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莲幽梦

    或许按照现代人的成功哲学来看，陶渊明的辞官归田是不求上进的庸人逃避法。但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蕴含着不同的人生智慧，他人眼里的虚度光阴，在深谙慢生活之美的人眼里，却是让灵魂欣悦的安谧岁月。


 

 
 

若要推选出一个与食物关系最紧密的历史名人，当属北宋文学家苏轼无疑。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历经坎坷，可他在屡遭贬谪的冰霜苦旅中，始终以豁达的胸怀和乐观的天性对待人生磨难，且在逆境中随遇而安，独辟蹊径地从食物中发掘生活的清欢有味，无意中成就了一段自得其乐的“美食慢生活”。

    公元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并被贬至湖北黄州。当时，黄州的猪肉价贱，当地人都不稀罕吃，这让俸禄甚微的苏轼喜出望外。他买来猪肉，用慢火清炖，然后加入酱油等调料，做出鲜香美味的红烧肉。为此他还专门写了《猪肉赋》：“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苏轼的心情并没有受到小人陷害的影响，反而从亲手创造的美食里，享受到了生活的别样乐趣。

    后来，苏轼出任杭州太守，看到西湖淤塞，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便亲率全城吏民疏通湖巷，清理淤泥，修筑“苏堤”，恢复良田灌溉。杭州城的百姓出于感激，纷纷送来他爱吃的猪肉。苏轼推辞不掉，只好收下，吩咐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煨得色泽红亮味醇汁浓，犒劳清淤筑堤的民工。这道饱含温暖情意的“回赠肉”，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东坡肉”，并流传至今，成为家喻户晓的杭州名菜。

    西湖盛产大鲤鱼，这让一向喜欢因地制宜，利用低廉易得的食材变换出美味佳肴的苏轼，又得到了展示烹饪技艺的机会。选好鲤鱼后，冷水洗净，擦上一些盐，鱼肚里塞上白菜心。然后入油锅，不用翻动，一直煎至半熟时，放几片生姜、蒜白，再浇一点咸萝卜汁，洒几滴黄酒。起锅之前，丢几片橘子皮，盛起来乘热尝鲜。这种做法很快被人争相效仿，并称之为“东坡鱼”。

    春天的杭州，更多鲜嫩味美的时令佳蔬，其中就有苏轼推崇备至的春笋。他曾写下一首打油诗：“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想不俗也不瘦，竹笋焖猪肉”，算是以晓白通俗的语言，道出了春笋与猪肉的天生一对。直至今天，我们的日常菜肴里，依然遵循着这一黄金搭配法则。吃是一种趣味，将吃表达出来又是另一种趣味，但无论哪一种趣味，都离不开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食的独到感受。

    苏轼晚年时，被贬往岭南的惠州、儋州。热带气候孕育的丰盛瓜果，让他尽情品味到了素食之美。惠州的荔枝深得他的喜爱，他在大饱口福后，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诗句，为这种水果留下了千古美名。因为经济拮据，有时也会采摘一种野生藤菜果腹，可他做成羹汤后，觉得其味堪比西湖莼菜，当即赋诗赞美：“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可见，再恶劣的生存环境，也无法阻挡他对美食的孜孜眷爱。

    纵观苏轼的一生，可谓是一段漫长的贬谪岁月。他在辗转奔波的崎岖跌宕中，不仅要承受政敌的排挤，仕途的失意，才华不得施展的苦闷，还要面对物质生活的窘迫。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颓废消沉，而是时时保持一份从容淡定的旷达襟怀。从自己动手的丰衣足食中，寻找生活的乐趣，把舌尖上的物欲享受，升华为一种具有审美情趣的高雅艺术。并将美食这一普通的生活题材，融入到诗词作品中，酿成一朵独具鲜香滋味的文化奇葩。

 

 
 

中国古代的一部分文人，在看淡利碌功名后，往往会选择寄情山川林泉来逃遁世俗，从而获得超然物外的逍遥境界。北宋林逋，则堪称这一特殊群体的代表人物，他在西湖边的孤山上，以植梅养鹤吟诗作画为乐，留下了一段隐逸慢生活的千古美谈。

   隐居孤山的林逋，在与湖光山色的亲近中，愈发地与现世疏离，并将这一方浪漫自由之地，视为心灵的安顿之所。乐意享受生活情趣的他，在荒丘处结茅为庐，编竹为篱，并修筑亭园，相地栽花，为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栖息地，创造更多的诗情画意。
 

他像农夫一样，身着粗麻布衣，低头掘石锄土，心怀喜悦地遍植梅树。众芳凋零的严寒时节，梅花傲然绽放，满目鲜妍明丽，在小园中独领风骚。陶醉于此情此景的林逋，因此写下了不少的咏梅诗，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句，不仅成功描绘了梅花的清幽神韵，也表现出了作者的高洁情趣，堪称咏梅诗的千古绝唱。
 

二十多年的隐逸生活中，他孤身一人，未曾婚娶。惟喜“调鹤种梅如性命”， 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梅以和靖为知已，可以不恨矣。”恐怕是为林逋痴爱梅花，做出的最好注脚。而林逋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赋予了梅花独特的人格，让梅花在隐逸文化中，得到了与菊花同等尊荣的地位，丰富了隐逸文化的内涵。
 

翻阅林逋的诗作，千年之前的山野气息迎面扑来：“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白描的生活场景，依依袅出一股清新闲淡之风，那是久被山水滋润的灵魂，自然流泻出的一汪胸中春意。
 

据《孤山隐迹》记载，林逋在诗、词、书、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可他每每落笔欣赏之后，“随辄弃之”，毫不珍惜。有人劝道：“为何不留存下来，传之后世？”他则淡淡答道：“我的志向就是晦迹林壑，今世都不想出名，何况后世！”仅有的作品，也是经朋友搜集，才得以传世于今。不过，正因为有了这份不为物役的淡泊情怀，林逋的诗作才如此气韵动人。
 

退避山林，却锁不住诗名远播，慕名前来拜访的文人名士络绎不绝，其中就有梅尧臣、范仲淹。诗文清奇的林逋却并不清高自傲，而是与他们雪天饮酒，围炉唱和。还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反而是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赵恒闻其名，请他去给太子教书，这一千载难逢的美事，却被他一口拒绝。自谓：“然吾志之所适，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
”

    可见，林逋的隐逸慢生活，既恬淡温润又透着自由洒脱。他以山林为家园，并终老于此，虽隐于林，却非厌世，实则只为避开红尘纷扰，换来内心的风烟俱净。但是今天的我们，不再倡导用“隐逸”的方式，去体味慢生活的真谛。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都需要我们跳出个人情怀，去担负责任，胸怀天下。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北宋著名女词人。她以一阙咳珠唾玉的《声声慢》，彪炳于文学史册，至今仍为人们赞叹不已。这首词因其意境悲婉感人，引得后人也给她本人贴上了忧愁的标签。其实在写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段文字之前的李清照，所享有的是一种闲适优游的闺中慢生活。
 

穿过千年的烟尘，一处精巧的后花园里，夏季清晨的露水正浓，年少天真的李清照一脸柔倦，刚刚“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正欲换下被汗珠湿透的薄衫时，见有人来，情急之下只得“袜刬金钗溜，和羞走”。无意回眸一望，竟是一位翩翩公子，少女的芳心顿时如小鹿乱撞，于是停下脚步，偷看心仪之人，可又怕遭人耻笑，只好“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里的这一幕，传神勾画了一个怀春少女的娇羞之态，这也是作者李清照在碧玉年华，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李清照18岁时，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婚后夫妻恩爱伉俪情深。两人诗书唱合，赏玩字画，收录金石，共同的情趣爱好成为他们美满婚姻的牢固基石。新婚不久，赵明诚便负芨远游，在独守空闺的寂寞中，李清照把对丈夫的相思之情借烟霞妙笔，融入曲意婉约的《一剪梅》中：“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可谓字字珠玑，又句句情深。
 

重阳佳节，思亲尤甚，夜半孤枕难眠的李清照将千种离愁、万斛别恨，凝聚成一阙真挚缠绵的《醉花阴》，寄给思念中的丈夫。赵明诚读罢，叹赏不已，又自愧弗如，于是发誓要写一首词超过妻子。他闭门谢客，忘寝三日，得十五阙，将易安词混于其中，请友人点评。结果友人说：“只三句绝佳，‘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个故事流传极广，可以想像一下，这对夫妻是在怎样的相互爱慕与激赏中，享受着情洽意合的幸福和甜蜜。这也令今天许多仅凭优渥的物质条件选择另一半，却终生同床异梦的人感到艳羡不已。
 

李清照后来在《金石录后序》里，这样追忆和赵明诚琴瑟合鸣的生活：“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琐屑常事，竟也情趣盎然，一股欢愉气氛扑面而来，让人倍觉温馨。当时的夫妻二人，并非富贵人家，反而“赵、李族寒，素贫敛”，常常典当衣物换一点钱，到相国寺买回喜欢的碑文或拓本，于灯下相对展玩。生活虽然清贫，却充溢着高雅的情趣，使他们获得全身心的快乐和满足。
 

 

 

 

三百年前的明末清初，虽然还没有“慢生活”一词，兰溪才子李渔却远离尘世功名，在亲手修缮布置的芥子园里，醉心于一种自由丰盈的优雅生活，并将自己多年来种植花草、衣食起居、娱乐养生等方面的生活经验，用简洁生动的文字，著成了《闲情偶寄》一书。
 

《闲情偶寄》，顾名思义，写的都是生活闲事。不过，当你翻开一读，便能读出品味不俗的万般情趣。让今天的我们透过几百年的烟尘，不仅感受到李渔其人的率真可爱，更倾羡于他在与自然、艺术的默契相融中，所享有的人生轻喜之美。
 

李渔的生活虽不富裕，却不妨碍他处处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格调。比如他对水仙爱如性命，某年春节，在“度岁无资、衣囊质尽”的窘境下，仍然执意变卖簪饰而购花。理由是：宁短一岁之命，勿减一岁之花。可见在他心中，精神的愉悦远胜于物质的享受。
 

在李渔眼里，花草不仅仅是植物，更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朋友亲人。所以他笔下的花草，皆有人一样的情感和品性。他写紫薇是一种怕痒的树，知痒则知痛，知痛则知荣辱，因此树木与人、动物一样，也需要尊重，不能因为它不会说话就随心所欲地乱砍乱伐。
 

在饮食方面，李渔提出要“重蔬菜、崇简约、尚真味、主清淡、忌油腻、讲洁美、慎杀生、求食益”，是一种既低碳又不失人道主义的饮食之道。并且提出“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他的这些观点，与我们今天倡导清淡饮食的养生主题，竟然不谋而合。
 

在居家装饰上，李渔充分展示其别出心裁的创意，将一方居所打造得精致舒适，四面墙壁“皆冰裂碎纹，有如哥窑美器”。 他还把家里的窗户做成画轴的样子，窗外置以假山、流泉、松柏，看上去就像墙上挂着一幅画。晚年，他住在西湖边上，将窗户正对着西湖，就像是一幅西湖风景画悬于窗台，晨昏日月有异，四季风景不同，真是妙趣无穷。

李渔对女人的修容服饰也有不俗的观点。他认为，女为悦己者容，但要“容”得自然，不可刻意而求之，不然就失去了真美。旧时女子有裹足的恶俗，以三寸金莲为美，李渔对这种只满足男人的感官享受，而摧残女子身心健康的腐朽陋习提出批评，足见他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境界之高。
 

兵荒马乱的明末清初，大多数人所求的无非是现世安稳，可李渔并不满足于此，他不仅要把日子过得舒适宁静，还要自由惬意风情万种。《闲情偶寄》便是他一生闲雅生活的归纳和总结，这对当下的人们而言，不失为一本启迪心灵，提高生活品味的艺术指南。
 

    当今天的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日益觉得灵魂枯萎，再也嗅不到花草芳香时，不妨慢下来，读一读李渔的《闲情偶寄》，让那些清新短隽的文字，带我们重归恬淡安宁的心灵花园，去感受更多的诗情画意。

 

 

先哲穆罕默德说：“如果你有两块面包，你当用其中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拥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就应该去满足灵魂对诗意的追求，从而获得精神的丰盈和快乐。千年之后，有一个中国文人，用一种特行独立的行为方式，把精神享受这一哲学命题，愈加推向了至高境界。
 

他就是袁枚，清代著名才子，于盛年辞官告归，筑园林于石头城下，自号随园老人。好友钱宝意作诗颂赞他：“过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领取十年卿相后，幅巾野服始相应。”他亦作一副对联：“不作高官，非无福命祇缘懒；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自此，他在充满诗情画意的随园，度过了近50年的闲适慢生活。
 

随园本乃一处废园，袁枚买来后，依照自己的审美情趣，重新布局整饬，将其打造得风光旖旎。修缮一新的园中景致，从其所作的《杂兴诗》中可见一斑：“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手书：“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袁枚虽然耗费心血财力建造了随园，却并非只为奢靡享乐，而是将这片清幽静谧之地，辟作他理想的读书地。他在园中筑“所好轩”书屋，将40万卷古籍珍藏于此，终日遨游其中，饱受书香浸润。并专门作了一篇《所好轩记》：“所好轩者，袁子藏书处也。袁子之好众矣，而胡以书名？盖与群好敌而书胜也。”寥寥数语，道出他爱好书籍的原因。而他的赏读诗书，也不是为了求取功名，仅仅只为品味人生，步入丰饶富足的精神天地。
 

博览群书的袁枚，终生致力于文学，著述甚丰。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乃经典饮食名著《随园食单》。在这部书中，袁枚运用比喻、对比、夸张、拟人的修辞手法，时不时嵌入典故，将说明性的内容，写得晓畅明白生动有趣，尽显其在文学、艺术、审美方面的超常才情和品味。其中好多菜肴的做法，仍被今天的主妇们孜孜效仿，成就餐桌上的鲜香美味。
 

晚年时的袁枚，徜徉于自然山水之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喜爱品茶的他，在饱览秀美风景的同时，也一并遍尝各地名茶，并将之一一记载下来，留下了丰富的茶文化资料。从各地茶叶的成色、特点，所用的茶壶、器具，冲泡的时间、水质，再到饮茶的环境、步骤，及茶汤入口入心的感受，均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写。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个对茶艺有相当研究的人。而懂得品茗之人，亦是懂得品味生活之人。
 

如此书香袅绕，茶香氤氲的闲淡静好，岂能不让日子过得诗意四溅？也难怪袁枚从此不复出仕之念，闲来掬水弄月，花鸟相伴，一派悠然自得，让人好生艳羡。可见他比一般人更早地顿悟明晓，凡俗生活里漾出的逸情别趣，才是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的真正所需。世人所追逐的千金裘五花马，可以带来物质生活的耀眼，却终难填补精神世界的荒凉。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红尘中一亮相，他是风流倜傥的翩翩公子；空门里一入禅，他是精研律学的佛法高僧。于是，他的人生一分为二，前半场是李叔同，后半场是弘一法师。
 

两种迥异的人生，呈现在同一个人身上，难免让世人生出诸多疑惑。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探究从来不曾停止，却又从来没有答案。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归隐佛门的弘一法师，并不像任何一个心灰意冷的厌世者，仅仅形容枯槁了此残生，而是在佛门圣地皈依自心，以笃志清修的方式，收获了一种喜乐圆满的禅意慢生活。
 

“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李叔同，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引入国内，且在诗词、音律、金石、篆刻、书法、丹青、文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但这样一位名噪一时的天才人物，却在39岁时，于虎跑寺落发为僧，将曾经的浮华喧嚣、名利风光和恩爱缠绵彻底割舍，从此一洗铅华潜心修佛。
 

弘一法师出家后，几乎放弃了他所有的艺术特长，以示断绝世间的痴念，却唯独对书法之爱贯穿终生。因他认为书法抄经施赠，亦可渡人。于是在佛祖的含笑注目下，将内心的温良谦恭蕴涵于毫底尖端，笔走龙蛇间，字体愈发朴拙清淡，充满了宗教赋予的超凡宁静，令人见字如闻佛法。这样的笔墨逸品，将书法艺术和佛学修为，双双推向了至高境界。
 

拥有深厚艺术功底的弘一法师，在宣讲佛法的过程中，不吝字如金玉，在各地寺院撰写了许多嵌字联语，通过广结墨缘的方式，来劝人为善并终生向佛。他书写的那些内容深刻、极富哲理的名联，不仅是一道展示书法精品的风景线，更是一方警示世人的文化瑰宝。至今读来，仍能于酷热暑天，生出清凉之意。
 

他对佛学的贡献也是功德无量，一生致力于南山律宗的研究与弘扬，并以身体力行，体验着这种天下间最苦的修道方式。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吃饭不让用冬笋和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要比其它素菜贵几倍。而多用清水煮白菜，放少量的盐，绝不用油。每天的时间被阅读、讲律、礼诵安排得满满的，傍晚时分持珠念佛，入夜就寝，绝少点灯。如此清心寡欲地持戒苦行，终成受人景仰的一代高僧，并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对佛法充满了虔诚和献身精神的弘一法师，并没有在一方净地乐享清静，当方外世界愈发地纷扰不平时，他痛感于众生疾苦，以赤热心肠写下“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的卷语，以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并号召僧侣勤俭救国，广行善事，在民族危亡之际，展示出了他久沐佛香的芳香品格。
 

与佛结缘的弘一法师，如同一位慈祥的天使，心中深藏对万物众生的热爱和悲悯。每每就座之前，总会先摇一下藤椅，以免藏身其中的小虫被压死。临终时，还要求弟子在龛脚垫上四碗水，以免蚂蚁爬上尸身，被不小心烧死。这份慈悲为怀的护生善心，足以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人与同类尔虞我诈、对动物极尽杀戮的狰狞戾气。

 

 

 

提及丰子恺，现代人并不陌生。他为人善良慈悲，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在虚伪倾轧、贪婪丑陋的俗庸社会里，始终葆有一颗纯朴天真的赤子之心。一生致力于文章、绘画的他，执着地追求恬淡超然的艺术乐趣，以优美柔和的笔触，挥洒出书画人生的新境界。
 

丰子恺的一生，像一条清晰而没有岔路口的铁轨，从起点到终点贯穿始终的，只有“艺术”二字。作为一个受人敬仰的漫画家和散文家，他不仅著作甚丰，且作品流传极广，直至今天，那些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细腻和温情，仍像一泓清冽的甘泉，娓娓滋润着万千读者的心灵。
 

儿时的丰子恺，生活在极具浙西风情的石门湾乡下。故乡的锦绣山水、风土人情，成为他一生咀嚼不尽的甜蜜回忆。他饱醮挚情，为那些同气连枝的邻里乡民，写下了诸多朴素平实的文字，收录在《缘缘堂随笔》里。而雅洁幽致的“缘缘堂”，不仅是丰子恺的现实家园，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在这片温馨桃园里写作和绘画，与艺术渐入水乳交融的佳境。
 

丰子恺一生最大的成就，当属他的漫画作品。他的画笔墨洗练，意境深远，往往是寥寥数笔，便在有限的纸张上，延伸出无限诗意的空间。比如他用疏朗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一弯月牙，檐下竹帘高卷，一把茶壶，几个茶杯，徒留两张空椅，题款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面大片的留白，有说不出的寂寥和忧思，让人在清冷氛围中，油然生出几许伤感喟叹。
 

众所周知，丰子恺是一位最热爱儿童的艺术家。他疼爱孩子，羡慕他们的天真无邪，并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从他们的生活中，则可以体会到最纯真可爱的意境。所以，他的许多漫画，皆是就地取材。诸如孩子们搬凳子“办小人家”，或者脱下自己的小鞋连同妹妹的新鞋穿在凳子的四只脚上，又或者拿着两把薄扇凑在胯下当自行车骑，这些日常嬉戏之趣，都成为丰子恺随手拈来的好题材。展现在画笔下，流泻出活泼泼的尘世欢喜，让人看了，总能快意地笑出声来。
 

而丰子恺在绘画上最美的收获，乃是穷尽毕生精力，与弘一法师合作的《护生画集》。所谓“护”，乃呵护保护与守护之意；“生”则指众生及世间万物。“护生”的意思，则为爱护众生，守护善心。在这部由老师配文，丰子恺作画的诗画集里，我们看到煮在锅中的鳝鱼为护佑腹中之子，头尾已在滚水中烫熟，却仍将中间身体倔强地高高拱起；而一群雏鸟环绕地上的片片羽毛，题曰“雏儿依残羽，殷殷恋慈母。母亡儿不知，犹复相环守”。每一幅画面，每一首小诗，皆融入师徒二人相同的仁厚情怀，让今天读画的我们，大受触动的戚戚之心，瞬间变得柔软不忍。
 

这样的画，在他以前从没有人画过，在他以后也无人超越。而他也因了这自成一格的画风，得到了民间大众的真诚喜爱，并赢得了“中国漫画之父”的美誉。他的一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与艺术深深地和谐交融。即便是古稀之年的文革浩劫，也无法阻止他坐在“牛棚”里与文朋画友谈笑风生，尽显其从容淡定的风骨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