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约前2070年——前1046年）

西周（约前1046年——前771年 ）

夏商（约前2070年——前1046年）的一千年是中国文明初兴的时期，西周（约前1046年——前771年）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三代在后世儒家理想中的“王道”时代、礼乐时代。

人文初祖，古圣先王

黄帝、炎帝、尧、舜、禹等是中国四五千年前传说时代华夏族的著名首领，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对于祖先的最早记忆和想象，也提供了关于政治权力传递的第一种方案——“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禅让。禹传子，家天下，在孔子看来是“小康”时代的开端，同时提供了关于政治权力传递的第二种方案——基于宗法的世袭。接下来商灭夏，周灭商的“汤武革命”唤起了中国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精神和“以史为鉴”的历史精神，同时也提供了关于政治权力传递的第三种方案——改朝换代的“革命”。“三代”文化的代表和集大成者是制礼作乐的“至圣”周公。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始终没能超出上述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辐射的范围。

春秋战国（前770年——前221年）

春秋战国（前770年——前221年）的五百年是中国社会整体上由量到质发生剧变的时期，小农经济初现端倪，封建制破碎瓦解，逐渐为中央集权制取代，礼崩乐坏，“百家争鸣”奠定了它中国文明轴心时期的地位。

轴心时代，百家争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因为他观察到，当时世界上的几大主要文明不约而同地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产生了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文明成果，如古希腊出现了城邦民主制度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希罗多德等思想家、科学家；以色列诞生了犹太教——它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前身；波斯产生了索罗亚斯德教；印度的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这一时期的中国则出现了“九流十家”、“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伟大的思想家，其中儒家、道家、法家等成为对影响历史最为重大的学派，离开了它们我们便不能理解今天的中国人何以是这个样子。

秦汉（前221年——220年）

秦汉（前221年——220年）的四百年中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面貌，处于帝国时代青春期的中国在中央集权的支撑之下表现出了蓬勃的朝气和开放进取精神，创造了强大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与强盛的罗马国家东西辉映。

开疆拓土，声名远播

一提到秦、汉，中国人不免想到秦皇、汉武两个千古帝王，他们实在可以当作这一时期中国精神的代表。他们的文治武功打下了中国统一国家、辽阔疆土和政治文明的基础，将中国人的视野拓宽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也奠定了中华泱泱大国、博大深厚、气势恢宏的文明基调。秦朝暴政，二世而亡；汉武穷兵，罪己中兴也成为后世一再援引的“殷鉴”。

史家绝唱，无韵离骚

英国人说，宁愿失去印度，不能失去莎士比亚。我说中国人，与其不知秦皇、汉武，不能不知司马迁。事实上有几个人不是直接间接通过《太史公书》了解秦皇、汉武的呢？在一个思想学术日益单调和浅薄的时代，司马迁却在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用个人完整的生命写就的文字能不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吗？《史记》之后，皇皇“二十五史”能多少延续《史记》“圆而神”的风格的恐怕只有班氏父子兄妹等合力完成的《汉书》了。此后能与《史》、《汉》比肩的史学成果要等到一千年后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了。

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184年——589年）

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184年——589年）的四百年中国再度出现长期破碎的局面，士族门阀兴盛，中国继两汉“平民社会”之后出现了“贵族社会”的回光返照，胡族的融入和佛教的流行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民族交融，南北辉映

“五胡乱华”的说法或多或少反映了这一时期汉人对于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入主中原的“历史突变”的震惊和恐惧。今天的中国人用“大历史”的眼光看来，这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民族大交融的一次而已，游牧民族的融入不只是改造着中国人的血统，也在丰富着中国的文化。让中国人感到同样“新鲜”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南北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佛教的大流行则使中国第一次受到了异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到唐朝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奇特景观，与同期西方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局面截然不同。同一文明区内民族、政权、文化的鲜明对照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呈现出了强烈的多元色彩。

隋唐（581年——907年）

隋唐（581年——907年）的三百年与秦汉相类而在各方面又有新发展，中国文明出现全盛，与强盛而开放的阿拉伯文明一齐成为点亮世界的两盏明灯，与同期暗淡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755年的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盛衰和中古历史面貌的转折点。唐朝盛世并不长，但却留给了后世中国人对于盛世中国最深刻的记忆。

政制创新，别具一格

接受西方政治文明熏陶的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权宪法”的政治设想，在西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又加上了考试权和监督权。他的考试权和监督权的主张来源于隋唐时期两项政治制度的创新，一是体现分权制衡原则的三省六部制，突出的表现在门下省对中书省决议的审察封驳权；一是分科考试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它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为有才能的平民士人提供了一条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增进了社会公平。到了宋朝，宋太祖的改革通过权力结构的调整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困扰唐朝的地方割据问题。

文以载道，艺以传情

中古文学首先发达的应该是诗歌。从先秦《诗经》、《楚辞》历经汉代的乐府、建安文学和魏晋南北朝的田园诗、南北民歌、浮艳的宫廷诗歌，到唐朝达到了极盛，出现了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他们的诗歌反映了广阔、丰富而细腻的社会、自然和人生的图景，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是中古文学史上最艳丽的一朵奇葩，以至于有人说与其说唐朝的诗歌，不如说“诗歌的唐朝”。中唐的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以载道，他们的散文在宋朝受到推崇，出现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张旭的草书，颜、柳的楷书，公孙大娘的剑舞，敦煌石窟的壁画，吴道子的绘画，都显示了这一时期艺术发达的水平。

唐末五代至元朝一统前（907年——1279年）

元朝（1271年——1368年）

唐末五代至元朝一统前（907年——1279年）的三百年虽然民族政权长期对峙，但并没有妨碍两宋创造发达的物质文明、技术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此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印象中的近代前典型的传统中国。元朝（1271年——1368年）的一百年蒙古人在中国艰难地维持着一个规模空前的超级帝国，使两宋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

农耕立国，工商兴业

中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国家，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就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精耕细作的农业耕作模式。造成中古农业以精细著称的因素很多，如适宜耕作的自然条件、如地少人多的现实状况，如铁器、牛耕、曲辕犁等生产技术的进步，如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如生产经验的丰富和农学的发达，还有历代统治者“以农为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等等。与农业相比，在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和政策之下，工商业处于次要的、受轻视甚至歧视的地位。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古代还是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两宋时期就是突出的代表。北宋的东京城是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繁华商业都会。南宋和元朝，在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港口城市泉州，中国与数十个国家开展贸易，外贸收入一度成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

科技灿烂，泽被东西

据统计，古代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发明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的，许多科技发明遥遥领先于世界，如张衡的地动仪，如造纸术，如祖冲之的圆周率，如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中国对世界贡献最大的“四大发明”中有三个完成于宋元时期，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直到明朝，我们还可以拿出《本草纲目》、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等值得夸耀的科技成就。事实证明，一贯重视人伦道德，反对“奇技淫巧”的中国人并不缺乏科技创造的智慧。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这些科技在本土的普及发展，导致“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结局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明清（1368年——1912年）

明清（1368年——1912年）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在与日益活跃、壮大的西方世界相对隔绝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着这个庞大农业文明的东方帝国的最后的尊严和光辉，自身也在发生着一些显著的变化。如果没有后来西方人的突然闯入，不知她还要按照自己既定的历史逻辑前行多少世代？

民本政治，落日辉煌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贫贱的开国皇帝，深知民间疾苦和元亡教训的朱元璋将朴素的民本思想贯彻到他的治国政策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严惩贪官污吏。也因此，我们可以把他跟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等相提并论，他们都曾创造历史上政府与百姓关系的最好局面。满清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足，统治长达三百年之久，除了武力高压政策之外，更因为它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同样在统治政策中贯彻了民本的思想，开创了“康乾盛世”。这是农业文明的中国的鼎盛时期，但与工业文明悄然兴起的西方相比，它只不过是东方老大帝国的落日余晖罢了。

人文精神，光辉思想

明朝前期的中国，无论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哪个方面看，都可以用“朴素”一个词来概括。“不违农时”的民本政治自然是朴素的，不尚奢华的经济生活也是朴素的，思想还是延续了宋朝以来的理学，且远没有宋朝那般精致，自然也是朴素的。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我们看到了一个越来越“另类”的中国。统治者抛却了祖先朴素治国的理念，像市井小民那样追逐起无尽的利欲，遍布江南和运河沿岸的商业市镇增添了许多声色，闽越沿海的人民冒死出海“下南洋”，无数的农家子女离开土地到矿山和城市作坊“打工”，……变化同样显著的是思想领域。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唯心观念引发了一场解放思想、批判专制、张扬个性的潮流。明末的李贽公然以“异端”自居，就像《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明清鼎革，天崩地裂，使一部分士人痛定思痛，开始了对传统政治和思想的深刻批判。顾炎武阐述了“仁义充塞而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黄宗羲喊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心声。到了清朝，戴震批判了道学家的“以理杀人”，曹雪芹则在《红楼梦》里歌颂了一颗“无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石。

晚近（1840年至今）

晚近（1840年至今）的近二百年是继春秋战国以来又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鸦片战争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遭遇使农业文明的中国转入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开放变革的历史轨道。这个叫做“中国”的古老国度第一次感到自己竟然处于世界的“边缘”——怎样回应“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怎样融入世界，怎样实现凤凰涅槃般的民族复兴成为数代中国人共同的使命。我们过着自己的小生活，同时也在参与着民族和世界的大历史。

百年屈辱，艰难复兴

“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快。”这句熟悉的歌词用来概括一个半世纪前的中国人对于骤变的世界的看法是再恰当不过了。“天朝大国”一落千丈沦落为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那种境遇是很难用言辞来形容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传统中并不缺乏应变的资源。但这次在错乱的时空里展开的中国复兴之路的艰难曲折还是远远超出了世人的想象。一次鸦片战争还没有把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震醒，直到圆明园化成了灰烬，才终于迈出“师夷长技”的第一步。此后的几十年东方演出了中日两国的龟兔赛跑，遗憾的是那只中途睡觉的兔子是中国。接下来博弈在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间展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胜利了。然后，我们又回到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邓小平如是说。如果说全民抗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契机，那么，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