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青丝顿

我想讲四个故事来结束我的发言。至于解读这些故事与科学工作者的关联，那就请诸位年青的科技精英们见仁见智吧。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美国的Sacramento市。那里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首都，是淘金热的中心，也是华人聚居的地方，有很多华人到那里去淘金。那里有一条大河，叫三 acramento River，河上有桥。一天，满清政府有位领事，是一位武官，正在过桥。他身后有两个美国农民，或者美国矿工，也在过桥。两人看着这个中国官员穿着满清花花绿绿的官服，脑后拖着长辫子，很好玩，打赌这个中国外交官会不会游泳。于是两人一使劲，就把这位官员扔进了Sacramento 河。他不会游泳，淹死了。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什么，就像这件事从来不曾发生一样。那个时候，中国人并不认同中国。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00年。八国联军只有两万个士兵，却打败了中国军队，占领了北京城，太后逃到西安去了。结果是，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按照当时中国户部的人口统计得来的，也就是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白银。这笔钱折合成八国各自的货币支付。八国之中，美国损失（出力）较小，仅分得赔款中的7.3% ，即四亿五千万两中的三千三百万两，估算为美元两千四百五十万元。后来，美国政府方面承认，其半数赔偿要求属于虚报，故将该款之近半，即一千二百万美元，交还中国，条件是用于兴办西学。那时的一千二百万美元是很值钱的。今天在美国买栋房子要五十万；那时候，只要几百元。 1867年，美国仅支付了七百二十万美元就从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国会当时还嫌贵，差点就否决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能买多少个阿拉斯加？能买4000个。阿拉斯加比整个中国东北还大，是美国最大的黄金、石油、和鱼产品生产基地。庚款自1902年起付，38 年后的1940年付清，其间年利率为4％，总共支付了将近十亿两。在1900年之前，中国刚刚赔完日本，是甲午中日战争的赔款，两亿两白银，价值20个阿拉斯加。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人想不认同中国也难。

第三个故事大家都熟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半个世纪，到1950年，我国人口依然是四亿五千万，但是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了。这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打赢的第一场对外战争，而且是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战，而且是在外国的领土上作战。那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明显标志。为了别人能平等地对待自己的民族，为了一份尊严，这就是像任新民院士那样的科技精英们回归祖国的理由。

第四个，也是我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有一位国民党将领，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后，因为是败军之将，不被重用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辞职去了南非，做点小生意过日子。那时南非与台湾关系密切，都自称是反共的坚强堡垒。与美国一样，那时候的南非还奉行种族隔离政策，比美国还严格。黄种人是有色人种，在公共汽车上必须坐后排座，前排的座位属于白种人。四十年前， 1964年10月17日，这位先生乘公共汽车，上车后他习惯地往车后面走。司机对他说，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后面了。老先生非常诧异，说：我是中国人。司机说，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老先生说，那，我不就应该坐在后面？司机说，难道你没看今天的报纸？昨天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从今天起，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泪流满面地说，这车我不坐了，我下车走路。红色中国为他挣来了前排座，挣来了一个民族整体的尊严，却永远断绝了他跟着蒋介石反攻回到大陆的希望，也就永远断绝了他回归故乡的希望？至少在那个时候他是这样理解的。是啊，认同祖国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里面掺杂着无数个人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委屈与失望。是啊，家很丑陋，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毛主席万岁：那些站起来的和跪下去的——40多年前，纽约的华人区有这样一个中餐馆，尽管利润微薄，老板还是要求所有服务人员都要向餐馆的客人卑躬屈膝地下跪服务。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们似乎麻木了，甚至习惯了。然而有这么一天，餐馆老板却泪流满面地告诉他的职员，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需要给别人跪着了！

历史定格在这样的一个瞬间—— 1964年10 月16日——这是整个地球上的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的日子。这是中华民族再也无须向强权跪拜的日子，这是全世界都在为中国人震撼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世界的东方，在亚洲大陆的中部，在古老的罗布泊，一团巨大的蘑菇云承载着一个民族一百年不曾死亡的信念在一声巨响中轰然升起，只是那样一个瞬间，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都要为这团神圣的蘑菇云而改变！

就在这一天，法国总理蓬皮杜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日子终于来了。现在是人们讨论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刻了。因为，按照西方列强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历史培养出的强盗逻辑，这个世界是根据实力划分的。如果说朝鲜战争使列强真正意识到人民中国的必然崛起 ;那么正是那一团蘑菇云的升起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地看到了：一个饱受磨难，历尽坎坷的伟大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踏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

然而，当时的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是在极端险恶，甚至难以生存的条件下，凭着一种百折不挠不屈的信念和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得已完成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向我们中国这样从一无所有的荒原上起步独立发展自己的战略工业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高精尖技术人员甚至要忍饥挨饿，双腿浮肿地从事工作; 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高级技术人才愿意终身隐姓埋名，甚至丧失了发表任何一篇学术论文的权利。但是，在中国的六十年代，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一切反华势力都在疯狂地对华制裁和封锁的时代，英雄的中国人将这样的奇迹变成了现实。

历史整整过去了四十年。今天，当我们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之际，回首那段仍然让人热血沸腾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惊讶于中国核武器研究历程的极端艰难困苦和慷慨悲壮，为其如此，我们也不能不敬佩中国人民已故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群体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

毛主席和周总理深刻地知道：如果没有一声巨响，那么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是无从谈起的;而乞求洋人的施舍和恩赐，是永远无法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正因如此，他们在那样苦难的情况下，坚决摒弃了直接来自中共中央内部的放弃开发核技术的消极主张，以大无畏的勇气，毅然决定走自力更生之路。

历史证明：正是他们的英明决策，才使我国得以迅速成为举足轻重的核大国，极大提高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力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不仅如此，核工业直接带动了一批相关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提升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水平，在一无所有之中杀出了一条民族战略产业发展的路子。可以想象，假如当年放弃核武器开发的观点占了上风，那么我国是否至今还会在国家舞台上被视为微不足道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