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碗坪品牌文化介绍
个人日记
花碗坪
品牌文化介绍
2004年1月，我在台山市博物馆在上川岛新地村附近发现了明代瓷残片堆积区，从中采集到残片标本300多件（片）。
把捡到瓷器碎片集中撒在海滩上，不知是否有点像多年以前的情景？
其中有明嘉靖年间红绿彩人物碗残片。上绘人物鼻部高隆尖出，下巴处撇出一笔作为胡须，与中国传统人物画法风格迥异。 有十字架形底款青花盘。十字架的四角突出，成折角状完全对称形，为葡萄牙的独特标志。等等
这些瓷片是哪儿来的，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集中而又年代久远的堆积？
04年4月的一天，我和两位同事在川岛镇旅游办主任马国华的陪同下，步行来到上川岛西北部的新地村，它的前方海滩就是“花碗坪”。在太阳光的猛烈照射下，树上传来了今年我听到的第一声的蝉鸣。
村口，几名妇女和老人正在树荫下乘凉。他们说，小时候沙滩上就有很多带花的瓷片，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前辈老人都用一个传说来解释它们的存在：古代一艘满载瓷器的船在这里遇到风暴翻沉，瓷器破损沉入海底，后来，浪潮翻滚又把它们冲上了岸。
“果真如此吗？”我问马主任。
“还有另一种说法。2002年，黄薇（景德镇陶瓷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黄清华（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陶瓷研究学者）到上川岛考察。他们否定了沉船说，认为这里为一个因贸易形成的瓷片遗址。”
他们的理由是：第一，这里地势高而且平缓，船不能通行，也就是说不可能有沉船。第二，瓷片堆积区在海滩绵延500多米，中心区达100多米，而且数量巨大，瓷片所产生的年代也横跨30多年，不可能是一艘沉船所能造成的。根据这些瓷片的形态和特点，他们认定它为一个由长时间贸易而自然生成的残片堆积。
接着，一位村民向我们反映，最近有一些人到这里来收购瓷器碎片，看到没什么价值就没有再来了。
马主任告诉大家：“这些碎片对考古研究有用，但对个人收藏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们不值钱。”
相关历史记载：
古代东西洋航海路线要冲
上川岛是广东珠江口西侧最大的海岛，是珠江口外的一道重要屏障，其地理位置为古代东西洋航海路线之要冲，是古代番舶往来中国南海海域的必经要地。
明代郭斐《广东通志》载：“上川山之左曰大金门海（本注：在海晏都流接铜鼓海），右曰小金门海（本注：诸夷入贡，遇逆风则从此进），其西南曰寨门海（本注：乃番舶往来之冲）。”
《两种海道真经》是我国16—17世纪的重要针法，其中记载经过上川岛附近的航海路线有九条之多。
2遥想当年，大量的瓷器堆积在“花碗坪”，生产它们是为了内销还是外销？
走下沙滩，这里堆满了岩石，颇为难行。各种各样的贝壳散落其间，而我们要找的瓷片却难觅踪迹。
“这里有一块。”马主任弯下腰，捡起一块橡皮擦大小的碎片递给我。
这是一片青花瓷，像是饭碗的边缘部分，上面绘着典型的缠枝莲图案，表面光洁，色彩如新。
“这里有一块大的！”同行的司机有了新发现。
我看过去，是一块手掌大的较厚瓷片，应为一个大瓷盘的底边，上绘云纹，表面粗糙，色彩较淡，像是包了一层膜，既清晰又遥远，隔着几百年与我们对视。
200多米的海滩，我们一行4人一共捡到了20几块碎片。
找了一个地方，我们把“战利品”集中在一起，摄影的哥们“咔嚓咔嚓”一阵猛拍。
“这些瓷器碎片是什么年代，哪里出产的，都有哪些种类？”我问。
“主要包括青花瓷、红绿彩瓷和青花红绿彩瓷三类，青花瓷占了大部分。出土瓷片有明确的纪年款识，如‘正德年造’、‘大明嘉靖年造’和‘大明嘉靖年制’等，年代清晰，其上限为正德九年（1514），下限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经过对比其底款，确定为景德镇民窑所产。”马主任回答。
“它们与其他瓷器有什么不同，这些瓷器存世多吗？”我继续问。
马主任：“经黄微、黄清华研究，这里出土的瓷器有三个特点。一是，彩瓷的人物画法奇特，鼻部高隆尖出。这种‘深目高鼻’的人物形象与中国传统人物画法风格迥异。二是，出现了十字架形底款青花盘。十字架是葡萄牙的独特标志。三是，发现了一片带有青花铭文的残片。其铭文与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嘉靖年间瓷瓶颈部的一圈铭文完全对应。带有同样铭文的同样器型瓷瓶在传世品中共发现有7件，分别藏于今伊朗阿德比尔寺、葡萄牙Caramulo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尔博物馆等地。这些瓷瓶的装饰或为植物纹，或为动物纹，皆为16世纪中期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专门于1552年定制。”
如是，这些瓷器应该是外销瓷器，其中还有部分是订造瓷。
拍完照，两个同事奋力把我们捡到的瓷片扔进了海中。
有时，埋没竟是最好的保护。
3，令人好奇的是，当时的葡萄牙人是如何订制和买卖这些瓷器的？
初期来华的葡萄牙人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将订造的信息从广东上川岛传送到景德镇那个偏远的小城的呢？
据史料记载，1517年8月15日，葡萄牙国向中国派遣的第一个来华使团抵达广州，然而此时的明王朝在对待欧洲第一个来华使团时毫无思想准备。几经辗转，葡使一直等到1520年1月23日才乘船离开广州北上觐见中国皇帝。在广东逗留的两年，无疑为葡萄牙订造中国瓷器提供了时间的可能。同时，该使团第一次来华时带了五名翻译，其中之一是“通事火者亚三，系江西浮梁人”（景德镇历来归浮梁县管辖）。在此情况下，葡萄牙人可以通过中介有效地向景德镇传达订造瓷器的信息。
那些大量散落的瓷片，里面能让我们捕捉到什么信息呢？
耶稣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在他的信札有所描述：“多亏我主的慈悲、怜悯，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的大船及所有乘客安全无恙地来到了上川港。在此我们遇到了许多其他商人的船只。许多商人从广州城赶来此地与葡萄牙人交易……大船离开上川港前往满剌加时，但愿我主上帝保佑将带去我们如何在广州受到接待的消息，因为从广州不断有船至此港。”
从中可以判断：上川岛三洲港内“花碗坪”一带是中葡走私贸易的据点，贸易双方分别是中国广州商人和葡萄牙商人。
然而，众所周知，明代海禁至隆庆年间（1567—1572）才正式解除。那么发生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上川岛中葡走私贸易是否处于完全秘密的状态下呢？
《东方简志》（1515年左右）记载：南头老爷见到中国式帆船前来，马上向广州报告中国式帆船进入各岛的情况。广州派来估价员对货物估价、课税，以实物抽分。当地详指每物所值，只要你说出需要什么货物，他们便会带来。
可见，正德年间葡萄牙人在广东海面贸易时，均需计货抽分，交纳“常规的船税”。也就是说，中葡在上川岛的走私贸易是在广东地方政府的许可下以半公开的形式进行的。
站立在这个海滩，一幅画面在我的眼前浮现：中国商人从广州将瓷器运至上川岛，葡萄牙商人在这里解封、卸货、验货，把破损的瓷器随地扔掉，然后等待季风，将瓷器运走。瓷器碎片日积月累，堆积了厚厚长长的一大片。
4帆船满载瓷器从上川启航了，其主要目的地会是哪里呢？
经黄微、黄清华考证，传世品中所能见到的能够与之完全对应的实物多见于今土耳其托普卡普皇宫，在马六甲沉船中也有发现，在葡萄牙本国却并不多见。
我们再来看看历史：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次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明朝称蛮剌加），从而控制了这个东西方航海的咽喉。东南亚一带的市场十分广阔，葡萄牙人通过收购该地区为中国所需的物产（大宗货物是胡椒）贩卖至中国获利，再买入中国瓷器、丝绸等运回马六甲。
可以想象，葡萄牙作为欧洲最先兴起的海外扩张国家，海外贸易是他们的主要财源。因此，对于货物的销售地，他们关注更多的是：货物在哪里销售获得的利润最多？如何尽可能缩短资本增值的周期？当时从中国把货物直接运回欧洲，不仅路途遥远，周期长，且风险很大，赚取利润却不比在东南亚这一带多。
而16世纪（尤其是早中期）的奥斯曼帝国处于黄金时代，大量的中国瓷器经马六甲由葡萄牙人转售至富庶的奥斯曼帝国，成为今天托普卡普皇宫的重要典藏。
“花碗坪”瓷片，尤其是订造瓷碎片的出土，是中葡在明代正德年间已在上川岛建立稳定贸易关系，最直接、最原始的证据。
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上川岛进行的转手贸易，直接沟通了东西方的交流。
瓷器因为易碎而被弃，又因为不腐而保存。保存下来的碎片，像穿越时光的使者向我们透露了几个世纪前的信息，后人通过它窥见了16世纪中葡早期贸易的情景，知晓了一条丰富而有趣的海上陶瓷贸易之路。历史的神奇，让人由衷地感叹。
2011年5月10日、11日，江门市、台山市文化、文物部门有关人员，会同川岛镇政府到“花碗坪”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实地调研，他们召开现场会，对目前情况进行了研究探讨。
台山市文广新局副书记岑兆荣说，该局已经初拟了一份保护建议意见，刚交给江门市文广新局和川岛镇补充修改。该局的初步意见是：首先，在遗址现场立简易界桩进行保护，前后和中间各立几个警示牌；由政府出资在当地聘请有关人员进行巡查，制止破坏行为；加强对村民和游客的宣传教育，说明碎瓷片是文物且没有商业价值。其次，及时组织材料，向省文物部门进行汇报，邀请有资质的专业考古单位下来对其历史价值进行考古研究，从而确定长期的保护措施。
江门市文广新局调研员王炳森表示，“花碗坪”遗址生成的原因，还有待省权威部门的认定，但遗址与早期中葡贸易有关是不容置疑的，对研究海上贸易具有学术价值，应该得到保护。由于“花碗坪”所在地处于方济各墓园和天主教堂遗址中间，建议台山市政府将方济各墓园公布为台山市文物保护单位，然后把“花碗坪”遗址纳入方济各墓园建设控制地带加以控制保护。
2011年11月25日早上8时，我们再次来到被称为“花碗坪”的海滩，看到在沙滩的两头，各树起一了一块蓝色的告示牌。上面用白色的字写着：大洲湾遗址是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点。其保护范围是：南北方向从方济各·沙勿略墓园的入口处沿路向村庄方向延伸约800米，东西方向从海滩一线向山脚方向延伸约200米。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以上范围内私自进行勘探、挖掘、打捞、采集陶瓷文物活动。如有违者，一律追究其法律责任。
离“花碗坪”最近的村是朱家庄。该村的村长朱国惠说：“2011年9月份，台山市文广新局在此处立下了告示牌，并请村民朱信荣对其进行看管。他时常在附近走动，职责是发现陌生人，就告知规定并劝阻有关行动。”据了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破坏行为。
朱国惠还告诉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他第一时间对村民进行了宣传教育，说明这里的碎瓷片是历史文物，一片都不能捡。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都能够自觉遵守规定。
相关阅读：
海上丝路
上川岛上的一个海滩，每走几步就会见到有一些青花瓷碎片，不仅在海滩，山上也有，当地人称此地为“花碗坪”。
花碗坪遗迹的青花瓷器碎片，是在明朝正德9年至明嘉靖36年之间的景德镇的民窑产品。在明朝当时，葡萄牙商队到达上川岛，在此立下一个“发现碑”。(当地人称“石笋”)。并且在此走私贸易，上川岛成了葡萄牙人走私贸易的一个据点，成了海上的丝绸之路。而花碗坪遗迹的青花瓷碎片，即是中葡走私贸易的遗留物。
而此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为货品的贸易，也为外国的传教提供了方便。由于当时的海禁政策，葡的一名叫方济各的神父也想通过此小岛，进入广州，可惜这位神父还没有进的去，就已经撒手人寰了。
关于花碗坪的故事今天依然还在延续着。
公元2013年3月20日，一个来自景德镇的踌躇满志的有为青年和一个网络化的组织团队，通过商标注册公司向国家商标局注册，花碗坪，这个品牌，意欲延续”花碗坪“的陶瓷历史文化精髓。经过1年6个月的等待到2014年9月份正式通过国家商标局的认证，并成功注册了”花碗坪“这个品牌商标。
花碗坪遗迹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那么花碗坪品牌瓷器是对陶瓷文化将来的一个承诺。我们在继承传统的陶瓷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拓出一片新的疆土和陶瓷文化的新境界。目前我们为人们提供优质的餐具，手绘茶具，艺术花瓶等三大类为主的陶瓷日用艺术瓷灯产品，您可以直接百度我们的品牌：花碗坪 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直接的沟通。
一个国家的强大最终是体现在文化上的强大，花碗坪致力于为我们国家的陶瓷文化做贡献，为国家文化添砖加瓦。
2004年1月，我在台山市博物馆在上川岛新地村附近发现了明代瓷残片堆积区，从中采集到残片标本300多件（片）。
把捡到瓷器碎片集中撒在海滩上，不知是否有点像多年以前的情景？
其中有明嘉靖年间红绿彩人物碗残片。上绘人物鼻部高隆尖出，下巴处撇出一笔作为胡须，与中国传统人物画法风格迥异。 有十字架形底款青花盘。十字架的四角突出，成折角状完全对称形，为葡萄牙的独特标志。等等
这些瓷片是哪儿来的，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集中而又年代久远的堆积？
04年4月的一天，我和两位同事在川岛镇旅游办主任马国华的陪同下，步行来到上川岛西北部的新地村，它的前方海滩就是“花碗坪”。在太阳光的猛烈照射下，树上传来了今年我听到的第一声的蝉鸣。
村口，几名妇女和老人正在树荫下乘凉。他们说，小时候沙滩上就有很多带花的瓷片，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前辈老人都用一个传说来解释它们的存在：古代一艘满载瓷器的船在这里遇到风暴翻沉，瓷器破损沉入海底，后来，浪潮翻滚又把它们冲上了岸。
“果真如此吗？”我问马主任。
“还有另一种说法。2002年，黄薇（景德镇陶瓷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黄清华（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陶瓷研究学者）到上川岛考察。他们否定了沉船说，认为这里为一个因贸易形成的瓷片遗址。”
他们的理由是：第一，这里地势高而且平缓，船不能通行，也就是说不可能有沉船。第二，瓷片堆积区在海滩绵延500多米，中心区达100多米，而且数量巨大，瓷片所产生的年代也横跨30多年，不可能是一艘沉船所能造成的。根据这些瓷片的形态和特点，他们认定它为一个由长时间贸易而自然生成的残片堆积。
接着，一位村民向我们反映，最近有一些人到这里来收购瓷器碎片，看到没什么价值就没有再来了。
马主任告诉大家：“这些碎片对考古研究有用，但对个人收藏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们不值钱。”
相关历史记载：
古代东西洋航海路线要冲
上川岛是广东珠江口西侧最大的海岛，是珠江口外的一道重要屏障，其地理位置为古代东西洋航海路线之要冲，是古代番舶往来中国南海海域的必经要地。
明代郭斐《广东通志》载：“上川山之左曰大金门海（本注：在海晏都流接铜鼓海），右曰小金门海（本注：诸夷入贡，遇逆风则从此进），其西南曰寨门海（本注：乃番舶往来之冲）。”
《两种海道真经》是我国16—17世纪的重要针法，其中记载经过上川岛附近的航海路线有九条之多。
2遥想当年，大量的瓷器堆积在“花碗坪”，生产它们是为了内销还是外销？
走下沙滩，这里堆满了岩石，颇为难行。各种各样的贝壳散落其间，而我们要找的瓷片却难觅踪迹。
“这里有一块。”马主任弯下腰，捡起一块橡皮擦大小的碎片递给我。
这是一片青花瓷，像是饭碗的边缘部分，上面绘着典型的缠枝莲图案，表面光洁，色彩如新。
“这里有一块大的！”同行的司机有了新发现。
我看过去，是一块手掌大的较厚瓷片，应为一个大瓷盘的底边，上绘云纹，表面粗糙，色彩较淡，像是包了一层膜，既清晰又遥远，隔着几百年与我们对视。
200多米的海滩，我们一行4人一共捡到了20几块碎片。
找了一个地方，我们把“战利品”集中在一起，摄影的哥们“咔嚓咔嚓”一阵猛拍。
“这些瓷器碎片是什么年代，哪里出产的，都有哪些种类？”我问。
“主要包括青花瓷、红绿彩瓷和青花红绿彩瓷三类，青花瓷占了大部分。出土瓷片有明确的纪年款识，如‘正德年造’、‘大明嘉靖年造’和‘大明嘉靖年制’等，年代清晰，其上限为正德九年（1514），下限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经过对比其底款，确定为景德镇民窑所产。”马主任回答。
“它们与其他瓷器有什么不同，这些瓷器存世多吗？”我继续问。
马主任：“经黄微、黄清华研究，这里出土的瓷器有三个特点。一是，彩瓷的人物画法奇特，鼻部高隆尖出。这种‘深目高鼻’的人物形象与中国传统人物画法风格迥异。二是，出现了十字架形底款青花盘。十字架是葡萄牙的独特标志。三是，发现了一片带有青花铭文的残片。其铭文与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嘉靖年间瓷瓶颈部的一圈铭文完全对应。带有同样铭文的同样器型瓷瓶在传世品中共发现有7件，分别藏于今伊朗阿德比尔寺、葡萄牙Caramulo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尔博物馆等地。这些瓷瓶的装饰或为植物纹，或为动物纹，皆为16世纪中期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专门于1552年定制。”
如是，这些瓷器应该是外销瓷器，其中还有部分是订造瓷。
拍完照，两个同事奋力把我们捡到的瓷片扔进了海中。
有时，埋没竟是最好的保护。
3，令人好奇的是，当时的葡萄牙人是如何订制和买卖这些瓷器的？
初期来华的葡萄牙人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将订造的信息从广东上川岛传送到景德镇那个偏远的小城的呢？
据史料记载，1517年8月15日，葡萄牙国向中国派遣的第一个来华使团抵达广州，然而此时的明王朝在对待欧洲第一个来华使团时毫无思想准备。几经辗转，葡使一直等到1520年1月23日才乘船离开广州北上觐见中国皇帝。在广东逗留的两年，无疑为葡萄牙订造中国瓷器提供了时间的可能。同时，该使团第一次来华时带了五名翻译，其中之一是“通事火者亚三，系江西浮梁人”（景德镇历来归浮梁县管辖）。在此情况下，葡萄牙人可以通过中介有效地向景德镇传达订造瓷器的信息。
那些大量散落的瓷片，里面能让我们捕捉到什么信息呢？
耶稣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在他的信札有所描述：“多亏我主的慈悲、怜悯，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的大船及所有乘客安全无恙地来到了上川港。在此我们遇到了许多其他商人的船只。许多商人从广州城赶来此地与葡萄牙人交易……大船离开上川港前往满剌加时，但愿我主上帝保佑将带去我们如何在广州受到接待的消息，因为从广州不断有船至此港。”
从中可以判断：上川岛三洲港内“花碗坪”一带是中葡走私贸易的据点，贸易双方分别是中国广州商人和葡萄牙商人。
然而，众所周知，明代海禁至隆庆年间（1567—1572）才正式解除。那么发生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上川岛中葡走私贸易是否处于完全秘密的状态下呢？
《东方简志》（1515年左右）记载：南头老爷见到中国式帆船前来，马上向广州报告中国式帆船进入各岛的情况。广州派来估价员对货物估价、课税，以实物抽分。当地详指每物所值，只要你说出需要什么货物，他们便会带来。
可见，正德年间葡萄牙人在广东海面贸易时，均需计货抽分，交纳“常规的船税”。也就是说，中葡在上川岛的走私贸易是在广东地方政府的许可下以半公开的形式进行的。
站立在这个海滩，一幅画面在我的眼前浮现：中国商人从广州将瓷器运至上川岛，葡萄牙商人在这里解封、卸货、验货，把破损的瓷器随地扔掉，然后等待季风，将瓷器运走。瓷器碎片日积月累，堆积了厚厚长长的一大片。
4帆船满载瓷器从上川启航了，其主要目的地会是哪里呢？
经黄微、黄清华考证，传世品中所能见到的能够与之完全对应的实物多见于今土耳其托普卡普皇宫，在马六甲沉船中也有发现，在葡萄牙本国却并不多见。
我们再来看看历史：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次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明朝称蛮剌加），从而控制了这个东西方航海的咽喉。东南亚一带的市场十分广阔，葡萄牙人通过收购该地区为中国所需的物产（大宗货物是胡椒）贩卖至中国获利，再买入中国瓷器、丝绸等运回马六甲。
可以想象，葡萄牙作为欧洲最先兴起的海外扩张国家，海外贸易是他们的主要财源。因此，对于货物的销售地，他们关注更多的是：货物在哪里销售获得的利润最多？如何尽可能缩短资本增值的周期？当时从中国把货物直接运回欧洲，不仅路途遥远，周期长，且风险很大，赚取利润却不比在东南亚这一带多。
而16世纪（尤其是早中期）的奥斯曼帝国处于黄金时代，大量的中国瓷器经马六甲由葡萄牙人转售至富庶的奥斯曼帝国，成为今天托普卡普皇宫的重要典藏。
“花碗坪”瓷片，尤其是订造瓷碎片的出土，是中葡在明代正德年间已在上川岛建立稳定贸易关系，最直接、最原始的证据。
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上川岛进行的转手贸易，直接沟通了东西方的交流。
瓷器因为易碎而被弃，又因为不腐而保存。保存下来的碎片，像穿越时光的使者向我们透露了几个世纪前的信息，后人通过它窥见了16世纪中葡早期贸易的情景，知晓了一条丰富而有趣的海上陶瓷贸易之路。历史的神奇，让人由衷地感叹。
2011年5月10日、11日，江门市、台山市文化、文物部门有关人员，会同川岛镇政府到“花碗坪”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实地调研，他们召开现场会，对目前情况进行了研究探讨。
台山市文广新局副书记岑兆荣说，该局已经初拟了一份保护建议意见，刚交给江门市文广新局和川岛镇补充修改。该局的初步意见是：首先，在遗址现场立简易界桩进行保护，前后和中间各立几个警示牌；由政府出资在当地聘请有关人员进行巡查，制止破坏行为；加强对村民和游客的宣传教育，说明碎瓷片是文物且没有商业价值。其次，及时组织材料，向省文物部门进行汇报，邀请有资质的专业考古单位下来对其历史价值进行考古研究，从而确定长期的保护措施。
江门市文广新局调研员王炳森表示，“花碗坪”遗址生成的原因，还有待省权威部门的认定，但遗址与早期中葡贸易有关是不容置疑的，对研究海上贸易具有学术价值，应该得到保护。由于“花碗坪”所在地处于方济各墓园和天主教堂遗址中间，建议台山市政府将方济各墓园公布为台山市文物保护单位，然后把“花碗坪”遗址纳入方济各墓园建设控制地带加以控制保护。
2011年11月25日早上8时，我们再次来到被称为“花碗坪”的海滩，看到在沙滩的两头，各树起一了一块蓝色的告示牌。上面用白色的字写着：大洲湾遗址是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点。其保护范围是：南北方向从方济各·沙勿略墓园的入口处沿路向村庄方向延伸约800米，东西方向从海滩一线向山脚方向延伸约200米。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以上范围内私自进行勘探、挖掘、打捞、采集陶瓷文物活动。如有违者，一律追究其法律责任。
离“花碗坪”最近的村是朱家庄。该村的村长朱国惠说：“2011年9月份，台山市文广新局在此处立下了告示牌，并请村民朱信荣对其进行看管。他时常在附近走动，职责是发现陌生人，就告知规定并劝阻有关行动。”据了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破坏行为。
朱国惠还告诉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他第一时间对村民进行了宣传教育，说明这里的碎瓷片是历史文物，一片都不能捡。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都能够自觉遵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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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路
上川岛上的一个海滩，每走几步就会见到有一些青花瓷碎片，不仅在海滩，山上也有，当地人称此地为“花碗坪”。
花碗坪遗迹的青花瓷器碎片，是在明朝正德9年至明嘉靖36年之间的景德镇的民窑产品。在明朝当时，葡萄牙商队到达上川岛，在此立下一个“发现碑”。(当地人称“石笋”)。并且在此走私贸易，上川岛成了葡萄牙人走私贸易的一个据点，成了海上的丝绸之路。而花碗坪遗迹的青花瓷碎片，即是中葡走私贸易的遗留物。
而此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为货品的贸易，也为外国的传教提供了方便。由于当时的海禁政策，葡的一名叫方济各的神父也想通过此小岛，进入广州，可惜这位神父还没有进的去，就已经撒手人寰了。
关于花碗坪的故事今天依然还在延续着。
公元2013年3月20日，一个来自景德镇的踌躇满志的有为青年和一个网络化的组织团队，通过商标注册公司向国家商标局注册，花碗坪，这个品牌，意欲延续”花碗坪“的陶瓷历史文化精髓。经过1年6个月的等待到2014年9月份正式通过国家商标局的认证，并成功注册了”花碗坪“这个品牌商标。
花碗坪遗迹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那么花碗坪品牌瓷器是对陶瓷文化将来的一个承诺。我们在继承传统的陶瓷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拓出一片新的疆土和陶瓷文化的新境界。目前我们为人们提供优质的餐具，手绘茶具，艺术花瓶等三大类为主的陶瓷日用艺术瓷灯产品，您可以直接百度我们的品牌：花碗坪 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直接的沟通。
一个国家的强大最终是体现在文化上的强大，花碗坪致力于为我们国家的陶瓷文化做贡献，为国家文化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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