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在市郊租过一年房。

那套房子是独门独院，一共四间，我们住两间，另两间住的是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男的二十三、四岁，个头儿不高，长得很壮实；女的看样子只有十八九岁，模样周正，长得很俊气。那个时候我和妻子工作都很忙，每天早出晚归，和他们几乎不碰面，我只知道，男的叫王斌，大概是个出租车司机，只是每天出车都很晚，早晨我们上班时，经常看见出租车停在院子里，女的总是在家，可能没有工作，碰到我们时微微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有一次，是个星期天下午，我午睡刚醒，躺在床上懒着不愿起来，突然从隔壁传来一阵吵闹声。吵闹声越来越大，后来传过来啪啪的打击声，和女孩儿的哭声，我和妻子连忙赶过去，进屋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酒气，王斌一手拤腰，一手指着女孩儿，还在骂着，女孩儿蹲在地上，捂着左脸，嘤嘤地哭着。妻子扶女孩儿在床头坐下，我则把王斌拉到我们家里，一番口舌，总算把他们之间的这场风雨平息了。从他们的口中，我们也知道了原委，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临了妻子把王斌说了几句，说你这么一个男子汉，怎么能随随便便对妻子动手呢？能娶到这么好的姑娘，你算是烧了高香，以后一定要珍惜！王斌红着脸说都是我不对，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从那件事以后，女孩子跟我们特别亲，每当我们有空儿就过来坐坐。逐渐地我们也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她叫小蕙，家住在偏僻的农村，去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没考上，不愿意在山里呆一辈子，父母就托人为她寻了这么个人家；王斌刚见面时看着不错，成亲以后才知道，他才初中毕业，连个工作也没有，后来家里凑钱给他买了辆车开出租。听到这些话我为小蕙觉得不值，但这话我只能对老婆说说，值不值的，我们说了不算，人家自己愿意就行了！

另外，我们还得知，他们住的是王斌的叔叔的房子。这么说起来，他还是我们的小房东，以后说话可得注意了。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小蕙又来我们家，看见床头上有本金庸的《碧血剑》，拿起来翻了半天舍不得放下。我看出她的意思，说：“你想看就拿去，这是图书馆的书，不要弄脏了，看完了想看我这儿还有。”从那以后，她就常常到我这里借书，有时还跟我讨论书中的情节。还有一次，儿子坐在书桌旁做作业，是证明一道几何题，她看见了也跟着做，并且竟然证明出来了。她很聪明，如果当初能有一位好老师，考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这都是命，谁让她出生在农家，并且住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沟里呢！那里的师资条件能好吗？！

一年以后，单位分给我一套五十平米的住房，我们就搬离了那个小院儿，也告别了王斌、小蕙他们一家。

新分的住房离单位不远，就在车站附近。每天傍晚，我或者妻子都会到车站附近的市场上买菜。九十年代初，站前建了一座集贸大楼，不久大楼附近出现了一条小吃街，有一天我从旁边路过，看见一个大排档里有个人影儿有点熟悉，好像是小蕙，她也看见了我，走出来说道：“进来坐坐吧，刘哥！”我说：“我还有事，不进去了。这是你家的面馆吗？”“是我和孙姐合办的。”“祝贺你了！生意还好吧?”“还行吧，小本生意，挣一点咱就满足了。”她看起来变化很大，不再像过去那样见人说话怯生生的，当然，也不再是那个小女孩儿的模样，胖了点儿，成熟了许多，也更漂亮了。从那以后，每当走到集贸附近我都远远地向那面看。我不是想看到她，只是希望她的小面馆能办得红红火火的，几个月后发现她们的面馆关门了，从那以后就失去了她的消息。

2011年夏天，在来到天津十年后，我们终于拿到了公安分局签发的户口迁入许可证。八月中旬，我乘火车回通化办迁出手续，回程的火车票比天津、北京都难买，卧铺票更是想都不用想，于是我决定先坐汽车到沈阳，再坐动车回天津。长途客车票只用了十分钟就买到了，我的座位在倒数第二排，靠过道。上车的时候，发现里面坐的是一个红衣女人，头靠在前座的靠背上正在打盹儿，浓密的黑发披散到肩膀上。车开动的时候，她直起身来，看见我，惊喜地叫道：“呀！是刘哥！”

我这时才发现这个红衣女人是小蕙！她比十多年前还要胖些，但丰满而不臃肿。她应该四十多岁了，只有眼角处有几条细小的皱纹。坐在车上无事，我们几乎聊了一路，原来几年前她跟朋友一起来到沈阳，借钱开了一家小饭店，生意还不错，借的钱当年就还上了。王斌现在在饭店里负责进货。

快到沈阳的时候，她打出了两个电话，头一个是给王斌，车快到站了，让他开车来接，另一个是打给一个朋友，告诉他她回来了，让他请吃饭，还问他她这个月的话费他交了没有。

她的这个电话让我惊讶，觉得她突然变得很陌生,最后那句一般人会觉得难以启齿的话，她竟然能当众大声地说出来。她和那个男人什么关系呢？能让他给她交话费，可见关系不一般。周围有人转过脸来好奇地打量我们，好像在探究我们俩是什么关系，让我十分尴尬，车一到站我就匆匆地下车走了。

人真的会变的，环境变了，人也就变了，小蕙的改变大概也是适应环境的结果吧。我理解她的改变，但依然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