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赵政

     沈从文说，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冯至说：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沈从文说：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 ，又如何呢？冯至说：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沈从文说：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的权利呢？废名说：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确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沈从文说：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这在自视“聪明”者看来，实在是书生气十足，迂腐得很。

    沈从文曾经说过:“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化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

    不用讨论，很快，11月8日沈从文所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停刊；跟着，他和周定一合编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也停刊。

    更大的灾难在等着沈从文：

    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壁报，壁报转抄了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

    郭沫若，还有邵荃麟，认定沈从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郭沫若说，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沈从文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

    沈从文不怕文学论争，他怕的是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

    1月初，沈从文在旧作《绿魔》末尾写了这么—段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我不悔也会疯去。””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

    林徽因看沈从文精神紧张，夜里睡得不多，给他换了一种安眠药，交金岳霖三粒，每晚代发一粒给沈从文。临睡前还让沈从文喝热牛奶一杯。

    最为绝望时，沈从文＂神经错乱”，选择了自杀。他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被张兆和的堂弟发现，送去医院急救。

    遇救后，他在精神病院住院，他反应不像以前激烈，张力松弛下来，悲剧转入谧静。

     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了《红楼梦》的比喻。“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
 

    沈从文是感情纤细敏锐的人，流泪是感情表达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但是随着厄运到来，流泪渐渐变得多了起来，或者，流泪所表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

   ”文革”中期，孙女沈红在学校因成绩好、守纪律而受厌学顽童欺负，沈从文闻之落泪。1977年，穆旦五十九岁不幸去世，他听到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自他病倒之后， 行动不能自如，说话越来越少，流泪也越越来越多。1982年，他回乡听傩堂戏而流泪，偶然听到”傩堂”两个字，本来很平静的他，眼泪顺着眼角无声地落出。一次母亲见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讲不下去了。1985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号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1987年，黄永玉得到一张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龄一个部属所立，落款处刻着：“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渭阳即凤凰，沈岳焕是沈从文的原名。立碑时间是一九二一年。黄苗子看了沈从文的字体，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作书法！”沈从文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黄永玉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十九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

   1987年7月，瑞典客座作家汉森和汉学家倪尔思对沈从文进行了连续四天的访谈。汉森带给他一份复印件，是1949年瑞典杂志上的《萧萧》，这是最早译成瑞典文的沈从文作品；还给他看最新的瑞典杂志,上面有马悦然翻译斯德哥尔摩出版社出版的《边城》的广告。他们的谈话围绕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展开，汉森说：“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沈从文接话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就在这时，他的眼泪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