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樵夫

　　本刊记者 刘珏欣

　　摄影 梁辰 | 编辑 张欢

　　课桌上的水开了，咕嘟嘟响。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一间老办公室里，白岩松和东西联大第三届的11个学生围桌而坐。白岩松正严肃讲着多用形容词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看到有人拿起水壶要去泡茶，忙说：“别立即冲，绿茶放个5分钟再冲，否则烫废了。”

　　东西联大是白岩松的“新闻私塾”，已经招了三届共三十多个学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4个学校的学生聚在一处，每月一课，学制两年。上课地点有时在北京东边的中国传媒大学，有时在北京西边的北京大学万柳公寓。白岩松钦慕辉煌的西南联大，便给它起名“东西联大”。

　　在这里上课氛围奇妙。桌子中间摆着饼干、QQ糖、草莓棒等各色零食，学生们随手取用。不时有人在讲课声中起身倒茶。白岩松每次都会拿来好几种茶，各泡一壶，大家随意喝。如果因此认为这里散淡轻松，那可大错特错了。第一节课，白岩松就提了一堆要求，比如绝对不能迟到，比如布置的每月3本书必须认真看了写书评，如果不看，他可是看得出来的。

　　哪怕有时会与学校里的上课时间冲突，学生们还是会想方设法来这儿。近三年来，只有两个学生因为特殊原因各缺过一次课。“这几乎是个奇迹。”白岩松说。

　　“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是东西联大的校训。第一届毕业生把这句话印在了T恤上，连同白岩松的卡通头像。

　　给每一棵树剪枝

　　与电视上的西装革履不同，据学生们形容，白岩松出行的标准打扮是鸭舌帽、T恤衫、运动裤、休闲鞋，再挎一个万年不变的绿色环保布袋，即使它已经褪成了灰绿色。我第一次去听课时，应我们的拍照要求，白岩松穿上了西服皮鞋，却依然扣着鸭舌帽，挎着印有“东西联大”的环保布袋，毫不介意这身行头的对冲感。我第二次去听课，他果然穿上了学生们形容的标准打扮。

　　办学三年，白岩松只接受了两次采访，不少都推掉了，怕打扰学生。他说自己喜欢《道德经》的结束语：“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是，让人有利，而不让人受害。人之道是，去做，不用去争结果。其实“人”字前本来有个“圣”字，他悄悄隐了。“圣人”是有点容易吓到人的词，“人”就好。

　　白岩松的爸爸是老师，妈妈是老师，舅舅是老师，舅妈是老师，姑姑是老师，嫂子是老师……从教中学生到教大学生，从教数学到教历史，各类都有。在2001年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后记里，白岩松想象未来十年自己的诸种可能，第一条就是“当老师”，那算是他“一直的梦想”。

　　他经常去学校做讲座，500人、1000人的大讲堂总是挤得满满当当。但他渐渐不满足了。“在那里只是过客，你是他的过客，他是你的过客，你没法去细调。”白岩松解释：“就像你坐飞机在空中洒营养液，一片森林受益，好像也还可以。但我觉得还有一种乐趣，是园林工人做每一个剪枝的工作，依照每一棵树的个性特点。隔不久还有机会再修理，让它慢慢成长。在近距离的接触中，它在改变你，你在改变它。”

　　白岩松想办“新闻私塾”的想法，2007年就萌发了。他说作为不在校园里头的人，想给新闻教育添加点不大一样的东西。他拉着相熟的新闻老师们一起琢磨着，但真要实行却没那么容易。

　　2012年的一个晚上，白岩松读着赵越胜的《燃灯者》。那个灰暗年代的师生故事点燃了他。他突然把书一合，跟自己说：“嗨！再难，难得过那时候？我赶紧也开始弄吧。”

　　只能先从熟人下手。他找来了3个学校里的4个专业：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清华大学新闻专业、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专业和播音主持专业。跟白岩松相熟的老师们主要从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中选择将来准备从事传媒工作的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去跟白岩松学习，再把候选名单报给白岩松，他从里面选择10个人。第二年，没那么熟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老师主动找来，希望也能参与合作。

　　为什么是研究生一年级？白岩松考虑得很仔细：“本科学新闻的，将来不一定真干新闻。但是研究生还学新闻，大致他是想要干新闻。这就不是我把你坑到这来。开玩笑说，新闻不是一个好行当，要从养家糊口的角度来说，挣不了多少钱，遭不少罪。我不想你是因为我的鼓动，干了这行，有一天你要觉得这行业不好怎么办？可是研究生你还学这个，开玩笑说，那可不怨我了。”

　　第一届的征集工作安静低调。清华大学的陈之琰记得，学校老师来跟她说时，还强调这算是私下关系联系的，不要告诉别人。搞得她有些紧张，懵懵懂懂准备了简历，只知道是白岩松上课，根本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没人知道白岩松选择学生的具体标准，他的常用解释只有一个听起来玄乎的词：缘分。陈之琰回忆：“后来一次吃饭时，他提起过一句，说看我简历里把做过什么放在得过什么奖前面，觉得这个比较靠谱。”我追问白岩松选择标准，他回答：第一届的时候可能看他对新闻的情感、过去的实践基础，第二届我想尝试一下本科不是学新闻的怎么样，第三届又不一样，“这是个动态的过程，只能解释为缘分。”

　　2012年11月1日，东西联大诞生。按第一届学生们的总结：“东西联大属龙，天蝎座，出生数字全部加起来是8，月支日支3个1。这是要登基的八字。集体跪。”

　　扑克牌准则

　　中国传媒大学的那间老办公室，是白岩松上学时他的恩师曹璐的办公室。学校曾提出换个好点的地方给他们上课，白岩松拒绝了，他对这个小屋子有感情。

　　西边的上课地点属于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比东边宽大许多。但一到冬天，暖气不足。2012年冬天的第一节课，10个学生在这里冷得哆嗦，看着白岩松严肃地板着电视上那张扑克脸，立下各条规则，批评大家的自我介绍各种不好，感觉远算不上愉快。陈之琰记得，当时只觉得这就是一门课，没有特殊感觉，但可以感受到，白岩松对这件事情相当用心。

　　还得相处一段时间，学生们才会发现这张扑克脸其实很容易大笑。他们渐渐喊他“老白”。白岩松20岁出头时，在自己的大学毕业纪念册上，已经被留言的同学喊作“老白”。现在，他四十多岁，在二十多岁的学生面前，成了真正的“老白”。

　　即使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里读研究生，10人左右的小课也算不上常见。除非遇上某门选修课，正好选的人很少。而且人再少，老师一般也不会特别聚焦于学生个人，更多还是在传授知识，聚焦于自己讲了什么。

　　白岩松要求学生每月读3本指定书，每本写350字的书评。每次上课时，他先花一两个小时点评每个学生的书评，不时从书评生发开去。第三届学生刘亦凡说，老白特别不喜欢大而空，对这350字，他要求学生们把想法和经历都融入到读书里去，不是单纯写书评，“感觉是从自己内心里掏东西写在纸上。”

　　老白的典型评论是这样的：“我比较惊讶，XX在美国一年，连份报纸都没买过。……你做新闻人得去观察这个社会，比如说我去一个城市一定会去菜市场，因为菜市场才真实。……原来广东熬汤没那么费劲，各种配料已经全弄好了。”

　　“‘谁是谁非，时间会给出答案。’以后千万不要用这样的语言作结尾，这是八股。一但你不知道怎么结尾，就这么结尾了。……还有这个结尾，其实等同于XX的那个结尾，‘梦醒了，生活依然要继续。’废话！”

　　“你以为你是90后，其实你身上还有25%的50后。”

　　第二部分是白岩松讲新闻业务课，每次一个主题。

　　第三部分是学生们自定主题和形式的展示环节。每次的主题不能重复，他们谈执政党、民族问题、性、香港问题、如果我是同性恋……每次的形式也不能重复，他们拍纪录片、演情景剧、做新闻现场连线……为想出不一样的方式绞尽脑汁。

　　第四部分是看一场白岩松挑选的电影，大多是纪录片。

　　最后是愉快的聚餐，正好坐一大桌，白岩松买单。他摘掉眼镜，眯着眼睛点菜，居然很少被服务员认出来。学生们说，老白的点菜特点是收不住，经常盘子摞盘子，得在旁边反复提醒少点些。

　　水足饭饱，本月班长拿出扑克牌，抽出下月的班长是谁。班长要负责下个月收作业、定实践作业的选题、跟同学和老师沟通。

　　扑克牌是东西联大的象征物。一开课，白岩松就确立了扑克牌准则。“因为联大所有的选择必须是民主的，这里民主的模式就是扑克牌。”每月的班长是扑克牌抽的。课堂上临时发言的顺序也抽扑克牌决定。

　　第一届学生毕业了，他们把纪念性的东西——联大毕业证做成了扑克牌的样子。花色选择红桃，“那代表永远的爱，我们不要最大的黑桃。而且以后班都不能选红桃了。”陈之琰说：“对，就是这么霸道。”

　　还是抽扑克牌，他们决定了从1到10的顺序，正面写着名字，背面是白岩松写给他们的毕业诗。白岩松成了红桃老K，老K的脸换成老白的脸。决定制作后，大家在白岩松家里碰巧发现竟有一个红桃K的摆设钟，“冥冥之中，感觉很神奇。”

　　寻找乐趣和寻找信仰

　　一年级时，东西联大的主题是新闻与历史，会用6个月时间，做6次十年回顾，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头10年，每个人评选评论每十年的十大新闻和十大人物。到了二年级，东西联大的主题是人生与人性。

　　白岩松给二年级的春节作业是，拿3张至少8年前拍的家人或同学照片，在同景别下重拍。大家拍回来都感慨万千。还有一次，他让学生们去采访自己的父母，一半的人回来讲述作业时哭了出来，他们过去从不知道自己父母身上有那么多的故事。另有一次，他让大家做一张海报，内容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东西和父母最喜欢的一个东西。大家很快做出了自己喜欢的，却不知道父母喜欢什么。

　　学生们被要求抄两遍《道德经》。第一遍抄的时候懵懵懂懂，抄完老白讲一遍，讲完再抄。“发现他们第二遍抄得格外漂亮，安静了，因为他们知道内容了。”白岩松说。

　　每次上课时泡的好几种茶都不是白喝的，那是老白的刻意熏陶。“我知道年轻的时候是不会喝茶的，得慢慢熏。”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他会带着学生们去他家讲一次古典音乐。有30分钟，什么话都不说，就是喝茶。老白希望：“他们突然会把这两年喝茶的经历串起来，知道静默下来，茶的滋味是什么。过去一杯一杯就这么喝掉了，没觉出味道来。但安静下来，茶是有味道的。”

　　现在，对于已经毕业大半年的陈之琰来说，喝茶确实成了老白培养出的习惯。在广州，她自己买了茶洗和茶具，只要有时间，就坐在租的房子的窗台上边喝茶边看书，感觉特别舒服。

　　她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摆在漂亮的食器里，拍成照片，配上文字，发在网上，称“一人食”系列。毕业大半年，贴了两百多张。一次红桃班聚会，陈之琰不在，有同学把“一人食”给白岩松看，他惊讶又喜欢。老白没有微信，不开微博，平常没法看到。于是，之后每次聚会，老白都会问陈之琰：“你有什么新菜式给我看看？”然后拿过手机，一个个认真看。

　　就像红桃班毕业时编写的《联大画报》中描述：“老白说，人生那么苦，总要找点乐子。既然向死而生，美食、美景、美茶、美妻，皆不能少。”

　　对于陈之琰来说，关于新闻技术课的印象已经渐渐淡去了，但二年级的“人生与人性”课却越来越清晰：“那些是一辈子都不会忘的。当你真的遇到坎坷，遇到很不开心的事情时，还是会纠结，但是你纠结纠结着，白岩松就冒出来了，真会有那种感觉。”

　　白岩松说，自己后半辈子就是40岁写过的那几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而他写给东西联大的校训多几个字：“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他希望联大的人“都是方法派、行动派和建设派，是一个人情练达、更有人性和人文关怀的、同时不以短期的赢或者输去做一种评判或者内心太大波动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行动。当下的中国社会，一个标志性的特点就是大家都在抱怨，觉得责任全是别人的。那你在做什么？”

　　最大的理想主义

　　东西联大第一届的10个学生毕业后，有3人继续读书，其他7人都从事传媒相关工作。但传媒界大拿白岩松并没有在他们找工作时给予帮助。

　　“我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就是，东西联大不是一个找工作的地方。”白岩松说：“但是你如果认真读完这两年，你的工作应该不会太差。”真到了找工作季，他还是给每人准备了一封推荐信，告诉大家需要的时候就去拿。但推荐实习、找熟人打招呼这类的事，是不可能有了。

　　找工作并非易事。陈之琰因为找工作不顺利，曾情绪略失控，在上课聊起父母时当堂哭起来。同为东西联大第一届学生的梁植，作为清华大学的博士生，2014年11月出现在《奇葩说》节目里，谈起找工作话题，被高晓松大批“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来，一没有胸怀天下，二没有改造国家的欲望，在这问我们你该找个什么工作，你觉得你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高晓松说起他回到清华大学演讲，讲了一通“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到了学生提问环节，收到的问题却是“我们该去国企还是外企？”后来高晓松就不肯回学校演讲了。

　　2015年1月，毕业半年后，东西联大第一届学生重回老白家大聚会。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回北京。大家撺掇老白换件显年轻的衣服，然后把他的古典音乐碟摞起来，把手机架在碟片上，设定自拍时间，一起举着韩美林题写的“东西联大”，拍下欢乐的大合影。

　　不过欢乐的氛围很快变了。工作后大家的纠结和憋屈，纷纷冒了出来。这个哭完那个哭。老白储存的好酒都被喝光，杯子也碎了几个。“所有对工作的幻想都已经破灭了。也只有在老白面前，跟这10个人在一起，才能有那种释放。跟别人根本讲不出口。”陈之琰说：“可能还是遇到了衰落的媒体业吧，整体的无力。说白了，不论是老白，还是清华北大，灌输给我们的都是不能只是独善其身，心里总有一团火想要去兼济天下。但是，现实远没有理想那么美好。会有一些抱负实现不了，会有一些纠纠结结的事情。”

　　第一届这样的苦闷，让即将面临毕业的第二届学生王义鹏有点心里打鼓。研究生一年级时，他就忐忑地向白岩松说自己想去基层从政。这不是个太容易被认同的想法，但白岩松很支持，甚至在第三届学生的课堂上讲起这件事：“我跟他说，好的政治才是最大的理想主义，不好的政治是官僚、政客。不能因为现实中有很多龌龊的东西，就忘了原本有个更棒的东西在那。”

　　王义鹏从小在省会城市长大，以前从不了解乡村。他把硕士毕业作品定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基层干部采访调查，想从师兄师姐的经历中寻找些经验。跑了几个省份后，他把选题范围定在南疆选调生。越调查，他越觉得自己真能做点事情。现在，他已经成为四川省选调生，自己要求去比较偏僻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毕业后即将去景区海螺沟，做有关旅游产业的工作。他在朋友圈的签名档是“温和而有力量，行动促发改变”，很像东西联大的校训。

　　你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2015年4月28日，东西联大第二届在万柳上课的日子。

　　这天，学生们的自选作业主题是“我的副业”。一人架着手机、举着自拍杆拍摄，其他人轮流在镜头前展示。有人当了音乐人，有人当了婚纱店老板，有人成为漫画家，有人成为蛋糕师，还带了自制的抹茶红豆蛋糕给大家吃。

　　王义鹏起身咳咳地讲：“大家好，我是一名公务员。我现在已经65岁了，3天前刚过了生日，办理了退休手续。现在我是一个制片人。我读本科的时候，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电影导演。后来觉得导演对这个社会的接触比较空灵，有点太文艺，而且吃了上顿没下顿，比较有压力。四十多年前，年轻嘛，比较有理想，想的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立一番事业，就把电影作为兴趣爱好保存着了。……几年前，我和我的一位前辈，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们一起做了个节目，叫《白说道德经》，立马红遍网络。”

　　每个人展示结束，白岩松意犹未尽，嚷嚷着：“别别，别停，过来过来，长这么大，见过应邀采访，没见过硬要采访的吧。我就是硬要采访的。”他演起了几十年后的自己：“我的副业是在电视台做节目，你们这代人都不知道，我观众平均年龄76，都在养老院。我的主业是搞教育，弄了一个东西联大，一弄好几十年。人这一辈子啊，就是把主业做成副业，又把副业做成主业，不断折腾的过程。我现在很幸福，主业里有我的诗和远方，而副业是一种责任，你想想我观众平均年龄76，只要活一天，我得服务人家一天。”所有人哈哈大笑。

　　白岩松说这三年办学的最大感想是很快乐，而且觉得非常落地、踏实。学生不是简单地来了又走，他清楚每个学生的成长脉络，“你要陪伴他们一辈子的。”第一届学生和老白约定，谁要第一个结婚，他得去主持。这承诺估计今年就得兑现了。

　　他不大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去互联网做一些可能传播量更广的节目。他说：“我总是害怕，挣钱变得这么容易了，然后我拿它干嘛呀，我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这么多钱。衡量标准不能是外在的标准，我挣多少钱，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要拿你是不是真的很开心。我做这件事，真的很开心。”

　　白岩松想把东西联大办到自己70岁。“那我大约能有二百六七十个学生。一个画家画一辈子，能在这个世界上留多少画呢？几十幅？如果要270名学生，就很具体了，那就不一样了。”

　　陈之琰觉得，在东西联大两年最大的收获是，她重塑了自己看待事物的视角。“以前从一个角度看，是个乖乖女，现在会多问几个为什么。”白岩松让看的书是多元化的，加上参与讨论，得自己再去看更多东西，渐渐地，“不是说白岩松灌输给我什么，而是通过看书和讨论，塑造了我看事情的观点。”

　　白岩松描述自己作为老师的职责是“帮你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让你知道房间有多多，世界有多大。接下来，进哪个房间，多深地去打开，取决于你对哪个房间更有兴趣。老师的职责就是开门，不是陪伴你把一个房间弄明白。”

　　有学生会当堂质疑白岩松：“你去哪儿不是白岩松，为什么要留在央视？”白岩松愣一下，说守土有责，他在央视可能会比去互联网更好。这个答案并不能说服学生，却也无碍于他们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