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在天涯

按照对“文化大革命”纷乱复杂的历史“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安康地区志》对十年“文革”及“红三司”、“六总司”掀起的血雨腥风，仅以“述略”方式作了记载，即便“述略”，透过那简而再简的文字，依然可读到令人发指的浓烈硝烟气息和血腥味儿。据“述略”载，这两大派别成形于1967年初，分别由学生为主的小股、分散“造反派”和厂矿企业造反派组成的六大“造反派司令部”发展而来。以学生为主的谓之“安康专区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六大“造反司令部”与安康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安运司）联合组成的谓之“六总司”。两大派别形成后分别与西安和各县造反派勾联，为争夺“真造反”的地位和头衔，各显其能，竞相揪斗地县干部，栽赃陷害各级党政领导。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后，原由各自组织的“武工队”、“夜老虎”进行的小规模袭击，升级为佩安全帽、持刀矛棍棒、用车辆运载的有组织械斗。8月19日，“六总司”持械围攻地委、专署办公楼，打伤干部百余人，砸毁办公设施，抢走部分档案，并把受伤干部押到安康军分区向军方施压，翌日，“红三司”向其发动攻击，抢走受伤干部后撤到农村，自此形成“六总司”控制安康新城和老城、“红三司”控制农村并包围“六总司”的局面。23日，双方开始真枪实弹战斗，宁陕、石泉、紫阳、汉阴、平利等县两派分支也投入安康城区和汉阴草沟等地战斗，被谓之“八县联防”或“九县联防”。战斗中均使用了迫击炮、机关枪、冲锋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炸药包及自制装甲车和飞行炸药包等武器弹药。最激烈时，一派在安康（现汉滨）、汉阴等地设电台昼夜向“上级”呼救，明码电报将安康武斗消息传遍全球，引起国际关注；一派设架设电话专线，设总机5部、控制单机1340部指挥，致安康城区电话中断5个多月。1968年4月4日，第二次大规模武斗爆发，“红三司”将“六总司”大部分成员围困在安康老城，宁陕、石泉、汉阴等县“六总司”人员在石泉成立“西线指挥部”，向汉阴、涧池、恒口发起多次进攻。平利县一派阻击安康“六总司”突围人员，一派在“六总司”策划下成立“西进武斗指挥部”，抢走县人民武装部全部武器，其他各县纷纷卷入。安康武斗愈演愈烈，震惊中央。4月12日，周恩来总理指示两派停止武斗，各派三名主要负责人赴京听取指示，翌日，周总理再次指示两派代表“火速赴京”，省军区和安康驻军也按指示发出五次紧急呼吁，两派置若罔闻。17日和18日，中央经陕西省军区两次传令无条件落实总理指示、19日19时前全面停火，双方仍置之不理。23日，中央被迫派专机接两派代表进京，在北京达成24日停火协议，却无一方执行。5月9日，周总理第三次指示立即停止武斗，两派均称停火，实际却战斗不止，甚至喊出“打一场第四次国内革命战争”、“打一场人民战争”口号。6月2日，中央决定派兰州军区8163部队进驻安康制止武斗，部队入安后用装甲车组成隔离带、实施警戒、摧毁障碍物，才恢复城区平静，各县武斗仍时有发生。

“红三司”和“六总司”持续一年多的武斗，使安康成为“文革”中全国闻名的重灾区。仅安康县直接死于武斗的477人，乱打滥杀248起致死425人；一次武斗死亡最多达30余人；一次活埋达13人；城区街巷烧毁11条，城墙炸毁8352立方米，水塔被毁，县档案大楼被烧，53所学校及工商、外贸等57个单位被炸（烧）毁，3431间民房化为灰烬。紫阳县仅1968年5月后被“二六派”采取“坐土飞机”(背炸药包)、“下饺子”(沉江)、“鹅包石掺汤”(乱石砸)等酷刑虐杀的持不同观点群众、对立派别人员家属和“地富反坏”分子400余人（见《安康地区志》、《平利县志》、《紫阳县志》）。鉴于安康惨烈的武斗屡禁不止，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7月24日发出毛泽东钦批“照办”的《7·24布告》，向全国亮出武斗红牌。布告称：

最近以来，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这是我迄今所见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发布的与安康直接相关的唯一文告。此前七、八年，安康饿死人的消息也曾震惊全国，但那时全国各地饥荒肆虐、饿殍遍野，再响亮的哀号，也被同样的凄唳淹没，除了地县领导大洗牌外，不会再引起多大震动。此后十五年，1983年“7·31”特大洪灾曾使安康城区遭受毁灭性打击，国务院派万里、李鹏两位副总理同时亲临，指挥救灾、部署重建，其意义和影响也很难与惨烈武斗引出的《7·24布告》相伦比。《7·24布告》发布前，中央针对广西柳州、桂林、南宁等地武斗已发布《7·3布告》，提出与《7·24布告》完全一致的“立即停止武斗”，却仅“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7·24布告》不再“号召”，也再无地域限制，且特别强调“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在“立即停止武斗”后还加上“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的限定，语气之强硬、态度之坚决、范围之广阔、要求之明确，跃然纸上，成为全面制止全国武斗的重要通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安康“红三司”、“六总司”两大派别无视中央禁令的武斗，对毛泽东下决心平息全国武斗起了重要作用。《7·24布告》发布第三天，毛泽东指示“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数万队员开进清华大学宣传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遭到“井冈山兵团”武力抵抗，致大量工作人员受伤、4人惨死，引起毛泽东强烈不满，当晚即召见蒯大富等造反派头头，对“广西布告只针对广西，陕西布告只针对陕西”的谬辩，发出如下严厉警告：那就再发一个全国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泽东年谱》1968年7月27日）！并随之作出一系列制止武斗的部署，使全国武斗得以平息，全面动乱得到暂时缓解。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安康子民，看到先辈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此独特的表现和“贡献”，真不知该骄傲还是悲哀！长歌当哭。我无意搅扰众多武斗中殒命的灵魂，不愿以今天的观念去映照他们满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豪情的杀人或被杀，更无资格去评判他们为之倾情、为之疯狂、为之献身的意义与价值。我只能默默奉上一炷心香并祈祷：唯愿中华民族永远牢记这场浩劫，唯愿他们不知其所的死能时刻警醒后人！死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近四十年过去，杀死他们的“敌人”、他们没杀死的“敌人”、“敌人”没杀死的“战友”，大多殊路同归，纷纷走入凄凄荒草，健在的也都享受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成果一步步迈向荒草，新一代中国人鼓着腰包、挺着腰杆四处彰显暴发户的荣耀。然而，十年“文革”摧毁的文化、道德、精神体系是否已全然重构？“文革”埋下的“革命”基因是否已彻底涤净？“文革”留下的各种废墟是否已完全清除？“文革”可怕的梦魇是否已永远离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答案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里，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灵魂深处，在我们每一个中国家族奔淌的血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