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4113一夜孤行

民国的“临时参议院”，只是国会尚未成立之前的过渡立法机关，其职责仅仅是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国会召开之后，临时参议院即自动解散。
 

梁氏的做法，是拒绝召开被张勋解散了的“民五国会”，而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
 

民国早有国会，梁氏反要在民国六年召集“临时参议院”，其遭遇各方（包括多数进步党人）强烈反对，是必然之事；而且否定依据《临时约法》产生的国会，也就等于否定了《临时约法》，这显然与梁氏上一年力主恢复《临时约法》前后矛盾。但梁氏不顾此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意孤行。其目的也非常明确，如张朋园教授所言：“第一，要以改造国会来排斥国民党势力；第二，要以改造国会方式求进步党之控制国会。”为达此目的，梁氏精心修改了国会组织法（权力大于了规则！）。
 

“改造国会”遭到了国民党和大部分进步党人士的反对，但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因为排斥国民党势力，与段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按照梁启超的美妙构想，国会改造完成之后，“捣乱”的国民党不复存在，自己和进步党同仁就可以专心于引导段祺瑞走上“开明专制”的康庄大道……
 

但历史随后给了梁氏一记重重的耳光：进步党“研究系”在新国会470个席位中，仅仅得到了20余席。其余席位，全部被北洋系安福俱乐部暗箱操作所得。曾被国民寄予厚望的“中层社会”的代表团体进步党，自此彻底丧失对政治的影响力，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进步党之死，是因为“不宽容”而死。1959年，胡适在台湾如此说道：“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可以享受自由。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殊不知——与培育巩固议会民主制度相比，梁氏的那些自认为正确的政策、政见（姑且认定其正确），在重要性上实在不值一提。
 

很可惜，曾经的“新中国设计师”梁启超没有这样的“雅量”，所以，进步党被折腾死了，“新中国”一直没来。民国两党政治，也就这样在“改造国会”中彻底死去了。进步党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被排挤出局的国民党，则在南方发起“护法运动”，再度回归革命党。此后，中国再无实践两党议会民主政治的机会。
 

梁氏终于在晚年抛弃了“开明专制”的迷梦，终于认识到在“专制”中求“开明”无异于水中捞月。可惜的是，今时今日，仍有许多人对“开明专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充分认识到：在一种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专制”下面搞“开明”，无异于与虎谋皮！
 

但梁氏的反省并不完整。或许张朋园先生的评价最为中肯：“检讨任公的思想，每当其退而在野，多有建设性的言论；及自身当政，则往往置原则、理想于不顾”。
 

梁氏之所以一旦当政，“则往往置原则、理想于不顾”，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其缘由恰如胡适所说：“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政治团体如此，政治领袖也往往如此。所以梁氏一旦执政，即不能容忍议会民主体制合法阻扰自己的施政理念，而必欲联合实力派系摧毁或者改造现有的议会民主体系。梁氏似乎从未意识到：对民主体制的容忍与呵护，要比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重要得多，前者才是国之根本。没有民主体制，再好的政治理念也不可能得到实现！
 

此足为后世之诫。

梁氏，早已将此前曾得出的“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共存”的教训，抛到了九霄云外——梁启超的进步党容不下国民党，清除了国民党；结果进步党自己被 比他更强大的北洋系安福俱乐部吞噬掉；结果造成好不容易初步建成的民主体制被破坏！
 

袁世凯死后，段氏成为梁启超引导实践“开明专制”的新对象。梁氏曾评价段氏的长处是“宅心公正，持躬清直”、“赋性澹泊”，缺点是“眼光稍短”；同时又说：“其个人短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与比”，认为如果“不扶助此人，则国事更无望也”。但实践的结果是：段氏并不想搞什么“开明专制”，更无意接受梁氏引导，反而用臭名昭著的安福系彻底击溃了梁氏的进步党。

我们应该明白：
 

——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信赖人，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制约他不做坏事；如果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会保障我们的权利；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幻想，那个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专制之母。
 

——自由政府是建立在警惕，而不是建立在信赖上面。是警惕而不是信赖，规定了限制权力的宪法，以制约那些我们不得不托付以权力的人。我们的宪法已经相应地为我们的信赖确定了界限，不能让信赖超越这个界限。
 

——即使他们由我们自己选出，也将很少有益于我们，一个选举产生的暴政政府，并不是我们要为之而奋斗的政府。我们为之而奋斗的政府，不仅应该建立在自由的原则上，而且应该将权力分开，使其平衡，使任何一个权力机构不能够越出合法的范围之外。
 

——我们不应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的完美无缺所骗，必须明白：如果完全相信他们，而轻视了法治制约，腐败将会侵袭我们政府的首脑，并且通过他们传遍人民大众，那时，他们将购买人民的选票，并且让人民付出代价。
 

——在这个世界上，人性其实都是一样的，都会受到一个动机的影响。

附：
 

从《转型中国·1913》开始，策划连续三期，都取的是批判立场，且都深度涉及梁启超，以至于有读者在留言里愤愤然：“最近几期把矛头对准了梁公，让人莫名其妙。文中说梁公是理论家，我想问近代中国哪一次变革他没参与？显然与史实不符。”
 

这位读者的愤愤然里，其实恰恰有编辑自《转型中国·1913》以来，一直坚持“把矛头对准了梁公”的理由，那就是：“近代中国哪一次变革他没参与？”——辛亥年之前，梁氏在野，曾发表过许多中肯的政见（见《转型中国·1906》）；辛亥年之后，梁氏在朝，颇有“设计新中国”的雄心壮志，自1911到1917，梁氏也确然是“新中国”的“设计师”，种种政治游戏规则的设置与废除，背后都有梁氏的强力推动；正如台湾学者张朋园所说：“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此外，梁氏自己还造过一个“中等社会”的概念，主张先造就一个中坚的“中等社会”，然后依靠这个“中等社会”的力量，去造就新中国；梁氏和他的进步党，既是造就“中等社会”的力量，更是“中等社会”的一部分——“中层社会”是构筑稳定社会的基石，现如今早已是一种政治常识。
 

如此，梁氏既是民国初年民主政治的主要设计者，又是民国初年“中层社会”的领袖人物，检讨民国初年民主政治的失败，必然要深度检讨梁氏。有学者本末倒置，大谈孙中山和革命党毁了辛亥革命，殊不知1911到1917间，人心思定，革命党处于前所未有的在野低潮，真正设计、操作、实践民主政治的，实是梁启超和他温和的进步党。换言之，历史不是没有给过“中层社会”引领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但结果却全然失败。今日许多媒体和学者，不从“中层社会”自身去寻找原因，反众口一辞将在野式微的革命党拉出来，充当民国初年民主政治转型失败的罪人。如此总结历史教训，岂非南辕北辙？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