，也继承了父亲的文化事业。他将当时一流的文人，都聚集到了自己身边，他的《燕歌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他以文坛领袖的身份，做起了文学评论，起到了框范文坛的作用。弟弟曹植更了不起，政治上的失意造就了他人生的诗意，落寞孤独的诗意，他于是在字里行间，开始寻找一种完美的意境，他的《洛神赋》，更是将华美的文风呈献给世人。如果说，建安文学人的主题是在曹操笔下复活的话，那么，美的主题就是被曹植确立起来的。

建安风骨，正是围绕曹门三杰的一批文人，兴起的文坛新风尚。汉末，占统治地位的儒学被一帮“乡原”们改造成了经术。当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后，人们开始了对权威的怀疑，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以此为思想基础，建安年间的文人们，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在时间和空间中弥散开来，成为了一种时代精神。

正是这种时代精神，宣告了魏晋风度的到来。

二

魏晋风度，总是与竹林七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竹林七贤成了魏晋名士的代名词。

翻开任何一本中国美术史教材，都会看到一幅古墓出土的画像砖，内容就是竹林七贤。这些人既不是天上的神仙，也不是阴间的鬼阎罗，更不是帝王将相，可死者却愿意与他们在地下长相厮守，这足以说明他们是何等深刻地进入了人们的内心。

读懂了他们，就读懂了魏晋风度。可这样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如何肯轻易地让人读懂？即使是在今人看来，他们的行为也是那么的怪诞不经——

你看，好酒如命的刘伶，竟对那些非议他酒后在家中赤身裸体的人辩说，天地是我的家，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这些奇怪的人为什么钻到我的裤子里来了？

阮籍为了躲避与司马懿结亲，居然两个月里天天酩酊大醉，让提亲者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终于使机智不右于诸葛亮的司马懿无奈作罢。

还是阮籍，听到母亲亡故的噩耗，居然要继续将棋局走完，过后却因悲痛而大口大口地吐血。

风姿绰约的嵇康居然跑到洛阳郊外去打铁，向秀还要帮着他拉风箱，而当当朝重臣钟会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随从前来拜见时，他们竟连白眼都不给人家一个。

更有甚者，嵇康居然在砍头之前，在刑台上安详地抚完一曲《广陵散》，而后从容赴死。而他死前唯一的遗憾，就是未能将此曲传于他人。

李泽厚先生说，药、酒、姿容、神韵，再加上华丽好看的文章，构成了魏晋风度。

他们有很多人吃一种叫“五石散”的毒药，大约类似于今天的大麻等毒品，以求刺激。他们几乎都是嗜酒如命的，酒后也会狂癫不羁。他们的姿容秀丽，也是天下闻名的。他们拥有独特的内在气质，这内在的气质更以神韵的方式外化于人。他们的文章更是惊世骇俗，《大人先生转》、《与山巨源绝交书》至今余韵绕梁，不绝于耳。

与其说他们符合魏晋风度的特点，毋宁说是后人从他们身上总结出了魏晋风度。

这只是魏晋名士的外在表象，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远比这些要深刻得多。如果说建安文人从文学的角度对两汉的世俗传统进行了反叛的话，那么，竹林七贤则从更高的层次，从人的精神的层面，对两汉的思想核心——名教进行了全方位的反叛。

名教要求人们遵循孝道，这孝却是淹没在一片繁缛的礼节当中，难见真情。阮籍偏要突破礼教的束缚，而以真悲切的吐血凸现孝的真谛。名教要人们以天子为天下的家长，一切唯天子利益马首是瞻，嵇康偏要退隐山林，宁愿打铁，也不做官，甚至不惜与最好的朋友绝交。他们酒后的放浪不羁，也是对名教虚伪的行为规范的反叛。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在大声呼唤着泯灭在名教酸腐皮囊深处的人性之光。如果你仔细品味，会发觉他们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精英们，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只不过，他们提前了一千多年。

竹林七贤整体上是避世的，他们的避世，虽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抗争手段，但其中也蕴含着许多的无奈。这是一个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他们这些贵族唯有躲避才可能免于一死。他们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他们外表尽管装饰得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一面。”（李泽厚语）也只有在这样的深度上，才能真正解读魏晋名士们惊世骇俗的举动。

假如说建安风骨还有一些“慷慨多气”的建功立业的成分的话，那么，到竹林七贤，人和人格本身，已经成了这一时期文艺和哲学的中心。

人的觉醒从曹操到嵇阮，终于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

如果要为魏晋找寻一个关键词的话，我以为，“气韵”二字至为恰当。

当铜钟被敲响的一刹那，巨大的声响爆开了空气，人们不禁为之一惊。然而，凝神屏息后，在弥久不散的袅袅余音中，一种精神共鸣般的美的感受会从心底款款升起。这就是“韵”的感觉。“气韵生动”是华夏美学的核心原则。对气韵的追求始自魏晋，这标示着，美终于在魏晋独立了出来。

在我们今天看来，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云龙纹自然是美的，他们的线条充满力度，气势逼人，造型狞厉而摄人心魄。然而，这些纹饰在当时，并不承担美的功能。人们需要纹饰的狰狞，需要纹饰的压迫感，需要纹饰营造的恐怖气氛，却唯独不需要它的美。它的美学价值是依附于它的社会、政治、宗教价值之上的，没有独立的身份。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汉代，汉代的画像石、漆器和人偶雕塑，都是在极力复现琳琅满目的现实世界，虽有朴拙稚气的美感，但并没有对美自觉的追求，美依然附着在事功之上。

这种现象到了魏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美变成了晋人有意识的追求，人们不再为美添加社会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功能。华夏美学的各个艺术部类，几乎都滥觞于这个时代。假如人们要问历史上哪个时代最美，我想答案一定是魏晋。

对美的自觉追求，始于晋人对人物的品藻。古希腊的城邦斯巴达，健美的男子如果上街，身后会跟随一群少女，她们会追随着他，赞美他。对这一幕我们似乎很羡慕，其实不必。我们的晋人同样有此风尚。那时洛阳街头如果有美男子坐车经过，女人们会纷纷将水果投放到男子的车上，以示倾慕之情。

其实，正是在竹林七贤代表的人的觉醒之上，人们开始了对人外在姿容和内在品质的评判，而且蔚然成风，甚至深入官场，形成了有名的“九品中正制”。诚然，魏晋对人物的姿容极为重视，史书上都有对人物外表的详细描述，如说王羲之“飘如游云，娇若惊龙”，说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甚至他的醉态也是“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然而，晋人的关注点，却是透过秀美的姿容，直达人物内部的格调，他们是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这正是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在人物品藻上的具体表现。

中国第一个的画家，诞生于这个时代，他就是顾恺之。在他之前好像有一个曹不兴，是三国东吴人，可惜没有画作存世。值得注意的是，从顾恺之开始，画匠成了画家，再也不是汉代作坊里埋头作画的匠人，而是对美有自觉追求的个性化的画家。这比西方人又早了一千多年。他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是中国绘画的奠基之作。

然而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美的自觉的，是晋人书法。秦小篆尽管很有金石韵致，汉隶尽管朴拙大气，但是，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对汉字写法的规范，是一种收敛的精神。然而，到了魏晋，人们不再满足于被束缚手脚，在对美的追求的强烈欲望促使下，晋人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行草。这种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宗白华语）这是一种将内心的自由和外部的规范完美结合的艺术，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等级的艺术。把这一精神体现到极致的，便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同一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塑像艺术成熟了起来。云冈石窟的雕像艺术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北魏石窟雕像的“秀骨清相”成了一个时代艺术风貌的代表，也成了一个遥远的绝响。寺院建筑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艺术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陶渊明的山水诗。他是一位真正的出世者，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他的山水诗，把人的精神追求寄托到了拟人化的山水林间，让精神脱离了人的肉体，不滞于物，这正是风韵之美的内在核心。他把人的觉醒和美的追求这两个时代主题提升到了一个远远高于同代人的高度。陶渊明的价值，当世并未得到重视，到了唐宋才被人重新发现。是他，从精神上启迪了唐代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更在精神上导引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典范——宋代的苏东坡。

    从曹氏父子对人性的呼唤，到嵇阮人的完全觉醒，再到晋人对风韵之美的自觉追求。魏晋风度在精神上，终于达到了一个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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