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者

数据显示，从2010年实行新的扶贫开发纲要以来到2014年年底，在新扶贫标准下，我国的减贫总量达到了955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原来的17.2%下降到7.2%，减少了10%。2013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1980-2008年，在日均1.25美元贫困线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中国减少了6.62亿，减贫成效巨大。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七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体制改革。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大包干，在7年时间(1978-1985年)内，按照我们当时的标准，实现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二是农业发展。我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水养活了全球20%左右的人口。三是经济增长。近30多年来，我国保持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这对于就业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四是结构调整。这些年，无论是种植业内部、农业内部、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都在不断调整，每次调整都意味着劳动力的解放，都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创造了条件。五是区域政策。包括西部大开发政策和片区支持政策。仅片区政策一项，在确立14个片区以来，财政综合扶贫投入大体上每年增加700多亿元。六是惠农政策。目前，惠农政策资金总量达到每年1.2万亿元以上，去年的增量在1000亿元以上。七是专项扶贫。2014年我国专项扶贫预算是433亿元，2015年是467亿元，如果再加上定点扶贫和东西协作，财政直接投入约为700多亿元。从2015年财政部的预算来看，地方(省市县三级)的扶贫投入是1000亿元。

　　但是应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减贫幅度却出现了明显下降。2010-2014年减贫幅度从26.1%下降到14.9%，减少了11.2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2015年减贫幅度大约会在13.4%左右，相当于减贫940万人。但现在我们提出的年度目标是要减少1000万人以上，减贫幅度是14.25%，任务很艰巨。

首先，我们要始终认识到：贫困是相对的，扶贫开发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我们要消灭绝对贫困，也必须消灭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会长期存在，不仅现在有，全面小康了也有，中等发达了还有。想再过几年就没有贫困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我国正处在从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过渡时期，加之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所以我们只能提出有限的、阶段性的目标任务，既要鼓舞人心，又要切实可行，无论如何不能说过头话；既要有解决绝对贫困的任务，也要有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二者不可偏废。

　　对于绝对贫困来说，过去讲“衣不遮体、食不裹腹、住不避风雨”，首先要消灭这三种现象，现在还要加上水的问题，就是要有安全的饮水。同时，恩格尔系数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从理论上说，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还是绝对贫困，50%以下可以算是基本小康，有人提出，贫困人口到2020年恩格尔系数要降到50%以下，我认为，必须实事求是，能降下来当然好，能不能降到50%以下，还要仔细算算账。

　　对于相对贫困来说，基尼系数是一个比较合格的指标。我国过去6年已经实现了基尼系数的下降，从0.491降到现在的0.469。虽然下降得很慢，但毕竟还是降了。既然过去6年已经做到了，就应该而且可以考虑今后提出基尼系数的目标，应该让基尼系数尽可能靠近0.4。

　　当然，相对贫困不光是要看收入差距，还要强调区域差距，中国这么大，发展这么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起点不同，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程度也肯定不同，不能强求一律。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群众的获得感和认同感，全面小康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小康的目标怎么定，自己跟自己比，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儿，越到基层越要征求群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