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卵石

 

    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总是在某个地方。脚总是在某个地方，无论是固定着还是跑动着。思想则在别处，这是众所周知的。思想无论是来自缺乏生气抑或来自最深沉的力量，都可以在过去和现在，或现在和将来，或仅仅在这里和那里。基于不难明白的理由，约摸过去一个世纪间，位于最高水平上的艺术创造，往往要求有才能的人发展一种异禀，在精神上同时居于两个地方。凡•高对他正在画的法国南部风景兴致莫名，遂写信告诉哥哥特奥，说他“实际上”是在日本。那位来自列宁格勒、尚未出版诗集的年轻诗人，被判强制性劳动，在白海附近的远北某个村子的集体农场服役时，听到T•S•艾略特在伦敦逝世的消息（那是1965年），便在他那间寒冷的陋屋里，坐在一张桌子旁，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一首献给艾略特的长篇哀歌，这首哀歌也是对还活着的W•H•奥登的致敬（他采用了奥登悼念叶芝的哀歌的音调和旋律）。
    他很有风度，总是表示他在那一年半的国内流放期间并未真正受苦；还说他挺喜欢干农活，尤其是铲肥料，并认为俄罗斯人都身陷绝境之际，这反而是他迄今所做的较诚实和有益的工作之一，且在那里有不少诗作。
    接着，在重返故乡列宁格勒没几年后，约瑟夫•布罗茨基便“换了帝国”——诚如他自己扼要地概括的。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今天还在这里，明天便到了别处，且完全违背他的意愿：其他损失不说，这位受疼爱的独子，被迫与年迈的父母分离。为了进一步惩罚这位叛逆的诗人，前苏联政府此后一再拒绝准许他父母去见儿子，哪怕是他们在附近的赫尔辛基与儿子短暂团聚也不让。后来他们相继逝世，不能让儿子再拥抱一下他们。难以治愈的悲伤，连带无比的愤慨，无比的清醒。
    他甚至能够将此次被克格勃强迫离境，变成有点主动告别——
    至于一个人的脚趾尖触及时间和空间的哪个位置，嗯，地球到处都是坚硬的；不妨试试美国——他着陆在我们中间，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一枚善良的导弹，其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祖国的文学那崇高而严苛的诗人威严感。（散文作家中也不乏这种威严感：想想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看待小说家的道德和精神任务。）众多的天资缓和了他突然插入美国的速度：无与伦比的勤奋和自信、随时出击的讥讽、无忧无虑、狡黠。然而，尽管他快捷、灵活地与其移居国建立联系，但只要环顾一下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其他俄罗斯流亡者和移民中间的行为举止，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而他实际上又是何等慷慨地让自己适应我们，同时急于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
    这种适应性、这种勇气也许可称为世界主义。但是世界主义与一个人的关系，更多地属于时间而非地点，尤其是属于过去（它比现在要庞大得多）。这与那种被称为怀旧的感伤关系没有任何共同点。这种关系是严厉对待自己，并承认过去是各种标准的来源，是现在所无法提供的更高标准的来源，一个人写作不是要取悦同代人，而是取悦前辈，布罗茨基经常这么宣称。他确实做到了——他的同胞们都同意，他是那个时代唯一继承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① 的人。提高他所称的“思考的水平”，即严格地认同诗人们的努力、抱负和恰如其分的忠诚。
    我把约瑟夫•布罗茨基视为一位世界诗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语读他的诗；主要原因则是，他在诗中达到的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化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态度与密度。他坚持认为，诗歌的“工作”（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是探索语言的极限，以便走得更多更快。他说，诗歌是加速的思想。这是他认为诗歌比散文优越的最佳辩解，而他做出很多辩解，因为他认为韵律是这个过程的根本。精神加速这一概念，是理解他在诗歌中和散文中的伟大成就（和他的局限）的关键，也是理解他难以磨灭的存在的关键。诚如他的朋友谢默斯•希尼贴切地指出的，与他交谈“立即就获得一种垂直起飞，要减速时不可能的”。
    他的大部分作品可划入他其中一首诗《给旅行者的忠告》之名下。真正的旅行滋养了精神之旅，它快速同化所知所感、决心不被愚弄、坦率承认弱性，并以此来获得特有的奖赏。当然，他还喜爱其他地方，尤其是四个国家（而诗歌就产生于这些国家境内）：俄罗斯、英国、美国、意大利。即是说，不同的帝国从未停止过激励他那“快进”式联系和开阔的能力；因此，他钟情于拉丁语诗人和各种古罗马遗迹，并见诸于他的一些散文、《大理石》一剧和多首诗中。世界主义第一个、最终也许还是唯一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形式，是成为某个帝国的公民。布罗茨基的性情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是帝王式的。
    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他生命后期令人吃惊的决定是他在苏联解体之后以及在无数崇拜者的力劝之下仍拒绝哪怕是短暂地回国访问，以此表明他的立场。
    因此，他在别处——这里——度过他大部分的成人生活。俄罗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胆、最富饶和最教条的东西的来源，而它竟成为他出于骄傲、出于愤怒、出于焦虑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伟大的别处。
    此刻，他被匆匆送走，离开我们——或给人这种感觉——送往最辽阔最强大的帝国，那最后的别处：他曾在一首首不屈、尖锐的诗中预示过这次迁移（他多年来忍受严重的心脏病）。
    他的作品、他的榜样、他的标准——以及我们的悲伤——则保持着。
    （1998年）
    （《重点所在》，桑塔格，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认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人都知道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很可能会因此死掉。但在他朋友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人，也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原则，所以大家很难相信他确实有生命危险。他的气质浓烈、无畏，再加上他给身边的人带来的那种振奋，让你不会去想他的生命会被危及；他所拥有的那种勇敢和风度，他对自怜和牢骚的有意远离，也会让你忘记他和别人一样，有生有死。正因为如此，他的死就更加让人震惊和难过。必须用过去时谈论他，就像是在冒犯语法一样。
    约瑟夫有一种无庸置疑的美妙品质，一种近乎凶猛的智识的敏捷。谈话迅即垂直上升，不可能减速。也就是说，他在诗歌中最为珍视的，他也在生活中加以展示－－语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走得更远、更快，从而在自我的局限和成见中开辟出口。在谈话时，他比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容易厌倦，总在双关、押韵、离题和关注，突然强调或变轨。词语对他而言是一种高能燃料，他喜欢在词语抓住他时让自己被驱动。他也喜欢故意误读别人的用语，灵机一动地误引，或是夸张地反驳。比如有一次在都柏林，他抱怨我们这里其实难得一见的热天，我开玩笑说，他应该去冰岛。带着惯有的高度和恶作剧，他马上回答：“但是我不能忍受意义的缺席。”
    他自己的缺席让人更加难以忍受。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1972年，他因为异见而被俄国驱逐，经由伦敦流亡去美国；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我生活中支持和印证的力量。他身上混合了光采和可亲，最高的标准和最让人耳目一新的常识，总是能在巩固的同时变得亲近。每一次见到他，都会让我更新自己对诗歌的可能性的信念。他有一种了不起的品质：二流诗人的自欺让他不解，而许多有名气的诗人作品中表现出的对诗歌技艺的全然无知又让他愤怒；和他一起“开列洗衣单”是一件让人振奋的事情：逐一考察当代诗人，年轻的或年长的，写下其中他认为最出色的诗人。这就像是在与一位揭示秘密的人相遇。
    但这只是一种个人的小优点，归根结底，在他身上有一种更重要的优点，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为“非个人的重要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约瑟夫·布罗茨基彻头彻尾地相信诗歌是一种善的力量－－不仅“有益于社会”，更有益于个人的心智和灵魂的健康。他断然反对任何把社会的车厢放置于个人的马匹之前的理念，反对任何给自然的反应穿上制服的做法。“群”（herd）对于约瑟夫而言就是“听”（heard）的反面，但这并没有减少他的热情，他始终在为把诗歌重新纳入美国的公共文化而努力。
    这也并非是说，他希望在体育馆举行诗歌朗读会。如果有人碰巧提到苏联的类似场合有无数听众出席，他会马上回答：“想一想他们听到的是怎样的垃圾。”换句话说，约瑟夫反对动辄把政治（politics）和诗歌（poetry）强行套在一起（“字母p和o是它们唯一的共同之处”）。他这么说，并非是因为对诗歌在本质上的转换力没有信心，而是因为政治要求改变判断好坏的标准，很可能带来语言的败坏，进而降低“the plane of regard”（他喜欢使用这个短语），而人正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平面看待自身，并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他当然有绝对的资格以诗人这一角色的监护人自居，因为他在六十年代被苏联当局逮捕、审讯、继而又被流放到劳改营，正是由于他信守诗人这一天职－－按照检方的说法，这是寄生虫的天职。这让审判变成了国际事件，他一到西方就成了名人；但他并没有以“受害者”自居，在时髦的激进中漂流，而是立刻去密歇根大学做一名老师，开始了教书和写作的生活。
    但很快，他在新的祖国的作为就将为他赢得更胜往昔的名声。首先，他能以激动人心的方式朗诵自己的俄语诗，在1970年代，他在全美各地高校的朗诵会使得诗歌朗诵重又成为一件有活力的、严肃的事情。他不像那些街头演讲者那样故意以深沉的姿态哄诱听众，而是以游吟诗人的风度进行朗诵。他的声音强烈，他背诵，他抑扬顿挫的声调拥有唱诗班领唱者的庄严和悲哀，所以他的朗诵从来都能让出席者产生置身典仪的感觉。于是他渐渐被视为一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听起来就如同先知一般，尽管他也许会对先知这一角色表示异议；他也以自己在诗歌传统方面的渊博学识－－从古典时代一直到文艺复兴和现代欧洲语言，包括英语－－给学院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如果说先知角色让约瑟夫感到不安，他对教诲却没有顾虑。没有人比他更喜欢建立法则，于是他作为教师的声名开始传扬，也有人开始模仿他的风格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强调学生应该学习并背诵若干诗篇，这对全美国的创造性写作学校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他对传统形式的提倡，对音步和押韵的关注，以及对像罗伯特·弗罗斯特和托马斯·哈代那样的非现代主义诗人的高度评价，都起到了重新唤醒一种更久远的诗歌记忆的效果。1991年，他在担任国会图书馆的桂冠诗人期间提出一项“不谦虚的提议”，这一切就此达到了顶峰。他问，为什么不印上几百万份诗派发，既然一首诗“能够向你提供完整的……生动的人类智识的例证”，并且能让读者“像我一样”。更进一步，因为诗歌唤起记忆，“所以诗歌有益于未来，更不用说现在”。它还有助于消除我们的无知，是“对抗人的心灵庸俗的唯一有效手段，因而应该让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以低廉的代价阅读诗歌。”
    坦率的挑战与热情的信念相混合，这就是典型的约瑟夫。他总是把号角放在唇上，吹出音符，激发反对意见－－哪怕是他对自己的反对意见。他怀着热情做每一件事情，从押韵时迫切需要进入高度运转的状态，到与死亡自身决斗的那种无可就药的厚颜，每一次他都会把滤嘴从香烟上切掉，露出牙齿叼住它。他的燃烧产生的不是被Walter Pater视为理想的那种坚硬的、宝石般的火焰，而是有着火焰喷射器的声音和射程，灵活而不可预测，在富有华采的同时又是一种威胁。例如，当他使用“暴君”这个词的时候，我总是庆幸他并非是在谈论我。
    他喜欢一对一的决斗。他像挑战暴政一样挑战愚蠢（在他看来，归根结底，后者只是前者的另一个方面）。他在印刷的文字中和在谈话时一样直率。但现在我们拥有的只剩下他的文字；他将继续存在下去，在那些黑色的段落后面，在诗意的音步和散文的论证中，就像里尔克的豹在黑色的栅栏后面踱步，恒常而隐忍，终将超出所有的限制和结论。他也将在朋友们的记忆中继续存在下去，但在他们所记住的画面里将会有一点额外的甜蜜和酸辛－－而我的记忆里有第一次看见他时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穿着红色羊毛衫，扫视着他的听众以及和他一起朗读的同伴；他的眼睛像刺猬一样焦虑，像鹰一样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