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在天涯

有老师父亲和叶叔等坐阵，大哥数学老师把班主任和其他课任老师都请来介绍给父亲。父亲记住所有面容及姓氏，逐一拜访后又邀家里，再悄悄给班主任送腊肉、木耳、核桃、芝麻等，虽土得掉渣，但在那时已够父亲近年辛劳，若敬对菩萨，打开一道“后门”求个高中名额应属不薄。大哥学习拔尖深得老师喜爱，又加酒壮胆气，觥筹间老师无不应允帮忙，甚至信誓旦旦“莫麻达”、“问题不大”，他不上考零分的上？那我们还教啥书？父亲听得喜不自胜，更勤谨地敬菜敬酒、千恩万谢，但他忘了推荐程序是先大队革委会根据家庭出身、本人及父母政治表现拿意见，再由公社革委会召集大队、学校和相关领导研究，学校除校长、贫管会主任、红卫兵和红小兵辅导员，其他人根本无资格介入，又如何帮忙？

父亲的努力全白费，大哥没上高中，他多了帮手也多了一道硬伤。尤其我和俩妹妹上中专、考大学跳出“农”门后，这伤撕更深，他不仅常叹惋：你大哥……那时……唉……偶与大哥生隙还总归咎于此，或委屈地嚷：哪能怪我啰？该做的都做了，我还有啥法？或愧疚地躲一边嘀咕：啥法？他是少上几年学，欠他的！大哥是否真存芥蒂？不敢妄言，但在我和妹妹面前恼了就吼“嫌我农民？没你们上学多？”却是属实，似乎农民是我们叫当的，学是我们不让上的。不过这话没人说出，说出父亲和他都痛。后来他们矛盾丛生，一段时间甚至水火不容，我们更夹中间不如钻入风箱的老鼠，挡大哥，他会以农民为由把怨怒和愤恨转移到我们身上，劝父亲，又总是以大哥出生9天他被捕为由，证明他们天生相克，包括各为兔狗的属相和出狱见他就狠咬一口都成了相克的佐证：狗咬兔子，能整一起？愤慨过去，大哥没上高中与出生9天他就被捕，又成为父亲强烈内疚：才9天，毛虫一样，把我逮了，那三年，饿死多少人？娘母四个，咋过的？回来见你大姐，瘦得猴儿样，没见他和毛娃子，心想哈了！晓得毛娃子丢了，他在筒车坝，赶紧去接，哪有人样？遭啥罪？上高中偏偏推荐，16岁，啥不做？多苦！你们四个，就他最苦……

的确，我们兄妹大哥最苦。刚出生9天父亲被捕，三年后再见父亲，他已由老实巴交的母亲拉扯着熬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致罕见大饥馑，没成饿殍堪为奇迹，刚到学龄又几经迁徙且遇“文化大革命”，初中毕业再遭推荐，只能以16岁年龄成为社员，与父亲一起脸朝黄土背朝天直至土地承包到户。这期间父亲也始终不忘寻求他“跳出去”的机会，但每次“机会”要么前景与种地没区别，甚至更危险，要么因时局变化而半废，以致终无所成。1975年，大哥刚当社员，县上抽调民兵修建石泉至喜河公路，当时阳（平关）安（康）铁路刚完工两年，众多民兵还沉浸在险象环生的惊骇中，没人愿去冒险，父亲却提前做好大哥工作。是年大哥17岁，还没民兵资格。但大哥去不久便来信说工地四处放炮，一块石头擦头顶飞过。收到信已是父亲收工后薄暮时分，他站院坝边读完信门都没进，转身走向前梁乱坟岗消失在马桑和狼牙刺丛中，第二天薄暮他和大哥从前梁马桑和狼牙刺丛冒出，我们才知道他连夜去了150里外大哥工地，至于150多里咋走的？又咋把大哥强行带回的？他没说，但有一点很清楚：那时每天仅两趟西安至安康的长途客车路过，夜里货车都难见，更没客车，要坐车去石泉必须先到40里外的两河，等第二天早、午各一趟石泉至两河的短途客车。从时间计算，除路遇好心货车司机当夜到了石泉，就只剩走到两河赶第二天的车这一种可能。但不管咋走的，他看完信没擦一把满脸泥土、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转身就投入渐浓暮色的情形都永难忘怀。

大哥离开公路建设工地，县上又开始修建两河鹅项颈电站。电站选址在我们搬往两河公社水田坪大队必经的渡口下游几百米处，那是过渡口就攀爬的扇子坡东脊延伸到两河集镇对面的山梁颈部，薄薄山体把汶水河及其东流千余米与堰坪河交汇成的子午河隔在南北，按当时设计思路，挖断山体再筑一拦河坝阻断汶水河，既发电又把截流后的千余米河滩变良田，根本考虑两河集镇外清粼粼河水消失后对环境的影响。修电站也少不了放炮，却只一个点，不像修公路数十公里一条线此起彼伏、土石乱飞。修电站既相对安全，又有建成后留作工人的可能，至少比队上赛口见更多世面、认更多人、淘更多见识，因此，父亲同样早早与大哥商量，队上动员就报名。但电站开工不到两年，山体仅剥一层皮，就因设计问题加压缩基建项目停工，大哥只能回家继续种地并重点解决婚姻大事。

大哥当社员三四年就有了修公路、建电站多种经历，足见父亲只望他“跳出去”，没想他守家里当帮手。几经“蹦跳”没“出去”，却渐近婚龄，娶妻成家成为比“跳出去”更大的事。有了表姑女儿的教训，父亲不再武断，却仍为主导，在征得大哥同意后，把眼光投向曾寄寓多年的筒车坝，要远房舅舅帮忙，不久舅舅带信说看准一姑娘，要大哥见面，当时大哥还在修电站，不知何故，父亲独自去了，回来却说舅舅想知道大哥对自家二女的看法。舅舅二女来过多次，与大哥同年却大月份，大家都叫“二姐”，既熟悉又不关我们事，主动权全在大哥。大哥咋考虑又咋回答的？不知道，反正春节他随父亲去了筒车坝，回家时跟着“二姐”，玩耍几日置办几套衣服便算定亲。大哥要娶媳妇，首要问题是房屋。两间旧房一作灶房、搁杂物，一用竹笆隔开支三张床，我们渐大的兄妹都难安置，何处摆放一对年轻夫妻？不过父亲早有安排，此前不断在檐后挖刨且请木匠解了椽板，送走看门户的“二姐”，一天半夜突然叫醒大家，说查了皇历，这阵就动土造屋好时间，起来！开工！听他号令都异常，连小妹都爬起铲土、送土，天亮后朱叔家儿女等纷纷来帮忙时，一圈底墙已筑完，墙板架上二层。有乡亲帮忙速度更快，几天后铺檩条、钉椽板、盖瓦片，两间紧贴旧房后墙的拖檐修起，虽顺老房檐“拖”至新筑后墙已不足两米高，与旧房连通的小间窗都没法开，跟隔壁赵叔家窝棚好不了多少，却多了两个相对独立空间，有窗户的里间用门一隔，大哥有了无人侵扰的新房，门外与旧房连通的黑屋支几块木板成我栖身之地。好在我已上中专，户口都不再属那队、那家，寒暑假虽须住那，却已有每月22.5元生活费和30斤粮票，从实际到心理都只属那空间“客边”。但中专毕业等分配仍在那呆两个多月，除帮家务便整日趴木板床上，凭墨水瓶做的油灯完成了以隔壁赵叔为原型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并在一邻居家看到一本地区文研室主办的《汉江文艺》，写完后洗净鼻孔漆黑油烟按记住的编辑部地址寄去，没想刚去高中母校上班就收到采用通知。不知是开工时刻选的真好，还是宅基后移风水更佳，反正那两间存在时间很短的拖檐实为我心中福地。对大哥也是。我在那完成小说处女作并发表，他在那娶回我们嫂子，不过我们从没叫过“嫂子”，仍叫“二姐”。

按父亲念叨，大哥比我们“最苦”，应集中于母亲独自拉扯他和大姐、毛娃熬渡三年大饥馑，以及他初中毕业至娶回“二姐”前那段日子。我却不以为然。因为父亲入狱和大饥馑重叠的三年，没出生的我及妹妹的确很难想像母亲拉扯他们咋熬过的，的确很苦，但那“苦”既在于他的缺失又在于国人无一逃脱大饥馑，这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红烧肉都没吃的为证，与还没出生的我和妹妹无任何可比之处，有了我和妹妹父亲再没缺失，苦与不苦，都在父亲撑持下相厮相守，除作为兄长的谦让与担当，不存在谁“苦”谁“不苦”、谁“最”谁“不最”，而且即便谦让与担当也一个接一个，谁大了都上下照应、左右相携，概莫能外，若非要有个“不最”映衬他的“最”，那只能是我，因为他回家当农民恰遇我小学升初中，母亲又深陷病魔，因此，我中学四五年乃至两年中专可谓他与父亲抬着渡过的，但我中专毕业便义无反顾接过他“抬”的部分，与父亲一起供养俩上学的妹妹，那时没觉得苦，现在也只有甜！而他，那时也因土地承包到户，开始由单纯种地向依靠山林发展木耳、香菇等多种经营的转变，并当上小队长，后改队为村谓组长，再到村长（后改称村委会主任）、村支书，前些年被年轻后生取代变村文书，却仍以众人统称的“大哥”占据着村上核心位置。“大哥”超越兄妹间称呼就很少见他干农活，多少年里偶尔回家，他几乎都在与人下象棋或打扑克，地里忙的都左邻右舍，他只管大家忙完陪着喝酒。后来都出去打工，仅凭烟酒饭菜再难招来帮忙的，就出钱雇工，现在山地都退耕还林，农活只剩房屋周围种点时鲜菜蔬和作饲料的包谷、红苕，实质已是住农村的自由职业者，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收入也不比我们少，更无我必须按时上下班且伺候母亲的辛苦，但电话里稍有不妥，仍会传来“我一个农民”的怒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