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斑斑的历史，刻骨铭心的痛》个人日记

《血泪斑斑的历史，刻骨铭心的痛》

个人日记

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但太平之歌切莫把自己麻醉。别忘了我们过上眼前的好日子，是因为脚下踩着先烈们的粉身碎骨、血肉忠魂！
如果我们整天陶醉在“太平盛世”的幻觉中，被“中国奇迹”“中国崛起”等溢美之词所迷惑，也许更大的危机就潜伏在那片波涛之下。

让我们把记忆回到七十多年前的中华民族……
1941年11月，在河北枣强攻击八路军，“杀害了10人，并烧毁约有600户两个村庄，同时屠杀了100名中国农民”。
在审判战犯铃木启久时，他曾自诉说，“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
又如日本陆军中将，第43军第59师团长藤田茂
1939年1月中旬，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为了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刺杀比枪杀有效果’”。4月，在夏县，“我命令第1中队长……让部下的9名兵刺杀俘虏”9名。
日本战犯在自供中描述了杀人手段，战犯长岛勤（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长）说：
“每次在作战中杀害的方法，除枪毙外，还采取很多刺杀、斩杀、斩首、爆杀、烧杀、绞杀、瓦斯杀等的极其残忍的虐杀手段，又常常杀害俘虏”。

除杀人取乐外，日本战犯还因其他原因随意杀人，如战犯鹈野晋太郎自供说：
1944年3月，在湖北省当阳县，对“逮捕送来的抗日军情报员嫌疑者1名（40岁左右）”，“命部下浜田康男兵长用上大挂的方法进行刑讯，他两臂第一关节的皮肤破裂后下垂”，“从禁闭室把他拖出来，经军医近藤大尉检查的结果，他说‘治晚啦’，我说‘太麻烦啦，你把他杀了吧’，而委托给他。于是近藤用注射器向肘关节内侧静脉打了两次（注射器是百西西）空气将他杀害。”

杀人对日本战犯来说司空见惯，更有甚者一人便犯下了所有类型的杀戮罪行，战犯菊地修一自供说：
“1938年7月下旬—1945年9月3日的罪恶总结如下：杀人总计292件，1122名。其中平时845名；战时277名。“杀人手段：……斩杀7件、10名；打死2件、3名；活人解剖4件、4名；……摔死3件、5名；拷打后死亡1件、1名；活埋1件2名；使用瓦斯后射杀和突刺1件、1名；使用细菌2件、33名”。
战犯自供·强奸妇女
日本侵华期间，不但随意杀人，强奸妇女的行为更是司空见惯，在这些战犯的自供中，多数人都犯有强奸罪行。

如战犯菊地修一自供说：
1941年9月上旬，“在偏关城内宪兵队，由特务工作队领来妇女3名，叫她们在筵席上斟酒后，23时我在宪兵队把22岁左右的妇女强奸了，并纵容部下军官2名强奸其它妇女2名”。
菊地修一不但随意强奸妇女，还反复强奸同一妇女，据他自供说：
（1942年）5月上旬，“叫翻译把从大同市来神池城1名19岁中国女性带到神池城内翻译家里强奸了，以后又强奸该女性3次”。侵华期间，仅菊地修一一人便“个人强奸39名”。
除了单个强奸案例外，日本战犯还供述常常进行轮奸。战犯住冈义一自述说：
1942年3月下旬，“把拘留着的八路军女工作员（25岁左右）强奸后又由县警备队的士兵轮奸”。
强奸妇女，日本战犯通常部分场合，不分年龄，如战犯神野久吉自供说：
1942年9月13日，“在平鲁县二墩南方2公里半的某村，对一位35岁左右的农民妇女”，“在她的家屋内将她强奸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战犯毫无人性，对照看病人的妇女同样不留情，神野久吉在自供中说：
1945年6月7日，在广灵县南土岭村，“有一位25岁左右的农民妇女在看护着她丈夫的病，又有一位28岁左右的农民妇女给她在一起，在厕所的一角同时将其强奸了”。
除自己进行强奸罪行外，日本战犯常常鼓励部下或者命令部下进行强奸罪行，战犯住冈义一自供说：
1942年2月中旬，在太谷县新庄村后山的山洞中捉来村民4名，“我将其中二十二、三岁的妇女在我的房中将其强奸了，另外的约27岁的妇女，由部下二、三名轮奸”。
日本战犯通常不放过任何女性，住冈义一在自供中说：
1942年6月，在彰德县水冶镇大街宿营，“我将一家中20岁左右的姑娘强奸了，此后又叫部下强奸了其母亲”。
战犯自供·活体实验
日本战犯侵华期间，除了肆意杀人和强奸妇女外，最违背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罪行是施放毒气和进行活体实验，这类罪行在日本战犯的自供中十分常见。
如战犯铃木启久（日本陆军中将，第117师团长）自供：
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队侵略林县南部地区后，在撤出该地区之同时，由防疫给水班在三、四个村庄散布霍乱菌”。
又如战犯住冈义一自供：
1942年2月下旬，“掩护大队本部医务室曾根军医大尉以下约10名，撒布伤寒菌和霍乱菌。”“此间我的小队与中队一齐，在和顺县龙门村、官池堂、阳乐庄其他二、三个村庄（村名不详）占领要点，对医务室的人员在民房中，向碗、筷、菜刀、面杖、面板、桌子等食器类上涂抹细菌，又向盛饮水用的水缸中投细菌，或向村中的井中、及附近的河中投入细菌的行动进行掩护”。
除了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外，日军还在东北、山西等地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战犯榊原秀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林口支部长）自供说：
1945年4月，在黑龙江省安达县，“我是参加了在安达的杀人实验”，“4名中国爱国者”“被绑在安达演习场有相隔25米到30米的埋在地里的柱子上。”“一架轻（型）轰炸机飞到演习场上空，从150米的高度投下了陶器炸弹，在50米的空中该弹爆炸。”“我穿上了全套预防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炸弹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弹。让他们从鼻咽腔吸进绝对没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是一个特别残暴的罪行。我也是参加了这种罪行。”
战犯菊地修一则更详细地描述了人体试验全过程：
同月（1941年9月）上旬，配属在中队的军医中尉河原信二，提出对俘虏1名进行活人解剖，“于是就允许他解剖。……首先把咽喉割开，不叫出声，施行盲肠手术后，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肠子，又把肠子割开缝合起来后，就那样搁在医务室，看经过的情况。第3天14时许，又施行隔断关节手术后，抬到中队兵营院子里，河原信二拿手枪射击还活着的俘虏头部，尸体埋在当场”。
日本人进行活体实验的对象包括战俘、中国爱国人士，更有大量普通人，战犯宇津木孟雄自供说：
1938年1月，为了拿活人做病理实验，“我命安腾准尉和田村伍长两人将死刑该当者1名，押送新京第二陆军病院，交给小野军医大尉”。
11月，为了拿活人做病理实验，“命安腾准尉和田村伍长把分队扣押的死刑该当中国爱国者1名，押送新京第二陆军病院，交给小野军医大尉”。
见证罪恶·平民回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根据《波茨坦公告》，战后中、美、英等11个国家组成远东军事法庭，对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负有战争责任的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抗战结束后，日军暴行亲历者的经历相继曝光，世人也得以窥见日军的残忍行径，但随着时间流逝，亲历者逐渐逝去，关于日军暴行的亲历会越来越少，当某一天所有亲历者都去世时，世人也许再也无法了解当日情形。因此，挖掘亲历者回忆十分必要。
本文内容整理自媒体报道，从平民视角展现日军侵华的残酷暴行。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随即开始施暴，随意杀人司空见惯，北平老人郑福来回忆说：
村里一个挑水的任姓村民，看见日军进村，因为害怕转头就跑，被日军追上拿刺刀挑死；一个姓田的老爷子，为了自家的门板不被抢走，被日军用刺刀扎死；村中妇女被日军强奸的更是不在少数。
除了随意杀人，日军还为了试枪杀人，且不分男女老幼，郑福来老人说：日本人领回来新枪后，在永定河上试枪，小伙伴郭东军的爷爷正在河滩上搂柴火，被日本兵当作活靶子打死。
攻陷南京后，日军暴行达到极致，南京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屠杀对象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军人平民，老人黄慧珍回忆说：
在上海路阴阳营有一片小树林。有一次，我看到，鬼子把七八个中国人绑在树上用刺刀一个个戳死，戳完后就扬长而去。这七八个尸体过了好长时间才有红字会的人把他们抬走埋掉。
除了杀人外，日军还将中国军人和普通人当做人体试验的“材料”，进行活体解剖的实验，日军将中国人视为“木头”，称实验是一种“清除”方式。义乌亲历者张菊莲回忆说：
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细菌部队的细菌学家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18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的。张菊莲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
比之张菊连的经历，幸存者黄河云所经历的则更不忍猝读，1939年5月，时年26岁的黄河云不幸沦为日军731部队的实验品。黄河云回忆说：
割疙瘩（淋巴结）的地方在房山头露天地里。那里并排摆着两个桌子，桌子上放着刀子、剪子、胶布之类等东西。一个身穿白大褂，戴白口罩的日本人命令黄河云躺到桌子上。结果还没等他躺下，日本人就把他按到了桌子上，将双手反绑在桌子下面，腿也捆了起来，用刀子向他左腿的大腿根儿处残忍地割下去。
当时黄河云几度昏死过去，又被剧痛折磨醒。日本人大概割了两个多小时后，才将其抬到一个筒子间。
在被割除淋巴结后，日军将黄河云推到解剖台，准备进行活体解剖，幸运的是，一名日本医生认识他，黄河云才得以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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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铭记这个耻辱、国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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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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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水入红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