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月

一

那是在春天，梨花开放的季节。

那天早晨我第一节没有课，到教室里巡视了一遍，看到任课老师来到门口才走出教室回办公室。在走廊里遇见了她。

她有一张略呈三角形的白嫩的脸，尖尖的下颔，明亮而有神的大眼睛，穿一件米色小翻领制服上衣，黑色的涤纶裤子。

“同志，请问校长办公室在哪？”她看见我问道。

校长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我带她走了过去。第一节快下课的时候，教导处周主任把她带到我们办公室，介绍说：“这是新来的陈怡老师，从明天起接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两个班的语文。这位是教二年级语文的李老师。”于是我们就成了同事。

二

她也是去年的师专毕业生，只不过与我不是同一所学校。八月份报到的时候，她被分到四道沟中学，那是一所小学戴帽中学，外派的老师只有她一个人，学校没有宿舍，吃住都很不方便，校长实在安排不了，向教育局反映，才把她调到我们学校。

其实我们学校的条件也不好，虽说是市属中学，办学只有两年的历史，学校原来在公社院里，教室是几间破草房，我来到之后才搬到一个下马的勘探队的场部旧址，办公室、教室都是用勘探队的办公室、实验室、仓库改建的，地方比原来宽敞多了，房舍也够用，只是孤零零地藏身在山窝中，离最近的生产队四里多地，离公社更有八里多地，全校有近一半的学生需要住宿，其他学生每天住返大多要走十五、六里地二十多里。学生、老师的宿舍都是原来的工人宿舍，每套一间，中间打个间隔，里间打了铺炕，外间是炉灶，带家的老师、住宿的老师和学生住的都是这样的房子。当然，学生住每间要安排六七个人，而老师住一般只有二、三个人。

三

陈怡到校之后，就坐在我的对面，下班的时候，时常与我走在一起。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还没有对象，看中我的我看不上她，我看中的嫌我出身不好。陈怡的到来又使我暗暗萌生出希望。

一个星期天，我没有随其他住宿的男老师到市里闲逛，早饭后躺在宿舍里翻了几页书，就又走了出来，看见陈怡在她们宿舍门口洗衣服，就走了过去。

“有没有衣服？我帮你洗洗。”陈怡说。

“那咋好意思，”我说，“我想到后沟走走，你想去吗？”

“我还没去过呢！等我一会儿！”

陈怡洗完手头的衣服，拧干晾在门口的绳子上，和我一起往后沟走去。

已经是五月下旬，沟两旁山上绿树葱茏，野草繁茂，草丛中零零星星开着蓝色、黄色的小花，一条小溪从沟底流过，水声潺潺，清澈透底。

“你吃过这种野菜吗？”陈怡从路边掳下几种植物，问我。

“这种吃过，四叶菜，这种没吃过。”

“这是猫爪子。看看，像不像？”陈怡举着那种野菜，问我。

我接过来看了看，果然有些像。

“你认识的野菜很多吧？”我问。

“我们家是农村的，从小就到地里去采。”

“你适应山区的生活吗？”

“刚来的时候不适应，两面都是大山，感觉被压得气都喘不过来，现在好些了。”

“那喜欢这所学校吗？”

“不喜欢，不过比四道沟强多了。你呢？”

“我也不喜欢。”

“没要求调转？”

“去教育局找过，没人理。”我叹了口气，“慢慢来吧，总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

“你怎么还不找女朋友？”

“没有合适的。”

“眼光太高了吧？”陈怡笑着问我。

“高什么，我还怕人家嫌我出身不好呢！你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也是没有合适的。其实出身不好算什么！国家政策不是说，出身不由已，表现在个人嘛！”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我装作无意似地问。

“有才，有工作，对我好就行。”陈怡看着我的眼睛答道。

“你看我够不够你的这个标准？”我厚着脸皮问。

“我看你，就是有点傻，这么多天等着你问，还得人家自己说。”陈怡红着脸说，说完羞涩地低下了头。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把抓住她的手：“真的？”

“傻样儿！”陈怡涨红着脸瞪了我一眼，笑着扭过头去，两手握在一起，任由我把她抱在怀里。

四

学校小，我和陈怡的事很快同事们都知道了，连周主任都对我说：“祝贺你，李老师！什么时候结婚说一声，学校有空宿舍，要一间收拾收拾。”

有一天我第三节没课，陈怡也没课，我想找她商量商量结婚的事，却不知她跑哪儿去了。快下第四节课的时候她回来了，见到我有些不自然，我问她到哪儿去了，她说校长找她谈话。

“他找你谈什么？”

“说要给我介绍对象。”

“这个老混蛋！他不知道我们俩要结婚了吗？”

“我告诉他了，他说，没结婚我就还是自由的，让我自己选择。”

“他给你介绍谁？”

“教育局长的儿子，现在在药厂当保卫干事。”

“你怎么说的？”

“我说咱们俩挺好的，很快就要结婚了。”

“他又怎么说？”

“他说你自己考虑，你愿意在这里扎根你就和李老师结婚。”

我恨极了这个老东西，你不祝贺我也不应该破坏我的婚姻。学校老师都知道他和教育局长是小学时的同事，局长提拔起来之后也提拔他当个校长，其实他一点水平都没有。

“我觉得，”我说，“现在我们应当抓紧时间到公社去登记，只要登记了，他就什么招都没有了。”

“可是，”陈怡犹豫地看着我，“怎么也得和家里打个招呼吧？我还没和我爸我妈说。”

我无言了。陈怡的话说得对，这么大的事怎么也应当和家里老人说一声，但是我又担心夜长梦多。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见陈怡无精打采的样子，眼圈发黑，显然夜里没睡好。间操的时候，校长又把她找了去，午饭的时候没见到她，说是去市里去了。

陈怡再没有回来，几天后校长对大家说她调到新筹建的市图书馆去了，她的行李物品是她未来的丈夫托人开车过来拉走的。

陈怡给我写来一封信：

志新：

你好！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我们的爱情。我没有和你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因为我实在无脸面对你，当着你的面我说不出这些话。

我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我实在不愿意一辈子都呆在那个地方，我也不愿意你一辈子呆在那样的地方。如果我们结了婚，不但得罪了校长，也得罪了局长，更是连要求调转的理由都没有了，只能安心地在那里扎根了。

我知道我这样做很自私，你恨我，骂我，我都无话可说。

忘掉我吧！我配不上你，相信你会找到一个爱你的好姑娘的。

……  ……

我没有看完，就把信撕碎扔进炉灶里，当天夜里我就发烧到39.5℃。第二天早晨我强挺着去上班，但是病弱的身体太不给我长脸，很快就被同事们送回了宿舍。

我在炕上躺了三天，同事、学生们都纷纷来看我，校长也来了，那时候我的病情已大有好转，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没有吱声。他讪讪地站了一会儿，就出去了。没过多久，他也调走了，到市里一所中学当书记。我当然也没在那所学校呆一辈子。

二三年后，一次我到市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出来时偶然遇到了陈怡和她的丈夫，——我猜那一定是她的丈夫。陈怡抱着个孩子，站在马路边，一个矮个子胖敦敦的男人站在她的对面，两个人在吵些什么，男人显然喝过酒，醉醺醺的样子。

看见我，陈怡不自然地低下头，我把脸扭到另一个方向，没看见她似的，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