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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错配，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领域与房地产领域以及重工业这三个领域。错配的严重程度没人能够确定，但是其严重程度至少已经影响到中央决策层了，否则中央政府也不会对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企业实行如此严格的调控了。这意味着，这两个领域的泡沫已引起决策层的关注与动作了。

中央对地方政府投资和房地产企业实际严格调控，实际上采取的是对地方基础设施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定点爆破政策。由于金融资源已经出现错配，导致经济出现困境，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在中国金融体系治理能力缺失导致资源配置能力低下的条件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促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创新型的民营经济，反而会使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行业与基础设施行业，加剧资源错配程度，将中国经济引入更大的深渊。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因此一方面希望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政策，一方面用非市场化的行政手段防止资金大量分流至基础设施与房地产领域，寄希望其转而流向实体经济，可谓用心良苦。

只要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垄断格局不发生改变，金融市场的金融治理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不可能有大的提升，依靠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来消除金融资源错配只能解决一时之困，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正如八十年代的价格改革，根本的方式是要改革不合理的价格决定体系，由计划定价转变为市场化定价，如果仅改革局部或一时的商品价格扭曲，即使能有一定成效，形势一旦变化，原先合理的价格体系又将出现扭曲，将会陷入无穷尽的调整扭曲再调整再扭曲的过程中去。

如何打破金融配置体系的垄断格局，是未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课题。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本就在于资源配置的方式，金融资源配置体系的垄断不能打破，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不能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就不可能真正确立。而目前由于寄生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发展壮大，要打破垄断，就会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必然会受到他们的反对。

我担心，中国已经到了即使能够发现问题并已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社会已经僵化到了任何有效解决问题的措施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实施的地步了。日本已是前车之鉴。

因此，可以说，今日中国的经济问题，解决之道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中国需要再出现像邓小平那样伟大的政治家。
   然而，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屡出重大危机，不时需要伟大的政治家才能解决，表明这样的体制本身存在问题，急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