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公

大约二十多年前吧，我看过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狗日的粮食》，虽然作者的名字忘掉了，可是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却如刀刻般铭记在心里。小说写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河南农村的事。一对农民夫妇在大跃进前后“跃进”出五个子女，本以为到了共产主义了，可以天天大米白面管够造了，可是没想到三年“自然灾害”来了！粮食吃光了，糠麸吃光了，每天靠野菜树叶活命。有一天女人在下工路上看到有几摊新鲜的牛粪，几摊露出几十个玉米粒的稀牛粪——农民朋友都知道，牛吃玉米是整吃整拉，不消化；如果要喂牛，必须是把玉米面掺在饲草里喂才行——女人便小心翼翼的用小树棍把稀牛粪中的玉米粒子都拨拉出来，竟然有五六十粒。她把玉米粒捧回家，用清水洗干净了，然后和野菜放在一起煮，一家七口香香的吃了一顿。

我是含着泪读完那篇小说的，三十多年过去了，可是那一家七口饿吃的样子却始终在脑海里刻着。我从小在省城沈阳生活，虽然也挨过饿，但是当时如果有人要我吃牛粪里的玉米，我是死也不会吃的！那颜色，那气味，吃得下去吗？可是下乡之后才知道，这种事在咱们东北农村也并不稀奇。我所在的五队的老社员给我讲，60年队里春天种花生，为了防备饥肠辘辘的社员偷吃极珍贵的花生种，老队长赵六子想出个绝招——用稀牛粪水拌花生种，结果失败了，种地时好多人偷偷的用衣服把花生种上的牛粪搽几下，香香的把花生种嚼吃了。第二天有人想出来妙招，又在牛粪水里加了六六六，才管用了。

1975年，我结婚了。我的岳母和妻子给我讲了很多挨饿那三年的辛酸往事。我家下放那个中固村，那时叫开原县中固公社中固大队，全村有10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大约有三百多口人。岳母说，1958年那年是风调雨顺啊，庄稼长得特好，社员们老高兴了！那时候上面说，我们中国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各家各户再不用自家烧火做饭，把锅交给大队，砸碎了炼钢。每个小队建立一个大食堂，每天饭菜管够吃，管够造。那年的秋收，像打仗一样，叫“秋收大会战”。公社要求在短时间内必须把庄稼割完收完，紧接着就是秋翻地，深翻地大会战。地里的高粱苞米大豆还没有拉利索，后边的东方红拖拉机就跟腚上来翻地，黄澄澄的大苞米棒子眼瞅着被扣在泥土里，社员心疼啊！可拖拉机不心疼——报纸、广播里天天放卫星，亩产都是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咱中国的粮食多得都没处放，连毛主席都发愁，扣地里点儿算个啥呀？“秋收大会战”胜利结束，紧接着就是“深翻地大会战”，公社要求土地必须深翻，全体男女劳力齐上阵，红旗随风舞，锣鼓闹喧天！翻地的深度从一尺二尺增加到三尺四尺，像挖战壕倒粪堆似的。老农们心里嘀咕“活坑人”，“劳民伤财”，可反对深翻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革命，谁敢说呀！只能听命令瞎干，把好好的黑土地翻成了黄土橛子，还增什么产哪！

报应很快就到了。58年末，上边根据下边放的“卫星”产量，多征收了不少粮食，各小队的粮食储备都很少。到了59年末，吹大的牛皮终于冒了炮。大食堂再没有了往日的热热闹闹，欢欢喜喜，高粱米小豆干饭变成了稀米粥，窝窝头变成了苞米面稀糊涂，后来稀米粥苞米面糊涂也喝不上溜儿了，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从6两，半斤，降到4两，3两，挨饿的日子开始了。

3两粮食吃一天，还没有肉，没有蛋，没有多少油水，菜也少的可怜，人饿成啥样，可想而知。上边后来推广“粮食增量法”，其实是自欺欺人，画饼充饥；号召“瓜菜代”，可哪来的那么些瓜菜呀，只好挖野菜、剥树皮充饥。有人脑筋活，打上了老鼠的主意。秋收后，上冻前，有人去挖耗子洞，竟然挖出来半口袋苞米粒儿！人们竞相模仿学习，谁也不知道吃老鼠粮会得什么什么病，都拎着铁锹到处找耗子洞挖，果然大多都挖到了粮食。老鼠的口粮救了农民的命，可是却要了不少老鼠的命！被铁锹拍死的粉红粉红的老鼠崽子不说，就是绝望后在豆秸树杈子上，上吊自杀的老鼠妈妈又有多少呢？没有人统计过。那时候大人孩子的模样，用“面黄肌瘦”“皮包骨头”来形容，都有些不够用了。慢慢的，很多人开始浮肿，胖肿的腿肚子，一按一个坑。人们绞尽脑汁寻找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各种野菜、树叶树皮、麻雀青蛙泥鳅鱼蚂蚱，甚至蛇，老鼠，都成了救命的食品。我们5队有个老徐头，因为吃了几天的粉渣子，大便干燥，拉不下屎，活活憋死了。我的岳父因为饿上加病，没挺到61年冬天，就死了。粮食！粮食！粮食！粮食就是社员的天，社员的命啊！那时候，不要说是马粪牛粪里的粮食，就是看见大粪里的粮食，饿疯了的人们，也会抠出来吃啊！

我曾经问过岳母，每天那么一点儿口粮，人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岳母说，唉，苦熬呗!其实，最苦的是各家的父母啊！每天从大食堂打回来饭菜，父母总是让孩子们先吃，大人吃剩下的。虽然上边不让自家烧火做饭，但是人们还是把从地里挖回来的野菜用开水焯熟，加一点盐，吃了充饥。也有实在挺不住的人，顾不得要脸了，走得远远地，到县城省城去讨饭。讨来的一个窝头半张饼，自己也舍不得都吃掉，要攒下来送回家，给老人孩子吃。但是我的岳父岳母人穷志不短，是宁可饿死，也不丢那个人的！岳母和我妻子淑珍最感激的，是我的姨丈母娘一家！姨家住在开原县曾家屯公社红花甸大队，姨夫姓杜，是生产队队长。也许是山沟里日子好过一些？也许是敢瞒产私分一些粮食？反正是姨夫一家救了岳母一家的命！淑珍说，每到实在饿得挺不住的时候，姨夫都会像救星一样出现在中固街！有时背来半口袋苞米面，有时又送来几十个大饼子，五六个大窝瓜，让姐姐家不至于饿死。有时岳母还带上老闺女，坐一百多里汽车去妹妹家吃上十天半月的，好让老伴和小儿子能多喝两口人的稀粥。我的大舅哥俊庭已经在沈阳当工人，每月都从很可怜的三十几元工资中省出几块钱，邮回家里，添点口粮。二舅哥国庭跑盲流，“流”到黑龙江七台河桃山煤矿，混上个电工，没有再饿着。电影《地道战》有一句台词，叫“各村有各村的打法”，我想，在那几年，各家也都有各家的“吃法”吧？要不，大家怎么都熬了过来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的生命力，真的比野草还顽强啊！

我家下放那年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了劲儿，大食堂已经被取消了，各家各户又买了新锅，又开始自己做饭吃。每人每年能分到三百多斤皮粮，省吃俭用勉强可以吃到新粮快接头。尤其是每人都分了一点自留地，社员都叫它“救命地”。我们5队每人的自留地是一分七厘，种上苞米高粱之外，还可以种些蔬菜，极大地填补了粮食的不足。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批判刘邓，才知道，那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本主义“馊主意”，可是天知道，刘邓的“馊主意”救了多少庄稼人的命啊！

我1962年下乡，1966年初中毕业，1967年参加生产队劳动，1978年上大学，期间整整当了12年农民，也算个老社员了。那些年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粮食！每年冬天分口粮，顶多一口人三四百斤皮粮，“够不够，三百六”，能够吃吗？像我，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三百六皮粮，还不够半年吃的呢。我们社员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大家天天都能吃饱饭，大饼子熬白菜，顿顿管够吃。我现在仍然清楚的记得，每天上午10点多，接近午休时饿极了的那种感觉，肠子都疼啊，像要饿断了似的。粮食啊，狗日的粮食！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农民可以饱饱的把你吃个够呢？

大学毕业，当了二年中学教师后，1982年，突然听说农村要包产到户了，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大家开始还将信将疑：什么？包产到户？那不是复辟资本主义了么？后来看报纸，听广播，才慢慢知道，有个安徽，有个什么小岗村，有十几个人胆大包天，偷着搞包产到户；听说有个省委书记叫万里，竟然敢支持他们！后来看见县里、公社下来了工作队，开始开会，学文件，宣传农村改革。后来5队真的开始了包产到户，分地，分车，分牲口；后来我家老婆孩子竟然真的也分到了水田旱田，邻居老郭家竟然把生产队的大马车赶回了家——我才真的相信，真的是联产承包，包产到户啦！短短五六天的功夫，五队的600多亩地分到了60多家，大车小辆都分到了各家各户，吃了24年的大锅饭终于吃到头啦！但是结果到底咋样，大家伙心里并不落底儿。搞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合作化，难道就这么说黄就黄了？单干、联产承包真的能比合作化强？上边会不会再杀个回马枪，再来个土地改革，把土地和牲口再收回去呀？

1982年的春天，是我们五队最热闹的春天，最忙碌的春天，也是最快乐的春天！没有队长指导员的领导指挥，不用组长打头领着下地，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大小孩丫齐上阵，种地喽！丈夫刨坑儿，媳妇撒种，儿子扔肥，闺女培土，遍地都是人，到处是欢声笑语！往年生产队要种半拉月的地，现在不到一星期就都种完了。真是人勤地不懒，老天也帮忙。那一年风调雨顺，事事遂心。男女老少们快快乐乐的干到秋天，迎来了大丰收！细心的刘老农仔细估算了一下，水田平均亩产1100斤，玉米平均亩产也超过了1000斤，五队的600亩地，打出了超过生产队时900亩地的粮食！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辽北的农民兄弟，终于可以在自家的责任田里自由自主的种地了，终于可以每天放开肚皮吃饱饭了！中国的农民兄弟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吃饱大米白面猪肉粉条啦！

过大年了，在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中，我到几家街坊邻居家去拜年。看到那一幅幅充满喜庆的对联，看到家家都有高高大大的装得冒尖的苞米楼子，户户都有装满囤子的水稻，大人孩子都穿着簇新的衣服，满院子根儿嘎欢叫的鸡鸭鹅狗大肥猪，我心里特高兴！大伙儿都说：还是联产承包好啊！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联产承包，以后，咱农民再也不用担心缺粮食了！

2014-8-16  修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