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之湄

 

　　宝贵的时间，很容易逝去，惶惶然便过渡到深夜两点。读完阎连科的《丧家犬的一年》，生硬的抑制住内心奔涌的各种情绪，击打键盘的手指变的无力，渐渐沉重，沉重到不愿意诉说。但生性习惯求真一些、务实一点，单凭一篇文章就从容铺排的事越来越少。简单地闭眼眯一会，那生硬的疼痛还是存在的，这就是现实的中国。

 

　　我们管中国叫祖国母亲，一直想竭力歌颂。并非是过度自私而产生的冷漠，继而喋喋无休的诉说她的种种卑劣，实在是这神奇的土壤过份的奇特，只要愿意睁开眼睛，把这个世界打量的清楚一些，就会明白无误的收纳进来诸多苦痛。是的，是苦痛，而且是每日都在不停刷新的苦痛，奇异的耻辱和悲愤无法自我化解，又只得装出一脸智慧，沉浸到一个虚构的天堂安详从容，我已经脆弱地需要时不时欣赏《新闻联播》来排毒。

 

　　一点也不夸张，我承受不了这诸多的负面消息。我忆起似乎是一个部门曾经号召过，让文人墨客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人、传播新闻信息的负责媒体要尽可能的挖掘这个世界的真善美，给予人心一点点微薄的温暖。可惜这些刻意挖掘出来的幸福，有时候抵不过一条简短的丑陋迅息带来的颠覆。天不再是那个蓝天，地不再是那片沃土，只是我假意不出走，仍然执拗的宣称这是我的国，这是我的家园，我死也要死在这地方。

 

　　这次第，怎堪与人说，只得卑微地潜伏进自己的文字世界里，寄一封根本不需要寄出的信与自己而已。

 

　　一

 

　　时间快啊，新闻自然要追逐一个新，旧闻太多，徒劳占用大脑空间。只有一群妆扮自己精通天地之变的老不死，才会一张嘴就说：坐在那高高的谷堆前，听我说那些过去的事吧。

 

　　阎连科的被拆迁居然已经过去一年了。只是他的遭遇今天依然还是有人在重复，那老掉牙令人烦闷的故事——音乐人左小诅咒接过他的棒，开始新一程的与强拆赛跑。其实2012年受到传承的除了这类似的主题，还有细节里的传承——陕西省安康七个月孕妇被强制流产，这里面的细节是外国媒体的介入，当事人被指责成卖国贼。

 

　　2011年11月11日阎连科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报料说到：“法国《世界报》报道此事之后，《纽约时报》随后也来采访阎连科。《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被翻译成中文，在微博上迅速传播开去。”“当阎连科第三次带一位日本专栏作者去拆迁办的时候。拆迁办的人决定不谈了，理由是：你家里的事，每次带个记者干什么，家里的事何苦让人知道呢？这样的小事没必要喊到国际上去。阎连科说，我家里的事情都不怕让人知道，你们怕什么呢？这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人的通病，就算家庭暴力也不可以传扬到外面去，要不然惹得纷扬议论实在太丢脸，更何况这事关国体尊严、政府形象的事情，更不能容许外国媒体来胡乱说三道四。这样的笑话，中国人其实相当会描述，我就知道一则，是这样说的——某女人出轨之后决定离婚，其情人劝：你不能这样啊，你离婚得考虑你家人的感受啊！其女大怒，骂道：你他妈的拉我上床的时候，怎么没有考虑我家人的感受啊。

 

　　懦弱的阎连科，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在自己的文字象牙塔里做着本职工作，费尽心思地制造精美文字。就连报道标题都是《被拆迁掉的田园梦》，多优美啊，更何况他是一直想亲近自然的人，最喜爱的3部随笔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郡年记》、约翰?海恩斯的《星?雪?火》，还立志要用一本书来抒发对自然的感受，一个令人着迷的梦想，一个令人感叹的愿望。2009年，他住进了自己寻寻觅觅得到的家园，那个叫花乡世界名园。他觉得这地方应该再私我一些，取别名711号园。

 

　　动手描绘这里的一株草、一棵树、一枝花、一只麻雀、一只蝴蝶，写树与树为了争夺阳光的战争，写两棵树彼此相爱的故事，他发现了植物的恐惧和欢喜。虽然有些矫情造作的嫌疑，可一个声称热爱生活、臣服自然的人，怎么就不可以这样清狂几分呢？怎么就不能夜半游园听闻虫鸣蛙声之后惆怅半晌呢？享受生活、沉溺进这世界都是一种美，连同这样简单的暇思片刻，也是一种宁静，一方清趣的世界。

 

　　可怜的愚人，如果不是强权打破你的梦幻，你定然想不到这份怡然自得，其实并不一定属于你。这话对阎连科而言，也并不过份。

 

　　阎连科的房子其产权本身就有问题。2008年经朋友介绍，他得知北京西南四环有一个园子，是静谧之所在，超过一百平米的独栋别墅的售价不到一百万元。虽然当时，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笑话，寸土寸金的北京四环之内，怎么会有这样好的事？但一次偶然的饭局，他遇到了此园的开发商，买房的事再次被重提。他有心买房，开发商更希望这位著名作家成为他卖房的活广告，以后遇到人都可以说：那阎连科就是买我的房。

 

　　你情我愿，原本是好事一件。但阎连科所在的小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业住宅，小区业主也没有通常的合法证明——业主房产证，只是与开发商签订合同。而开发商是以“威斯康星度假种植农场”的名义拿下这块土地，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是集体所有，并非国有土地。虽然业主们强调，这个小区的手续一直在办理之中，且开发商当时的承诺是，等出版集团的基地大楼盖完之后统一办理。

 

　　但最后遭遇强拆的住户总共也就是39户，而同属这个花园的总量有一百多套，更为明显的是落户在此地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建设的“文化产业总部基地”就没有算成是违章建筑，却离奇的是这些建筑都是用同一个批复而建立的。

 

　　如此大的工程项目如果其幕后没有政府主管部门的默许，肯定办不成。这样的事情，只要是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民，没有不清楚的。摊上这样倒霉的事情，也让很多人没脾气，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惊人冏语统辖之下，从来就不会有完卵，死伤的灾难性报道屡见不鲜，不鲜到令人麻木，麻木之后是祈求，愿上苍真正有神力的大神能够保佑我。

 

　　神不知鬼不觉，有时候这个形容词也不好用，除了耳聋目瞎之后的正常人，自然熟睡不醒的人应该剔除在侧，真要隐秘到这程度真非易事。可阎连科就是在安静的晚上，毫无察觉的被人把围墙挖开了足够两辆卡车通过的缺口。悲哀的同时是庆幸，得亏他毫无察觉，要不然可能直接就是性命之虞。哀之不及的同时，也有荒唐，堂堂保安岗亭里的人是如何敬业的？

 

　　二

 

　　媒体的报道并没有更改事情的走向，阎连科迫于无奈，最终写出一封信。信的开头就是总书记、总理，必然是尊敬的，这时的时间已经明确标明是2011年11月30日，前后闹腾几个月的故事，在这儿得到的确定是——11月30日8时强制拆除。

 

　　2011年12月15日，《南都周刊》刊发文章《遭遇强拆的阎连科》里，有这样的内容：“近来年，除去散文、文论方面的作品，阎连科唯一不被禁的小说，只有2008年的《风雅颂》。这本书以某懦弱大学教授为主角，触怒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这本被阎连科视作精神自传的作品后记中，他这样毫不客气地概括自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

 

　　他只是呐喊，喊上一两嗓子。喊的时候是当他自己的权利被强权侵犯之后，迫不得已。就我曾经的喜欢与现在极其厌恶的文人教授孔庆东而言，他在解读鲁迅呐喊的时候倒是有一句能够动我心——“鲁迅的‘呐喊’是什么意思？是助阵、是帮忙，而不是冲锋陷阵。”阎连科的呐喊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怆，他自己的说法是：作为小区居民中“开发商最好的朋友”，阎连科说自己屡次婉拒劝拆饭局：“你们谁都别做我的工作，我一定不是这里的钉子户，但也一定别指望我带头拆掉。”作家所拥有的那点话语权，对解决现实冲突几乎帮不上什么忙。谈到文以载道的责任感，他又十分较真地把责任卸掉：“我没有意识到作为作家有什么责任感，只是希望这样表达，如此而已。”

 

　　被禁锢的灵魂，永远不敢放胆一试的中国文人，阎连科绝对不是孤例。这种情况如同2012年刚获得巨大荣誉的莫言一样，如果让他们脱离体制队伍，自然而然的担当起一个社会公民应该具备的道义与担当，他们又集体性的向后退一步。

 

　　说到底，互联网里对阎连科被强拆的热嘲冷讽并非全然毫无价值，单凭《南方周刊》采访里的报道这段来说，足以让人羞愤又感伤。“‘711号园’拆迁事件的结果，并不是阎连科最在意的事。写公开信，呼告民意，是长期观察的宣泄：‘就中国来说，我们永远处在坍塌的乌托邦中，在建造和坍塌过程中徘徊。成千上万人都在不愉快中生存，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

 

　　前后将近一年时间里的发酵是遗忘的大众，多数人在左小诅咒将要被强拆后面集体发力，却忽略了阎连科的独特人生。阎连科在2011年11月11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也就是那篇《被拆迁掉的田园梦》里，他的母亲从河南老家打来电话，他的母亲80岁了但并不识字，在电话里哭着给他说“这是国家的事，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别顶着来。”而2011年的除夕夜，对阎连科来说肯定是感触超多。在吃饺子的时候，母亲把她的一些饺子分给他，以示关爱。一小缕头发垂了下来，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这多么美妙！”她说，“我们现在能吃肉馅的饺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穷的时候吃野草一样多！”

 

　　同样的是姐姐们爱上了清宫戏，照样希望阎连科写这样的小说，既赢得了名誉，又挣了钱。倒是其大哥更富有戏剧性——我哥哥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骑自行车到处送信的邮差，现在他退休了，开着我用版税给他买的车子。“为什么有人会恨政府呢？”一次他载我去看望一个住在山村里的亲戚时，在路上问我。“我们生活的很好，这还不够吗？”

 

　　假定中央电视台那个幸福调查栏目的节目组前去采访这个2011年被阎连科自己称之为叫《丧家犬的一年》的家人，料想答语应该是我幸福，而非我姓曾。

 

　　被奴役的平庸之恶，从山东到阎连科被拆迁时的拆迁队雇来的收破烂人员，一天八十块钱左右的工资。到《南都周刊》文章《遭遇强拆的阎连科》结尾处那段看似平淡的话语，我们能看到，能看清这个世界是如何的糟糕。

 

　　“他说，在北京的喧嚣中，有两套房产是非常奢侈的。而更为奢侈的，似乎是小区门口那个收破烂的河南人的生活—‘每天在这里收收旧报纸、旧纸箱，每天拉一车，唱唱歌，听听收音机，而且收入也蛮高的，不需要为什么事情担心。我非常希望有像他一样平静的生活。’”

 

　　三

 

　　阎连科最终经受整个2011年农历新年的洗礼，他成长了。这个成长得来的不容易，书出版不了，遭遇强拆，诚如他的自述：“农历的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他离开老家的那一刻是没来由的哭泣，他原本已经是一个老头子，却哭的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今天还有人在哭泣，但也有人在抗争，更有人在嘲讽。

 

　　自然这一切都还没有变，在阎连科被强拆之时，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版块有一篇旗帜鲜明的文章《阎连科面临强拆——活该！》，虽然观者廖廖，虽然在阎连科的《丧家犬的一年》之后被有心人翻找到，也依然有人替这个制度而怒目相视的辩护。

 

　　2011年12月4日，网易论坛有一篇名叫《被强拆的阎连科那点事儿》里说着：“可是阎连科老师，却被某些别有用心人所利用，抛头露面，更是利用其著名文人、知名作家的身份大作文章，避重就轻，发出这样一封公开信，实在令人哑然失笑。正如做文章会被断章取义一般，此事的焦点，并非强拆阎连科老师的理想家园，而是他的豪宅本身就是一处违法建筑。阎连科老师的这封公开信，无疑是断章取义最好的一个代表，也充分体现了当代文人不懂法不学法不守法的淡薄意识。文人墨客尚且如此，普通公民又该如何？”11978的点击率，382的评论，基本上都是偏执的认定阎连科那点事儿，无所谓。也有人强扣一顶阎连科无非就是想多要一点钱……

 

　　阎连科的悲剧，其实就是这个国度的悲剧。愚者自作聪明，一面强调自己需要独立自主，一面又见势就倒，完全没有一点独立担当的责任感，更没有勇气。当强权的魔爪抓住自己的时候，才拼死命的喊人来救命。散沙式的各自为战，都以自私、狭窄的心胸看待一切，并未知悉原委就加以胡乱品评的娱乐风气，除了等死就还是等死。

 

　　难怪阎连科在采访时都感叹有时候并没有觉得活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是一个消解与消费的时代，消解到最后只剩下被消费的份，当然也有消费都不需要的，直接扔进垃圾桶。已故的柏杨先生虽然有些语句吓的死人，但随手摘抄几点他的话语也还是有益的，算做篇末，这已经更深的深夜4时余2分的新疆吐鲁番。

 

　　对权势的绝对崇拜，一定产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没有是非标准，而只有和是非根本风牛马不相干的功利标准。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的，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熔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的。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须“一对一”，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中国人都是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