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力：黄土地上的“摄影耕夫”个人日记

黄新力：黄土地上的“摄影耕夫”

个人日记

真正的纪实摄影家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他们的存在和工作是保持社会的精神高度, 唤起人们不断对世界保持警醒和独立思考。他绝不能是合纵连横、圈地占位，以抢占话语权来形成所谓的主流。

——李楠

黄新力，萧沉摄于2009年元月27日

2013年12月22日，青年摄影师沈代伟在其微博上的写下了这段文字：“今天早上在建国饭店遇见摄影师黄新力，谈话间，他还是那样低调务实，正与他拍的作品那样纯粹，我想只能从他纯粹的影像里面找到他内心想表达的话语，陕西摄影群体就是如此精神可贵，我想现在整天提图片资本运作的人不应在陕西摄影群体这份名单里。”

黄新力、赵利文和张晓明，他们三人是黄土地上的“三剑客”。实在、略显笨拙却又不失本真的“边走边唱”，潇洒自如、风格多变还带着点无厘头的“世俗西安”，偏向观念、沉稳而不死板、恒定却不单调的“向北”，这三人的组合，无疑是陕西摄影的高峰。而黄新力，这一条方正的高大汉子，是他们三人之中，最为低调、朴实的“耕夫”，在西北这块黄土地上，默默耕耘着。

道一道“陕北说书”

清涧县的盲说书人，和著名作家路遥是同乡。

清涧县盲人宣传队，全名叫清涧县毛泽东思想盲人文艺宣传队，成立于1964年。组建之初集合了全县在四处流浪讨生活的盲人约二三十人，之后又不断吸收一些没有说书技能的全盲或半盲人加入，共分十个组，“文革”期间由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文化组管理。

我最早遇见的盲人宣传队员的地方。那一天下雪，我们在路边等车，我见到了张成祥，惠军涧，李春满和杨宝。

盲人宣传队是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成立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这些盲人运用自己惯常的生存手段——说书、唱道情，编唱了许多宣传那个时代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新书新戏。他们组成了若干个小分队，结合当时政治需要，往往在最高指示发出后的第一时间出发，用说唱的形式将其传到到本县乃至邻县的各个乡村、田间地头和轰轰烈烈的生产工地，那时的吴堡、延川、子洲、绥德等县都是盲人宣传队常去的地方，他们有时还参加全地区乃至全省的文艺汇演，演出任务相当繁重。

盲人们外出说书的地域，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有时为了赶路，盲人们还要冒险走一些人迹罕至的山洞和深谷中的羊肠小道。

每年春节过后，以说书唱到为生的盲艺人们就动身了。他们奔波于山大沟深的黄土地上，用手中的三弦、四音，凭三寸不烂之舌，一代又一代为百姓们演绎着传统的“忠信义”，吟唱着百姓们的欢愉与苦涩。

游走于乡村间讨生活的盲人队伍。

为什么会五年如一日的反反复复拍摄这样的一个群体，既无利可图，也充满了一定的拍摄难度？黄新力在《陕北盲说书人》的自序中这样写道：“陕北黄土高原和峡谷，对我来说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这种无穷的魅力不仅来自于当地浓郁的风俗和自然风光，更来源于这里的人民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对生命的殷切渴望，对土地的深深眷念。这里黄土广布、土质疏松，长年干旱无雨，烈日风沙，土地贫瘠，但数千年来，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不断战胜自己、战胜自然，坚强地活下来，走到了今天。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尽的生活活力。”

庙宇通神灵，盲人们的书场不光说给乡亲们，还要说给神灵听，庙中的书场，一说就是一整天，在陕北说神书一点都不能含糊。

黄新力的摄影很纯粹，就是传统的图片故事，他做的专深。他的照片很“实在”。第一种“实在”在这里不是一种形容而是说它的品质。他拍得笨笨的、拙拙的。他没有投机、也没有取巧，就是实打实的关照，几乎没有什么方法。他是真真切切地爱着他拍摄过的土地和人群，以及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那些苦难和煎熬已然成为他生命中实实在在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现在还艰难的他是真切地生活着，因为他爱摄影，爱陕北，爱西北的农民。

说书之余，盲人们也爱和乡亲们拉拉家常。

另一种意义的“实在”，是他的图像语言。他的那种单刀直入，没有逼近，也没有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而伤害被拍摄者。他的画面真实、清晰、厚重，这让人感觉他好像很落伍。其实，这是一种他的自信，任何只对形式的迷恋而忽略内容的摄影，都是不可取的。

盲说书人张广春、张成祥、马国荣、李守旺（从左到右）。

陕北盲说书人

我们远远地看着他们，却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可曾想过，如果我们的眼睛瞎了会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些盲艺人如何想象他们碰触的物体和途经的狂野是什么样子？他们乘船渡过大河时心中是怎样一种恐惧？他们的世界与我们闭起眼睛来看到的黑暗世界是一样的吗？

看着这些盲艺人艰难生活的图片，你也许会从日常匆忙势利却无聊透顶的日子里暂时脱离出来，驻足端详他们，并且心生一种异样的心情。因为看着这些照片，你会觉察到有些东西是你无法绕过去的。或许这只是极其微弱的一丝悸动，但它毕竟发生了。它的影响或许在将来一个我们不期然的时刻出现，或许根本不会出现，但这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