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桶盖、大米“出口转内销”看改开富了些什么人
中国特色
据说春节期间有多达45万中国游客赴日,购物消费近60亿元人民币,这些人抢完电饭煲,再抢马桶盖,抢完马桶盖,再抢“一目惚”大米,直把马桶盖抢到断货,这才一个个拎着一袋用1500元人民币买来的10斤装的日本米凯旋而归。价格太贵,这件事本不正常,却也苍天有眼,现世报,待他们抢完日本归国后,才发现马桶盖的产地居然是“浙江省杭州市杭州经济开发区松乔街2号”,而所谓“一目惚”大米,实际由辽宁盘锦出口日本,本地零售价才每斤3块左右,却被这些“人肉搬运工”以虚高50倍的价格给不计运输费用地搬了回来!
这真是滑稽,令人啼笑皆非。我们那么多同胞砸日本车、拒日本货几年来的抗日成果,就这么轻飘飘地让这些先富者们断送了。这不禁让我们问一句:改开三十余年,我们所培育的那些先富者是些什么人?就此首先肯定:这是些既无民族责任心也没民族仇恨意识的社会渣滓,他们无视目前的钓鱼岛之争,他们忘记了本民族曾遭小日本野蛮蹂躏,他们体会不出两国间正进行经济冷战、政治冷战,而购买日本货无异于资敌购买枪弹,为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战争制造危机。在抗日这个问题上,最令人齿冷的是冯玮和南方系,相比下即便被人戏称为“白眼狼”的白岩松,亦为拒绝日货呼吁过。仅此,就说明我们这些先富者的民族觉悟和道德水平连无耻精英都不如,他们已把人做的小到与冯玮、南方系差不多的水准。
其次,这些先富者为什么喜欢哄抢,难道只为炫富吗?非也。这要从中国的商业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改革开放、道德滑坡的历史轨迹去判断。第一,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那一个“让”字蕴藏着心机,事实上,中国的先富者绝不是辛勤劳动的那一批,也不是学富五车的那一批,更不是遵纪守法的那一批,事实上与此相反,在改开“猫论”的环境下,那些坐过牢的、出过事的、偷人家老婆被捉奸的、贪污公款被揭发的,甚至在街头套圈的、全国流窜作案的、实在找不到媳妇的、擅长编瞎话搞诈骗的,因这些人在传统社会观念下路越走越窄,就不得不“解放思想”,“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就被逼的富起来了,反而那些读书人因为知识多了,脑子里框框就多了,这不敢做,那不能做,这犯法,那犯罪,一来二去,就丧失了先富的历史机遇。第二,因为“让”出来的先富者是这么一批,他们把自己的特长再度发挥,就是骗。先富者骗领导就靠行贿,领导尝到甜头就开始索贿,而中国人又有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可这就既败坏了官场风气,又败坏了社会风气;先富者骗银行开贷款,这儿骗的兜不住了,就换个地方继续骗,这几乎已成为先富者普遍的人格特质,骗银行的结果是骗出了金融危机,紧接着又骗出了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先富者骗社会就是靠假冒伪劣,在制假售假的功劳薄上,先富者就是先行者,这没什么争议,可一旦有全民腐败导致全民造假,你骗我,我坑你,连农民都在不敢吃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此情下先富者们推己及人,充分认识到严重性,所以才一出国门就哄抢。
又次,先富者们文化水平不高,偏又崇洋媚外。这是特色社会的一道风景。我们的社会赏罚方向出了问题,我们的社会选拔机制出了问题,我们的道德评价标准也出了问题。否则,一群腰缠万贯的大巴依即便再浅薄、无知,难道就没一个认识日文?我们放眼全球,无论什么国度,这都是个大笑话。
这次马桶盖、大米的出口专内销委实丢人,却也符合先富者们的索日作为和行事习惯。我们中国人早穷怕了,因为贫穷就节约、就抠,也抠怕了,所以,一旦有利就哄抢,一旦有钱就张扬,更何况先富者就这么个素质,丢人带冒烟毫不奇怪。在此,我不以偏概全,把哄抢马桶盖、大米的视为先富者的全部,但那金字塔的尖端部分,那群人吃着特供,虽不致亲自参与哄抢或炫富,可他们抢夺政权、抢夺既得利益、抢夺国企,吃相是不是比这些抢马桶盖、抢大米的好看些?一个民族忘记了民族责任、民族仇恨、民族特色很危险,一个党派变作先富者的代表更危险,从这里说,一个由先富者绑架了政策制定权的国家就更加危险!
由这次出国哄抢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发生的海南汽车事件。
在海南开始炒卖进口汽车那一段时间,香港不少投机商人闻风而动,东飞日本,西扑海南,低价购进,转手倒卖,赚取高额利润,当时一部十二座日产面包车,在香港售价仅值五、六万港元,但在中国国内,则以一万元一个座位计价,一部十二座面包车能卖到十二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三十多万元港币。怪不得香港投机商人蜂拥而来。有些投机商人转瞬间便腰缠万贯,变魔术般地一跃而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平日花钱如流水,动不动就在夜总会包场……
海南大量进口汽车,不仅把香港的市场、车行炒得乱哄哄、闹嚷嚷,日本的产业界也为之震动得坐卧不宁。丰田汽车厂的一位副经理亲自坐飞机飞到海口,再三向主管经贸的副省长请求:希望能尽量减缓进口汽车的速度和数量,因为,造汽车并不像造打火机那般轻便简捷,他们每年生产适于在中国公路上行驶的左舵汽车的能力是有限的,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目前所需的供货量,而副省长回答:实在生产左舵来不及,右舵也行。由此可见,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让”的成分有多大。生产商要求减订单,这种情况,罕见呢!
再回到原题,先富者既然是由政策“让”出来的这么群人,由他们先富带后富可能吗?靠他们实现“中国梦”靠谱吗?指望他们实现民族崛起有希望吗?
须知:抢购马桶盖、大米,它就发生在甲午年。
这,似乎已成为对特色社会的一个满含讽刺意味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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