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溪马

刘家全 文 达溪马（拜读，节选，键入，分享，）
人是具有神性的灵物，人除了具有高级的神性外，还有中级的人性，低级的动物性。人是从神性到人性再到动物性的“复合体”。动物性的典型表现是物质利己，神性的典型表现则是物质利他。而人性就是要求人在这“利己”和“利他”之间找到合适的立足点，以调适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一个健康社会的精神文化就在于为人的神性提供充足的信仰阳光，丰沛的精神雨露，以使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和升华得到落实与张扬。这样，不仅个人能体验到精神的充实与生活的幸福，社会也能得以健康和谐地发展。
所以，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充足的信仰阳光照耀，缺乏丰沛的精神雨露滋润，人的良知心田就会“干涸”，人的道德理性就会丧失，神性的“禾苗”必会枯萎，而“人性”中野性的“荒草”乘机漫延，人的动物性就会迅速膨胀。这时，社会就要付出代价。
“人性”总是摇摆在动物性与神性之间，多一份神性就少一份动物性，反之亦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永远必要）人在物欲之外还应遵循道德，追求崇高，向往神圣。因为人毕竟有人的尊严，神的灵性！

人类的生活既有轻松随意的 一面，也有严肃认真的 一面。前者主要表现为对感官的满足，美的心理享受，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对崇高神圣、庄严肃穆等精神生活的体验。如果说轻松随意中对感官的满足是以人的动物性为主，而美的心理享受已经初具神性但仍处在低级阶段的话，那么，对崇高、庄严肃穆的精神体验则完全属于人的 高级神性禀赋。人类的生活如果只是限于感官的 满足，那么这种生活必定是堕落的，无意义的。而有了对美的心理享受，人类生活就有了神性的“风采”但仍属于较低层次。
人类只有在进行崇高神圣、庄严肃穆的精神体验时，生活的幸福和美满感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生命的 价值和意义才可能实现。只有对崇高神圣、庄严肃穆的高级精神活动进行体验所带来的幸福和美满才是永久的、巨大的和厚重的。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才能实现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自我体认。
现代中国人常对自己缺乏崇高神圣庄严肃穆的自我认定，这样就不太珍惜自己的 人格尊严，自己的 义务责任，甚至自己的宝贵生命。而只会自轻自贱，或者玩世不恭，或者浑浑噩噩，或者醉生梦死。现代中国人常对他人缺乏崇高神圣庄严肃穆的人性评价，这样就很难对他人的人格权利给予由衷的尊重，宽容和爱心就无从着落，而只会视弱者为奴婢去践踏欺凌，视强者为主子去谄媚讨好。
现代中国职业者常对职务与工作缺乏崇高神圣庄严肃穆的劳动感情，这样就很难形成敬业爱岗的良好风气，而只能视工作为苦役，将职务当累赘。由此便产生了不劳而获、非义取利的意识，形成了普遍的消极怠工和投机取巧的局面。
现代中国官员常对自己握有的公权力即领导管理权缺乏崇高神圣庄严肃穆的责任意识，用权如同儿戏。谋公事时将这种公权弃如敝帚，而谋私利时则将这种公权随意玩弄，腐败与滥权便无法遏制地蔓延开来。
现代中国科学学人常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缺乏崇高神圣庄严肃穆的敬重意识，将科学当成可以驱使的牛马，个人升迁的工具，所以就很难在科学研究中有所突破，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现代中国文化人常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化事业缺乏崇高神圣庄严肃穆的使命意识，将文化看成自己混饭吃的手段，发财的门路，当成供人消遣的“玩偶”，卖笑的“浪女”。以玩弄的心态创作，结果“痞子文学”、“床上文学”及戏说历史、戏说英雄的作品便蜂拥而起，完全无视文化对民族精神会产生怎样的正面效果和负面作用。
现代中国人常对自己的民族缺乏崇高神圣庄严肃穆的族类认同，不在乎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而将自己看成是所谓的 “世界公民”或“地球村村民”。对民族同类抱冷漠态度，对民族历史持轻薄立场，对民族精神多否定观点。由此，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陷入了魂失群散的境地。
由于缺乏必要的宗教情怀，人类正常精神生活所应具有的对崇高神圣庄严肃穆精神境界的追求，过去已有的中华民族对高大悠远事物的敬重意识正在民族成员中迅速“湮灭”，民族的精神生活因此而不断向低俗化迅速滑落。于是，我们就会看到，现代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往往不在乎认真而趋于随意，不在乎细密而趋于粗陋，不在乎深邃而趋于肤浅，不在乎努力而趋于取巧，不在乎原则而趋于圆滑，不在乎尊严而趋于“识时务”。由于民魂的无着，中华民族成员的整体精神素质正在令人忧心地滑落。民族品质的滑落影响的是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当然也整体性地影响到每一位民族成员的外部生存环境。（节选）
所以全体民众务必要注意重视学习，重视“超越自我，完善卓越”！！！以为物质能够代替精神、至少是遮蔽精神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以为只要社会的物质富足，精神空虚不足挂齿的想法则更显其偏狭与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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