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那些事儿——连锁反应
个人日记
高岗的故事结束了，下一篇写刘伯承和粟裕经历的那次反教条运动。
为了增加逻辑上的延续性，中间差了几千字，回顾一下周恩来的反冒进和邓小平反右派斗争。写的有点急，文字有点粗糙，各位多包涵则个。从高岗事件到文革，中间很多次运动。把单个事件拿出来说，是一番光景，联系在一起又是另一番光景。说文革，那扯远了，下一篇要说反教条，主角是刘伯承和粟裕。
反教条主义中，刘伯承和粟裕靠边站了。这场运动看似军内斗争，好像孤立事件，本质上仍然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为了能说的明了一点，中间要插一段，就是五六年反冒进和五七年反右倾斗争，之后才是五八年反教条。这些运动都有一条线联系在一起。
五四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订了第一部宪法，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此后高岗自杀，高饶联盟被尊为死亡联盟，饶漱石从此开始了漫长铁窗生涯，直到生命尽头。与此对应的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再次过关。刘少奇依然稳坐接班人位置。周恩来收回了被高岗拿去的权利。
高岗的下地狱，意味着毛泽东失去了搞经济的代理人。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再搞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毛时代经济发展最快的五年。国家一穷二白，除了干劲啥也没有。
干的活多，问题就多。
所有问题都由周恩来的国务院负责。周恩来管的事多，资源却很少，飞机、高档豪华轿车这类现在高官日常玩具就不说了，公车都不够用。现在看来一封电子邮件就能搞定的事，那时代就要费很大事。连电话都是稀有品种，不够级别档次的机关还没有那玩意。至于电脑啊、移动电话啥的，甭想了。不仅办公用具不够，连法制法规都没有。
举个例子，大家想去钻石油，一身干劲，可是不知道咋干。咱有力气，也愿意去干，可是没技术，也没有注意事项和行为规范，怎么办，找领导呗。领掉也不知道咋办，就去找领导的领导，领导的领导再找领导，找到周恩来这里。周恩来也不是神仙，掐指一算就解决了。他既没有设备，也没有专家，啥都没有，要研究。研究需要时间。全国这么大，并不是只有挖石油这一摊子事，还有伐木、炼钢、造拖拉机……
看不的文件、签不完的名、开不完的会、见不完的人……就算伟大勤劳的周总理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依然干不完的活。怎么办？凑合着干呗。偏偏当时国人干劲十足。一大堆问题，加上通讯闭塞，国务院根本就管不过来，管不过来就乱（注释：五四五年，经济建设比较顺利，大家干劲足，是积极一面，和之后大跃进不是一码事）。
这里必须再提一下高岗，要不是政治斗争，高岗应该也有能力分担一部分工作的，这样不仅对周恩来，对整个国家建设都是福音。可惜呀，都是内斗惹的祸。
乱了，依然继续加油干活，那叫冒进。冒进就要反嘛。好比天太热了，喝口水。这就是周恩来反冒进的背景。在反冒进这点事上，周恩来有他的道理，也有他的错误。
道理就是，事情确实太多，管不过来。客观局势决定的，跟能力没有关系。套用一句专业术语，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矛盾。
所有权力机构均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的国务院也不例外。
同样一个工作，通过官僚手段可以干一年，也可以干一个月。刘少奇曾经批评过国务院办事缓慢的官僚作风曰：“一年计划，计划一年。”就不用翻译了吧。反冒进中出现另外一种官僚主义作风，太快。
常识中，快意味着效率。事实上，快，也可以是官僚主义。
五五年发生一件事，就是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和剩余物资。咋一听好事啊！其实不然，当时经济运作良好，国家本来就不富裕，应该把资金和剩余物资投入到建设中。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才说了那句话：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和往常一样，毛泽东以批评，周恩来立马就有反应，立刻召集部下修改五六年工作规划，这一次动作奇快，一周之内就搞出了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的各种计划。任何一项规划，都需要调查、研究、分析、预算……这一系列七七八八下来就要不少时间，何况当年交通工具和现在根本没法比。这就是所谓快速官僚主义，比快速反应部队还快。
五六年存不存在冒进？肯定存在！需不需要反，当然需要！
鉴于快速官僚系统内弄出来的报告和实际情况有差别。根据薄一波回忆，当时国务院修改计划时确实存在盲目性。不仅仅存在盲目性，更主要的缺少一个总体规划。一年赚多少钱，怎么花，需要一个总体性规划，国家和个人皆如此。
本来就有冒进苗头，加上官僚主义作风，把本来就管不过来的事弄得更加混乱，最后演变成为了反冒进而反冒进。怎么解释呢，就是把各个项目按照一定比例削减，该削减的削减，不该削减的也削减，就是所谓“剃平头”。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反冒进就演变成一个空口号，变成周恩来号召大家反冒进。想一想，在当时权力构架之中，周恩来的国务院是负责干实事的，需要拿出实际方案，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问题的关键是，国务院拿出的方案失效了。号召全国人民怎样怎样之类的事都是由毛泽东来做的，现在演变成周恩来去号召全国人民反冒进！周恩来多次警告不能提“提前实现工业化”，而“提前实现工业化”，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战略号召！如此一来就给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错在毛泽东。一边是热火朝天干活，一边是热火朝天反冒进。这种情况毛泽东能满意吗？当然不能！就来一个反反冒进。把周恩来批判一通，就说你周恩来不能泄了全国人民的气。周恩来只能再次祭出绝学——检讨。
鉴于反冒进表现出来的官僚风气，周恩来检讨之后，毛泽东再次施展拿手好戏——整风运动，治病救人，并且欢迎外界提出意见。这一欢迎，惹出更大麻烦，进一步导致了一场近乎闹剧般的反右派斗争。这场闹剧中，很多人都遭了殃，一辈子都没反过来气。
右派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当年的整个中国，知识分子比例非常低的。
挖出来这么多人，损失有多大？然而损失并不是这几十万人失去了政治生命，找不到老婆之类的，而是后果极为严重。右派一反，就没人敢说话了。乌鸦嘴固然没有了，整个世界清静了，可是知识界精英阶层也沉默了，不说话。此时此刻整个国家都在憋着一股进干活，恨不得一口气飞到天上去。
毛泽东和中共高层也憋着一口气：没有你们地球照样转动！你们不是说共产党人不能治理国家吗？你们不是说共产党人不能搞经济建设吗？干给你看看！
于是在全国脑袋都在发热的时候，毛泽东再次祭出一个纲领——三面红旗。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均表示支持。周恩来还把自己之前的反冒进改为支持跃进。——大跃进诞生了，灾难来了。
如果说大跃进的诞生有其必然性，反右派斗争加速大跃进到来。
灾难到来，导致庐山那场政治丑闻。
从高岗事件开始，之后周恩来反冒进。毛泽东又反反冒进。反反冒进导致反右派。反右派又点燃了大跃进。这些事件构成一条链条，环环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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