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4113一夜孤行

用一期《泰晤士报》做为整个19世纪英国文明的标志？凭什么呀？

大家都知道，19世纪的英国有许多可以炫耀的骄傲。

19世纪，英国统帅威灵顿公爵率领第七次反法联盟大军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确立了英国在欧洲第一强国的地位。

19世纪，英国民主制度大踏步地前进。经过议会改革、宪章运动，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取消了议员的财产限制，实现了给议员开工资的制度，工人也能进入议会专心从政；实行无记名投票等。

19世纪是英国思想文化界继续丰收的世纪。政治理论领域出了边沁、詹姆斯·密尔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思想大家，特别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被誉为洛克以来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政治经济学领域继18世纪的亚当·斯密后，出了李嘉图等人，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得以完整和完善。19世纪的英国也出了一批享誉世界的文人，如拜伦、雪莱、济慈、奥斯丁、勃朗特姐妹、狄更斯等。

19世纪英国的经济成就更是令世界瞩目。19世纪40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到186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钢产量的一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世界的40%。

19世纪英国在科学领域也大获丰收。物理化学家道尔顿创立了原子论，编制了最早的原子量表。物理化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反应，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许多物理学领域都做出了贡献。还有詹那的牛痘免疫法，李斯特的消毒法等开始为人类造福。李斯特的石炭酸消毒术使得手术后的死亡率从45%降到5%。

然而，这么多文明和文化的辉煌业绩为什么没有被选作19世纪英国文明的标志，却要一期普通的报纸来承担如此重任、享有如此荣耀呢？

因为19世纪英国的历史进一步证明，英国取得的所有的成就，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科学和军事方面的成就，都得益于自由和民主。有了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人类巨大的潜能才得以释放出来。而有了民主，人民才得以限制权力对自由的约束和干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文明莫过于自由与民主的进步，而在自由与民主的进步过程中，在获得、发展和保护人民的权利方面，由媒体所实现的言论自由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武器。所以，英国人理所当然地把自由出版的报纸做为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

专制统治者从来都是自由的敌人，他们尤其害怕言论自由。特别是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功能的印刷品问世以后，专制统治者们更是出于本能进行限制和查封。1530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垄断和控制印刷品出版，首先建立了印刷和出版的许可制度。他把印刷和出版的权利视为王室的特权（英语的特权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没有国王颁发的许可证，任何人不得从事印刷和出版业务。1586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又下令所有的印刷业的师傅都必须登记。而后英国又设立了专门给言论定罪的“星座法院”。

英国人在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方面，做出了持续的努力。1641年，英国议会废除了“星座法院”。1644年，英国伟大的诗人弥尔顿向议会提出了关于出版自由的呼吁，有新闻史学者把弥尔顿称做世界上第一个主张出版自由的人。弥尔顿有一句话非常有名，“杀死一个人，即毁灭了一个理性生物，而扼杀一部书，便是毁灭了理性本身。”

当时有人为审查制度辩解，说“有了审查制度可以避免邪恶的产生”，对此弥尔顿说道：“善与恶在生活的沃土中不是各自生长的，他们相伴而生，枝叶错综缠绕。”检查制度难免误禁好书，误禁好书无异于误杀好人。

事实确实如此：查封了邪恶也必然查禁了善良，不准谬误表达也必然限制了真理的传播。

其实专制统治者们根本就不是嫉恶如仇，不是害怕邪恶与谬误，他们害怕的恰恰是善良与真理。

英国人民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终于在1695年废除了针对媒体的《执照法案》，取消了事先许可制度，放开了报禁。这是英国历史也是世界新闻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1702年，世界上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在英国创刊（世界上第一份报纸是1605年在荷兰问世的，英国第一份报纸是在1622年问世的，但都不是日报）。

包括民主选举的执政者在内的所有执掌权力的人，都有压制言论自由、干预和导向舆论的需要与冲动，这是继续执政的欲望所决定的。而英国的政治格局是党派竞争，有在野党就必然有强烈的言论自由的要求，而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地位又是交替互换的，这就保障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并得以扩展这些自由。到了18世纪，以往列为国家重要机密的议会辩论发言和表决情况都必须向媒体公开了，这不仅是为了让选民知情，也可以避免议员受贿，议员在议会里的发言维护谁的利益，人民看得一清二楚。

言论自由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所以英国人把报纸做为文明的标志。但为什么布尔沃·里顿偏偏选中了《泰晤士报》，而不是当时发行量也很大的《曼彻斯特卫报》或《每日电讯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是1788年1月1日创刊的，它的前身是《每日环球记录报》。《泰晤士报》的老板约翰·沃尔特是个商人，他于1785年买下《每日环球记录报》并在3年后将其改名。沃尔特在办报初始就宣布了他的纲领，“这份报纸既不会局限于哪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中，也不会固定地为哪一个政党服务。”《泰晤士报》强调保持对国家政权的独立性。

本来，英国政府各机构是《泰晤士报》的订户，是大主顾，但《泰晤士报》绝不因此而谄媚政府。1804年，《泰晤士报》因为强烈谴责政府高官，惹怒了政府，政府决定不再订阅《泰晤士报》。但《泰晤士报》不抱怨，只是把情况告诉了读者，结果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泰晤士报》增加了更多的私人订户，在官家那里的损失从民间补了回来。

《泰晤士报》不仅不谄媚政权，也不被金钱所左右。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当政时期，看上了《泰晤士报》的影响力，派人与《泰晤士报》谈，许以重金，请《泰晤士报》刊登美言他的文章，遭到拒绝。

《泰晤士报》最令人佩服的是，在英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期间，能够顶住“违背国家利益”的指责，依然坚持客观性原则，向人民报道包括负面信息在内的前线真相。在1854-1856年英法对俄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泰晤士报》的驻前方记者发回了前线的真实报道，记者威廉·霍华德·罗素一针见血指出了前方指挥中心的所有缺陷，如武器装备保养不善、医疗部门情况极差和战术方面错误等。由于他的报道，引起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政府倒台。政府当时严厉指责“《泰晤士报》不负责任，给国家造成危害”等。陆军部长甚至鼓动士兵打死《泰晤士报》的卖国贼记者。但英国人民却为此骄傲，认为这是对人民的真正负责，是真正维护国家的利益。《泰晤士报》可以在战争期间报道不利于本国的负面信息，恰恰表明了它所享有的不容置疑的言论自由，恰恰是一个社会高度文明的标志。

自从人类发明并运用媒体以来，媒体的性质有三类：

第一类是权控媒体，这是专门为执政者服务的媒体，这类媒体绝大多数是专制统治者的御用工具，以宣传说教功能为主，是欺骗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这类媒体是17世纪欧洲各国媒体的主流。

第二类是党派媒体，这是为某个政治集团服务的媒体，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以宣传的功能为主。说到自己，多是正面信息；说到对手，尽是负面信息。这是18、19世纪各国媒体的主流。

第三类是客观媒体，是以人民为服务对象的媒体。是客观地、全面地、全过程地反映真相与真实的媒体。这是20世纪民主国家媒体的主流。

《泰晤士报》早在19世纪就成为第三类媒体的先驱，带动英国整个报业由党派媒体转为客观媒体。它被推为19世纪英国文明的标志就不难理解了。独立于权力也独立于党派的《泰晤士报》作为文明的象征就犹如焚书坑儒是残暴和不文明的象征一样理所当然。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现代文明，也不会发育健康的文化，更不会有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这是被古今中外的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的。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是第一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