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聪明的傻瓜

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异常分裂。特别是有一次，我刚在国贸大饭店拍完王菲、李亚鹏夫妇办的慈善晚宴，又趁天黑跑到幸福路拍摄访民，落差之大可以想象：一边是明星大腕云集，奢华与浮漂的气味沾染在衣袖上捋也难捋干净，而另一边是靠捡拾菜叶果腹的凄惨访民。

冉崇碧坐在昏暗的灯光里，眼中也没有多少神彩。她的哭泣听起来更像干嚎。女儿李梅（化名）坐在她的怀里，不停地安慰妈妈。李梅九岁了，如果不发生那次意外，她应该正在东莞读小学三年级。

李梅在五岁时被邻居覃立原强奸。当女儿说出“叔叔把我裤子打湿了”那句话，冉崇碧的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彻底坍塌了。后来覃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但是冉崇碧坚持认为判罚不公，“他应该被枪毙！”2009年，冉带着女儿来到北京南站附近的幸福路，成为幸福路上访村的一位居民。她已经习惯了坐在昏暗的灯光里，与其他人讲述自己的不幸。

冉是幸福路上访村的居民之一。在中国的地方法院得不到公正判决后，人们有时会选择到北京上访，并希求有朝一日得到中央权力的垂注。过去数十年中，这一片低矮平房因毗邻国家信访局，常年容纳来自各地的上访者。多少人从各地来到这里，多少人又从这里返回原籍，已无从统计。但可以确定的是，住在幸福路边的这群人，其实并无什么幸福可言。

十元钱，在北京可以买两张半煎饼，也可以打一次不超过三公里的出租车。但对于幸福路居民而言，十元钱等于100次弯腰，等于100个塑料瓶。少数人可通过打短工维持在京花销，但大多数人都得靠拾荒度日。通常他们的手里会拿两只塑料袋，一只装着拾荒得来的废纸、烂菜叶与塑料瓶，另一只则装满自己的案情介绍。一旦看到带相机的人，他们会在顷刻间将其包围，并递上自己的上访材料。在他们的印象中，带相机的人都是记者，而记者显然能帮助他们将案情曝光。

现实的另一面令人更加不堪：不只一位幸福路居民告诉我，不少记者或律师都曾到村里欺骗这些本就凄惨的访民，也有一些不识字的访民被骗得倾家荡产。

一位专为访民写状词的街头讼师告知，他为56个民族的访民都曾写过诉状，除了港澳台，大陆所有省区都有访民来到幸福路周边。近年来，自从国家信访局采取每两个月才能登记上访一次的办法后，在幸福路徘徊的访民数量被分流不少。在他的印象中，有大约两成的访民因拆迁补偿而来到幸福路，两成因土地纠纷，四成因控诉地方司法不公，其他上访原因则琐碎。这位街头讼师强调，“确实存在常年敲诈政府的刁民。有的人确实是被枉法裁判，但也有人是小题大作，更有人问题已解决，仍想靠上访从政府部门再捞些好处。人性很复杂。”

来到幸福路落脚的人各有千奇百怪的理由，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冤情大过天。在这位常年与访民打交道的街头讼师看来，若一个人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坚持上访，精神不可能不偏执，“习惯是很可怕的，上访已被有些人当成工作和职业。”

今年自三月始，我多次到幸福路附近拍摄。这里有真假记者，也有真假警察，还有真假律师，更有各地开专车进京的截访人。鱼鳅混杂地，是非也不会少。幸福路的居民多会叮嘱我：要来就晚上来，狗都下班了，安全一点。

必须承认，我所记录的这些访民的故事，多是他们的一面之词，我无力、也无法走遍中国每个省市，去证实或证伪。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异常分裂。特别是有一次，我刚在国贸大饭店拍完王菲李亚鹏夫妇办的慈善晚宴，又趁天黑跑到幸福路拍摄访民，落差之大可以想象：一边是明星大腕云集，奢华与浮漂的气味沾染在衣袖上捋也难捋干净，而另一边是靠捡拾菜叶果腹的凄惨访民。

但这些都是真实的北京。两个画面的发生地，相距不超过12公里。

铁打的窝棚流水的访民，每一次去幸福路，都会遇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面孔。去年至今，幸福路上访村面临拆除，不少平房的屋顶已被掀掉。而幸福路的居民，也将面临寻找新住地的难题。

那些我只见过一面的幸福路居民，我努力地一厢情愿地去相信：之所以见不到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案情已经得到重视并解决，他们已经不必再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南城的这片窝棚区。

他们，再也不用上访了。
     作者/商华鸽 编辑/王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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