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4113一夜孤行

文/羽戈

“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这是马丁·路德·金的名言，出自《伯明翰监狱来信》(1963年)。此言在中国引用率极高，有时还被改头换面，以适应中土的气候，如最常见的这一版：“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无论翻译的版本怎么变异，批判的方向却始终不易：好人的沉默。

有待追根究底的问题，不是事实，而是事实背后的成因：面对坏人的嚣张，好人为什么沉默，正如面对明目张胆的谎言、惨无人道的暴行、千夫所指的罪恶，国人为什么旁观，无动于衷，漠然置之，甚至默默扭过头去，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流行的答案：因为恐惧。的确，不论是纳粹的焚化炉，还是红卫兵的皮带扣，不论是独裁者的枪口，还是暴民的铁棍和匕首，施暴之时，都会让观者感到恐惧，脊背发凉，手脚发软，面无人色，肝胆俱裂。趋利避害，可谓人类本性。在残虐的暴行面前，我们往往自顾不暇，自求多福，如何能挺身而出，义助受难者呢；我们暗暗祈祷，施暴者凶恶的目光不要停留在我们身上超过一秒钟；我们愿以旁观与沉默，换取暴力的豁免，只是，最终能否豁免于暴行，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这本不是一场平等的博弈，旁观与沉默，只可能使我们手中的砝码越来越轻，施暴者手中的权力越来越重。

用恐惧的心理为沉默辩护，正如用人性的幽暗为恐惧辩护。然而恐惧与沉默的关系不止于此。如《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作者、美国社会学教授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沉默不仅是恐惧的产物，它还是恐惧的重要来源。质言之，恐惧导致沉默，沉默加剧恐惧，同时，沉默深化沉默，恐惧深化恐惧。这应该不难理解，想象一下，当暴行发生，观者茫然失措，冷眼相待，没有人呐喊，没有人反抗，近乎死寂的沉默，必将使暴行愈发肆无忌惮；暴行的猖獗，必将加速恐惧的弥散与传播。

除了恐惧，沉默如瘟疫一般蔓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都听过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为什么最后站出来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会是一个孩子呢？泽鲁巴维尔认为：“这一点很难被称之为巧合，因为社会习俗告诉我们不要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事物，而孩子正是还未曾学会该社会习俗的人。”我们该关注什么，不该关注什么，该在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说谎，什么时候呼喊口号，什么时候歌功颂德，早已被权力规训、洗脑、潜移默化，我们头脑的形状，早已由权力统一锻造，都是方形，抑或都是五角星。在此，沉默，以及支配沉默的思维，都出自权力的指令，与对权力的顺从。当然这依旧可以归结为对权力的恐惧，不过，当恐惧权力成为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模式，恐惧便不再需要理由，不再需要追问“为什么恐惧”，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此间的沉默，则是一种合谋，既是沉默者与权力的合谋，也是沉默者之间的合谋。“说话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沉默却需要所有人的配合。”(罗伯特·E·皮滕杰)沉默因此成为了一种集体行为。集体沉默不仅会强化个体沉默，还可以庇护个体沉默，个体将从巨大的集体那里寻找保持沉默的理由，并在问责之时，将所有的罪孽都推向集体，所以出现了那句西谚：“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在此情境之下，个体要打破沉默，不止要战胜自身的恐惧，还要冲决集体的网罗。这注定了呐喊者的命运，不是被视为叛徒，就是被视为疯子(狂人)，他们最大的敌人，有时不是权力者，而是身边的看客。基于此，沉默者往往被指控为邪恶的帮凶与同盟：不仅默许、纵容、鼓舞暴行，还在解构对暴行的反抗。

鲁迅既抨击了看客，也见证了呐喊者的被毁。

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好人的沉默”的批判，要先于“坏人的嚣张”。模仿泽鲁巴维尔的语气：“好人的沉默”不仅是“坏人的嚣张”的产物，还是后者的重要来源。

第三个原因，当沉默者不甘沉默，试图发声，却无奈发现，自己失语了，他们的喉咙，被钳制太久，已经丧失了自由言说的功能，他们所吐出的话语，都是历经权力过滤与改造的谎言，要描述自由、真相，却无词可用，无以名状，只能感知，无法言说，这不是得意而忘言，而是沉默的代价。此刻的他们，哪怕张大了嘴巴，喊破了嗓子，却与沉默者无异。

除了自由言说，公共言说亦复如是。几乎所有的强权者，都企图压缩公共空间，将民众孤立为原子，因为一般而言，个体反抗对政权的冲击和破坏，远远小于群体反抗。公共空间的丧失，不但导致公德被败坏，还导致公共言说被扭曲，纵使经过数十年的重建，公共人的言说方式还严重依赖私语体系，混淆公私，无时不在，公共说理，亟需补课。

这三点，尤其是前两点，大抵可以诠释“好人为什么沉默”。明乎此，才能更进一步，来探寻怎样打破沉默。窃以为，只要沉默者拥有最起码的良知和理性，他们便会不满于沉默的状态，他们应该认识到，沉默暂时是沉默者的通行证，却终将是沉默者的墓志铭，当暴力与罪恶大行其道，哪个沉默的旁观者能够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受害者呢。还是马丁·路德·金的警告：“我们看到真相却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

冷眼：每一次权力斗争，都需要一批被民族主义俘虏的炮灰

2015-04-18 新观察家

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是没有信用和忠诚可言的。民族主义者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是精英自己创造的神话。精英们最关心的是政治权力和话语霸权，而价值、道德和原则立场常常是可以改变的。

任何政治家无一例外都会如此宣称，他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的一切决定和行动都是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这样的表示是民族主义政治的内在要求，因此他也就有了号召群众的合法性。

工商界可以用民族主义抵制进口，推销其商品。

学术界可以提倡文化传统占有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

任何现实的政治都必须在民族及国家的范畴内操作，而任何民族主义都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

“民族”作为臆想的共同体，其起源不涉及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但也恰恰是这个原因，“民族”这一概念极大地模糊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更模糊了权力操作的利益关系。

精英和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人民应该具有共同的文化并服从该文化的精英的统治，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思想，包含着把民族与本民族的政治统治者视为一体来加以维护的功利因素。

以民族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都是以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来谋求政治权力的。

从历史上看，还没有任何一种民族主义运动不最终指向政治权力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就是一个统一国家内的议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权力。达尔就认为领袖们弘扬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因，就是使他们的领导拥有合法性。

民族主义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历史生存基础，他们可以拥有不同的、针锋相对的政治观点、世界观、社会改革方案，但在民族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给追求权力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政客提供了一个政治操作的舞台。如何操作，则取决于他们的道德水准、价值取向、世界的视野和知识结构。

由于社会、政治、文化危机等原因，自卑、焦虑、失落、排外、无所适从、对专制秩序的认同等等心态，就可能会主导精英和知识分子，从而导致整体精神大逃亡和道德底线的崩溃，他们所创造的意识形态往往狂妄自大。

虽然可以很天真地说，诉诸诚实而正直的良知，意识形态才会博大宽广，但从价值和道德来要求民族主义精英是一件再危险不过的事了。因为精英们最关心的是政治权力和话语霸权，而价值、道德和原则立场常常是可以改变的。

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是没有信用和忠诚可言的。民族主义者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是精英自己创造的神话，亦即自我表达方式。奥威尔认为，“民族主义者并不必然意味着效忠于某个政府或国家，也未必效忠于自己的国家，甚至他所为之奋斗的对象都未必在现实中存在。”

政治权力的斗争，无论发生在议会或者政党内部，常常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表现出来。

例如，当一个国家的领导层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斗争，或者受到了来自经济或社会方面强大的压力，就非常倾向于向民族主义要资源。此时国际争端会成为权力斗争的有力杠杆。

强硬派（往往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在话语资源上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他们利用“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类的口号赢得广泛的支持，通过宣扬爱国主义增加对权力的控制或提高在权力斗争中的优势。

即使没有外敌入侵的事实，权力斗争的需要也可以非常方便地制造出“侵略”和“压迫”的宣传。

只要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这一类威胁统治阶层的因素存在，民族主义就永远会被利用，作为化解统治危机的手段。

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常常用“国家”、“民族”的名义来掩盖专制、腐败，拒绝实行政治改革，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