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那些事儿——彭德怀
个人日记
前面讲了一段朝鲜战争。再简要回顾一下。
领袖：毛泽东，负责决定战略方向。统帅：彭德怀，负责战略实施。
高级将领：梁兴初、秦伟基等人，战役策划指挥。
中级将领：范天恩等人，负责战术执行。
基层指战员：杨根思他们，和大兵们在一起拼死血战。
大兵：龙世昌、黄继光等等，他们用血肉之躯、凌然不可欺的民族从新崛起的精神意志、大丈夫宁死不当孬种的英雄气概赢得了战争。
一场战争胜利可以衍生出很多成果，比如说威望等等。战争的受益者是谁呢，泛泛而谈肯定是中国，具体到个人呢，当然是领袖毛泽东。大家都不同意打嘛，领袖最后拍板才打的嘛，打赢了当然是领袖的伟大英明了。这是事实。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点不正常了，回到国内之后，在相对简单而单一的宣传机器之下就完全变了味：变成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抗美援朝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毛泽东的功绩在于战略决策，他很好的完成了领袖任务，如此宣传才算客观。善于拍马屁的官僚，为了所谓不可告人的目的争相吹捧伟大领袖。无聊可恶的文人，眼睛盯着政府宣传工具，添油加醋，丧失知识分子品格。热血却没见识的年轻人，掀起对强力领袖盲目崇拜，在他们看来，仿佛伟人一句话就搞定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决定性的因素嘛，呵呵，在战争中永远都是大兵，可惜他们好像被遗忘了，胜利的果实就这样变了味，这是毛泽东的遗憾，也是很多人的遗憾。
抗美援朝能够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全军上下一个思想、一个统帅、下级服从上级，在这个前提下，上百万的英雄好汉组成一个强大整体。在军内必须如此，但是回到国内再这样就不行了。国内的事，也就是建设问题，建设问题也就是把相同不相同意见统一起来，而不是把不同意见彻底消灭。但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了。接下来反右派斗争，领袖一发话，邓小平立马全力以赴去抓人，如同将军接到统帅命令一般；反反冒进，领袖一不满，周恩来立马检讨不停，立马调整政策方向，把反冒进改成支持跃进，如同一个被统帅纠正的将军；刘少奇的讲话跟毛泽东有差别，刘少奇马上检讨；再加上柯庆施、康生一帮人整天不停吹捧，没有人敢有反对意见了。整个国家仿佛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为了一个看似美好实则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进行狂躁的急行军。
目的是啥：进入共产主义。
急行军方式：三面红旗。
什么是三面红旗呢，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合作化。
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赶英超美。
人民公社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度的标志。
这一套政策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将在后面描述大饥荒的篇章具体分析。
那时的中国就像一列插着三面红旗的列车一路狂奔，奔向那深渊。大家躲在旗帜下面，要么唱赞歌，要么沉默不语。就没有人敢指出真相么？当然有！还有一个，正如朝鲜战争选帅一样，最后一个选项，还是彭德怀。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省湘潭县人。
性格：粗中有细。
军衔：元帅。
处事方式：原则性强。
生活方式：艰苦朴素。
理想：中国人不受欺负不挨饿。
官方评价：彭德怀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十大元帅第二位。 说真的，这些华丽的评价有点空。并不是说彭德怀对不住这些评价，以彭一生履历来看，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所以说很空，是因为把彭德怀的名字换成贺龙或者其他人，同样成立，并不能突出一个人个性特点。其实不需要这些华丽的修饰，在我看来，彭德怀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说彭革命家也好、军事家也罢、或者政治家（水平不怎么样）也可以，前提是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干事业，实实在在面对困难，从不妥协。因此才得以百炼成钢，从一个赤贫的被欺凌者成长为带领志愿军和美军较量的彭大将军，在庐山上集体沉默时写了一封信。
彭出身寒微，长于贫困。面对平穷，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默默忍受，动物一样活着；要么反抗摆脱。彭是一个实在人，想法很朴实，凭啥就要忍？所以他选择反抗。反抗也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像愤青一般无休止的抱怨，也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好好干活。任何时代，抱怨都是没用的。朴实的彭德怀是不会干这种没用之事的。当时工作环境很不好，找工作不容易，当时的成功人士都是地主恶霸之类的，能提供的只有欺压盘剥。最好找的工作就是当兵了。所以彭德怀当了兵。当了兵可以吃饭、可以成为成功人士不受欺负，却要忍受军官的欺负和死亡的威胁。要减少军官欺负和死亡威胁，最好成为军官。成为军官是多数大兵的梦想，能够梦想成真的人却相当有限，千军万马创独木桥，比当今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更难。好找彭德怀还是过去了，还混到团长。能成为军官已经是军人之中的成功人士，然后彭德怀并不觉得成功，他看见中华大地上的黑暗，看见那些受欺压的人们想起自己受欺压的往事，看见那些为了吃口饭死去的大兵们感同身受。如何解救他们呢？彭德怀用他那淳朴的头脑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淳朴的答案，即消灭那些不平等。消灭不平等的前提就要消灭支持不平等的力量。好吧，那就起义。从此虎啸深山，对邪恶和不公张口血盆大口。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发动平江起义。 平江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彭德怀，党代表膝代远。红军转战于平江、修水、铜鼓、万载之间，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但由于在部分地区作战失利，部队缩编为5个大队。这时湘鄂赣三省敌人举行“全剿”，红五军在突出敌人包围后，根据湖南省委关于应同井冈山红四军取得联络的精神，由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战斗，主力700余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于12月10日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 彭德怀和黄公略搞了平江起义，创建红五军，并且效仿其它地方建立了湘鄂赣根据地，再后来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壮大中央军。这里简单提一下黄公略。黄公略，黄埔三期，井冈山时代和彭德怀林彪三足鼎立，后战死。若不死，可能成为元帅。虽然一年早逝，依然位列中共三十六个军事家。 井冈山历次反围剿中，彭一直战斗在。彭德怀和林彪，是历次反围剿之中最为重要的将军。这种实实在在的风格一直延续下去，长征途中如此、抗战时期如此、解放战争如此、抗美援朝更是如此，责任越来越大、担子愈来愈重。抗日战争时期，彭指策划了共军抗日时代最具影响力一战——即百团大战。这一战和毛泽东当时战略思想相违背。按照当时态势，共产党应该把力量放在发动群众搞根据地建设上。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战打了鬼子，打得好，打出了共产党抗日明信片。到了解放战争，中共力量放在东北、山东、华北，陕北力量非常薄弱，又成了老蒋重点进攻对象。危难之际又是彭奋然而起，率领两万西北野战军保卫中央，周旋于胡中南二十万大军中间，最后成功解放西北五省数百万平方公里。解放战争中，彭的战功并不是最显赫，力量不是最强，担子确实最重的。稍微闪失，后果很严重。最重的担子当然是抗美援朝，在正选缺阵的情况下，作为替补接过帅印，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赢一场武器装备最为悬殊的战争。这一串串辉煌堆砌成一个伟岸的军人形象，伟岸形象背后，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实实在在的人，所以在庐山上说了实实在在的话。其实彭的一件比起当时严峻的客观形势，已经很客气了。真正彰显其个性的还是那封信。那封信的内容并非惊世核俗，因为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在特殊环境中，所以显得特殊。庐山事件之前，彭一直在干军人活，党内地位不高，很少插足政治。庐山之上的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掉入政治泥沼。和当时军内大佬一样，彭德怀对刘少奇不感冒，但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趟政治浑水。就算政治觉悟不高，彭也能明白，他是没有机会接近最高权力的。毛对彭的态度和刘少奇一样。刘少奇党内地位高，还能当国家主席，但不能在军方生根。彭德怀可以在军内建立赫赫战功，在行政系统内就是一婴儿。史载一九五九年，大饥荒开始，一切仿佛回到解放前，仿佛来了一个轮回。既然回到原点，那么自己征战一生又有和意义？不满再次产生。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忍饥挨饿的无名之辈，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将军。唯一不变的是实实在在的风格。无名之辈的少年因为反抗悲惨的生存环境而投军搞革命；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在逆行政治涡流写了那封信。数十年过去了，少年变成老年，脑袋上长满了白发，不变的是那种人生态度——实实在在面对一切。因为庐山会议之后，就是大饥荒。大饥荒有多严重？没人能说出来有多严重。也没必要说出来，只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最保守估计，两千万以上的人饿死。注意，不是老死病死出车祸或其它，是饿死。人吃人现象随处可见，从官方记载到民间传说都是证据。悲惨状况，历史罕见。彭大将军的个人冤屈，在这种历史惨状下就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正因如此，他的态度才显得如此难得。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如果彭在其它历次运动中被拿下，最多就是个人冤屈，如粟裕、刘伯承。庐山之上的彭德怀成了那个悲惨年代唯一敢于把争相拿出来的人，唯一敢证实面对的人，这种人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民族脊梁。
滚滚长江从北方东逝而去，飘渺诡异之鄱阳湖一万年年相伴于东方，京九铁路从西部贯穿南北，南方有滕王阁千年相伴，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这个意思吧。庐山冬暖夏凉，气候宜人，又有江湖环绕，视觉极好，是养生修道好地方，相传老子就曾在此修道成仙，留下一座空庐，庐山因此得名。后来达摩老祖的传人也看中了这地方，就建了庙宇。后来又有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在此开疆辟土。就连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同志也禁不起欲望诱惑，来庐山重建白鹿洞开课讲学。陶渊明来了，写下自己的乌托邦《桃花源记》。李白看见庐山瀑布，天才闹大再次开花，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居易漫无目的的到来大林寺，心中一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如此这般，数不胜数，一一罗列，简直可以写成一部中国人的思想史。正因为庐山如此美好，庐山事件更显得不可思议。
古时候人烟稀少，庐山是修仙修身开宗立派的好地方。到了现代，人口急剧膨胀，自由度增大，每个人都可以看看当年的仙人洞啊、道观啊什么的，庐山成了旅游修仙的好去处，也就是出点钱的事。此外庐山还是开会的好地方。当年蒋介石喜欢在庐山开会，最为有名的一次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号的讲话，表示中国将抗战到底。这是蒋介石最为高光的时刻之一，载入史册。打败了蒋介石的毛泽东也选择在庐山开会，平生召开三次庐山会议，两次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一九五九年夏，庐山迎来千年以来最痛苦的记忆。炎热的江西境内，庐山和千百年来一样清凉宜人。然而这一年和往年都不一样，这一年的庐山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亲历者莫不是深感阴冷。五九年夏，新中国的英雄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庐山。他们都是人杰，都是英豪，要么在军内砥柱中流，要么在一方呼风唤雨。他们都曾出生入死过，各自有过辉煌的经历和传奇人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赶往庐山接受残酷的考验。史载：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号到八月一号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号至十六号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与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大会分成两个阶段，前半段和后半段。七月十四号之前为前半段，曰“神仙会”；十四号之后为后半段，起个名字，应该是“魔鬼会”吧。看看神仙会怎么就转变成魔鬼会？会议原定议题为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十九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从七月三号到十号，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空闲之余还能游一游庐山胜景，享受生活。史称“神仙会”。会议过程还是老一套了，一部人认为应该更为实际一点，另一部分人认为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十号，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并告诫同志们，回家到自己地盘好好干活，不好好干，我毛泽东就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现在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神仙会”。现在有部分人认为，庐山会议本来决定纠左，因为那个彭德怀捣乱才变成了反右。包括刘少奇传记里，都是这个论调。好像没有那封信就不会有后来的大饥荒。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需要澄清一下：大饥荒来自于三面红旗指导思想以及当年那个正在官僚化的官吏机构。只要毛泽东还在强调大跃进有道理、还在坚持人民公社合作化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认定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只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还在支持毛泽东的政策，只要下层官僚对上层官僚如同对下层军官对上层军官那样惟命是从，那么——大饥荒就将不可避免的到来。其实大饥荒已经到来了。所谓大饥荒就是五九年到六二年那段时间，庐山会议是在下半年开的，粮食已经紧缺，全国境内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已经出现。就好像一次战役，失败的兆头已经出来了，要不然接下来就是兵败如山倒。这个时候还开什么“神仙会”？！神仙会原定七月十五号结束。会议结束前一天，也就是七月十四号，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以私信形势写的。写信之前他试图会见过毛泽东，未果。
若干年之后，等到时代再远去一点，彭德怀这封信，将成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信件之一。彭德怀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毛泽东的态度
在高岗事件中，提到毛泽东态度的转变。毛泽东态度转变，高岗完蛋。五年之后，彭德怀遇到同样的情景。
鉴于当时严峻形势，信的口吻相当温和了，针砭了时弊但没有切中要害，换成一个一般人可能就淹没了。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态度，直接把一封私信给公布出来，还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意见书。这是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举动。这个动作相当于把彭德怀扔到了火炉上。当时很多地方都出现问题，向河南、甘肃、四川，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铁一个比一个炼的多，工程一个比一个干的大，人一处比一处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提意见，相当于揭他们的盖子，揭他们的盖子相当于砸他们的饭碗，砸他们的饭碗自然跟彭德怀拼命。管你彭德怀出于啥目的，动我们的奶酪就要跟你拼命。所以在会议下半段，吴芝圃、李井泉这些人都要跟彭德怀拼命。对于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已经有所察觉。
上半场神仙会来看，毛泽东的用意绝对不是请大家来庐山玩玩这么简单。众所周知，共产党会多是出名的。在平时状况下，开这种会确实显得无聊而多余。然而每当关键的时刻，特别是有重大决策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开会就显得至关重要。毛泽东把大老远革命同志召集到庐山，目的只有一点，就是团结。每个关键时刻，共产党都是靠团结度过难关。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大家统一脑袋，抛开杂念，好好干活，咬咬牙把大跃进挺过去，挺入社会主义中，那么一切困难都将灰飞烟灭。如果想法仅仅是这些，那么毛泽东完全可以把那封信放在抽屉里，若干年之后，它仅仅是毛彭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证物而已。然而当毛泽东把信加上一个标题拿出来之后，一切就变了。原本温和的神仙会一下子变了样，立马分裂成两派：支持或者反对。同时毛泽东决定会议不要结束了，接着开，继续讨论，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大家继续争吵。现在各种回忆录上都说，毛泽东没有表态之前，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差不多。其实不对，应该是支持的人更多一点。因为这些回忆录忘记了这样一个老传统：党史上，为某个人的意见延长会议时，就意味着这个人完蛋了。当年张国焘如此，后来高岗如此，如今彭德怀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一些精明的人已经闻到火药味，开始转向。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说支持者应该更多一点。毛泽东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要拿这封信看一看当时高级干部究竟是啥样。就是让大家争吵，再根据争吵结果制定下一步政策。此时的毛泽东，想的是如何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反对者统统打倒。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的三面红旗就是党的政策，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任何人反对，如果有人胆敢反对，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他本人，绝对吃不到好果子。所以等到七月二十三号，支持者和反对者吵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出面了，开始批彭德怀，以及支持彭德怀的那些人。彭德怀的命运就此决定，不可逆转的落入深渊。同时落入深渊的还有黄克诚等人。于是“神仙会”变成了“魔鬼会”。大家张牙舞爪，争先恐后攻击彭德怀，有人泼脏水，有人扣屎盆子。会议延长了半个月，一直开到八一建军节，还不过瘾。时间不够，那就再来一场会议，八月二号到十六号，半个月时间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内容主题只有一个：彭德怀同志是个坏人。在一群精英共同努力下，一个月之前还是战功赫赫具备国际声望的膨大将军，一个月之后就变成了党内可疑分子，而且是臭不可闻！毛泽东本来可以把彭德怀抛在一边的，为啥转变态度又把他拖入深渊呢？我认为毛泽东要干两件事：一，解决彭德怀问题；二，用彭德怀解决另一个问题。从二八年毛泽东和彭德怀相见于井冈山，到六五年毛泽东让彭德怀去三线，前后三十七年。三十七年中，二人之间发生了太多故事。这些故事可以简化为两个字，就是恩与怨。三十七年的恩情，三十七年的怨恨。恩怨交织，彼此成就，彼此埋怨。要想理清，恐怕要二人活过来才行。下面就简要回顾一下。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恩情
彭毛恩情，起于井冈山。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坐等各路英豪。首先他等到了朱德和陈毅带领的队伍，接下来等到彭德怀和滕代远带队上井冈山。朱德比彭德怀早一点到达井冈山，资历上强于彭德怀，由此奠定二人地位。从抗战开始，朱德一直是总司令，彭德怀一直是副总司令。彭德怀带队上井冈山时，井冈山朱毛实力一般。而彭德怀带领的队伍完全是正规军，战斗能力强于朱毛游击队。当时很多人都搞不懂，像彭德怀这种身居高位、掌控军队、手里有钱、有机会找女人的人为啥要参加革命。毛泽东自然也是欣喜不已。何况带领正规军上山的彭德怀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一次又一次消灭敌人进攻。长征开始阶段，中央红军举步维艰，抵达湘西已是人困马华。此时国民党已经布下重兵等待红军。此时由于中央决策不咋的，行动缓慢，眼看坠入天罗地网中，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和红一军团的林彪拼死相救才把中央给拉出虎口。此时毛泽东虽然赋闲，但是如果中央完蛋的话，相信手中无权无兵的毛泽东也是插翅难逃。这一次彭德怀虽然没有直接解救毛泽东，深知兵法的毛泽东还是明白哪个人出了力气的。遵义会议上，军方实权派人物，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支持异常重要。彭德怀真正解救毛泽东发生在毛泽东和张国焘殊死相搏中。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掌权。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北部，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汇合，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当时红四方面军实力远强于中央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在左路军，左路军是张国焘天下。中央军最强大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编在右路军，毛泽东和中央也跟着右路军一起。但是右路军总指挥与政委是徐向前和陈浩昌。此二人当时被看做张国焘的人。如果徐陈不合作，那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只能指挥得了彭德怀和林彪。到了九月，红军艰难通过草地。此时林彪的一军团作为前锋已经到达甘肃境内的中俄边境，和中央像个几十公里。彭德怀的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驻扎巴西。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均驻巴西。当时周恩来得了严重的伤寒病，驻在彭德怀的红三军。此时红三军只有三千来人。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有两万多人。可以说驻扎巴西右路军均是四方面军的人。九月八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指令二人率右路军南下返回阿坝。也就是要南下。为啥要南下呢。就是从南方过来的嘛，转回去没意思。但是对张国焘非常有利。因为北上是中央，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南下是张国焘的意见。如果南下，战略战术且不说，整个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将落到张国焘手上，张国焘完全可以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来个挟中央以令诸侯，过一段时间在来个权利和平过渡。此后的历史基本上就没有毛泽东什么事了。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南下。为了坚持北上，毛泽东要求召开一个会议。九月九号是毛泽东生日，他没心情庆生，来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驻地，巧妙地以周恩来病重无法行动为由，邀请徐、陈二人去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开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徐向前、陈昌浩出席了会议。开什么会哩，就是说服徐向前、陈浩昌继续北上吧，不要听张国焘的那个南下办法，那是没出路的。徐向前和陈浩昌也很难做，自己都出身四方面军，算张国焘的人。然而毕竟眼前这几个人是中央领导，可是把中央军领导的不像样。当天中央发电给张国焘，让他继续北上，张国焘回电公开反对。此时徐向前和陈浩昌也表示张国焘的命令不可以违抗。话说到这份上，几近摊牌了。再说下去也没意思。幸好此次会议是在红三军地盘开的，彭德怀负责警卫工作。会议刚结束，中央就决定当夜连夜撤离巴西，和红一军会和。此时的彭德怀坚决服从中央指示，率领三千残兵把中央带出张国焘的魔爪。中央转移时形势非常紧张，拉了警戒线，像行军打仗一样。有人把情况反映给徐向前，询问要不要采取措施，徐向前说了那句著名的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因为这句话，毛泽东感激徐向前，即便后来西征失败，仍让徐成为四方面军代表。但是毛泽东也无法忘记徐向前听命于张国焘，所以一直把他冷藏不用。当然毛泽东最为感激的还是彭德怀。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此后，彭德怀就高升一级，比林彪、贺龙这些人地位都高，军内地位仅次于朱德。这是彭毛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候。国共争霸风云再起，蒋介石亮出拳头。彼时延安异常空虚，中央怕被一锅端了，分开刘少奇等人东渡黄河。毛泽东本人则坚守陕北。此时保卫中央以及毛泽东的还是彭德怀。彭德怀率两万西北野战军护卫中央周旋于胡宗南二十万西北军中，以其彪悍的风格和灵巧的战术，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直到最后解放整个大西北。毛彭二人最后一次携手共进是抗美援朝。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再累述。
在谈谈彭德怀和毛泽东的怨愤
先谈一谈政治包袱。十大元帅基本上都有政治包袱。啥叫政治包袱呢，就是在毛泽东那里，每个人都干过错事，要么反对过毛泽东，要么曾跟随过反对毛泽东的人。比方说徐向前因为赞同过张国焘，一辈子胆战心惊。比方说陈毅反对过毛泽东，天天检讨。比方说聂荣臻因为陈官庄事件，更加小心翼翼。比方说刘伯承卷入土洋之争，战争一结束就退出军界。大家都是闹革命，过着枪口滴血的生活，争论本属于正常，凭啥说反对过毛泽东的人就是错。呵呵，很容易解释，毛泽东最后成了领袖，也就是最大的领导。在中国这种文化体制下，领导总是正确的，越大的领导越正确。何况毛泽东最后成了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所以错的必须是其他人。就算当时不是，建国之后也是。这就是所谓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吧。所有背包袱的军人中，彭德怀政治包袱最大最多最不知道收敛。
两人之间第一个芥蒂，错杀掉王佐袁文才。
毛泽东上拉枪杆子之前，井冈山已经有一帮绿林届的朋友，为首的叫王佐和袁文才，他们的处境有点像梁山上的王伦。毛泽东上井冈山，此二人提供了不少帮助。袁文才是读书人，识字，在当时也算人才，毛泽东常把他带在身边。
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一个文件，说共对付土匪应该如此这般：“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一年之后，袁文才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到达吉安东固时，看到了这个空洞文件，顿时手脚冰凉，连忙离开部队潜入井冈山，躲在老友王佐家中。尽管袁文才比王佐多认识点字，处事却不如王佐稳健。王佐如实向何长（宁冈县委书记）做了汇报。何长是一个合格的工作组，即肯定了袁文才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也批评了他擅自离队的错误。袁文才做了诚恳的检讨。事情看似结束了，其实只是开始。当时在湘赣边界非常复杂，就好像现在大城市人看不起外来户一样，革命根据地也是这个情况：本地人不放心外来户。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外来户。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本地人，看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外来户不顺眼，决定按六大“文件”规定，除掉袁文才和王佐。于是袁文才和王佐忽然接到边界特委来信，要他们到永新县城集合，说是要扩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让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司令。袁、王当天率部抵达永新城。第二天，特委开会啰嗦二人一大堆不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突然在会上发言，说二人有罪。二人当然不服。袁文才驳斥彭清泉诬陷。王佐更绝，直接和彭清泉互相拔出手枪放在桌上，会场气氛很紧张。彭清泉虽然是中央迅速，却是个软骨头，怕一时不能制服袁、王，就大摆宴席，稳住袁、王，暗地里派人给彭德怀送信，诬称袁、王企图“解决”特委，要求增援。不了解实情的彭德怀感激事情紧迫，迅速派人包围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闯进袁文才房间，开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王佐听到枪声后朝东门外突围，但水上的浮桥早被拆除，王佐不幸落水淹死在东华潭内。两位好汉就这么死在自己人手中。时间是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四号。毛泽东对二人的死深感痛惜。对彭德怀有意见。彭德怀没有亲手杀死二人，二人却因为彭德怀而死。彭德怀肯定要负责的。庐山事件之后，彭德怀被打倒，此事也成了彭德怀的罪状。
彭德怀给毛泽东留下的第二个阴影是林彪惹出来的。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获得命根子——指挥枪。
当时中央率领红军万里大转移，可是越转移人数越少，朝那里去大家都没底。李德呀博古呀已经晕头转向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危难之际，大家想到了毛泽东。重新把毛泽东给推出来。意思是说现在咱们都没招了，就看你的了。如果你真的行，大家就当你是牛人，此后就供着你。如果你也没招，大家一起完蛋吧。毛泽东出山之后当然要证明自己很牛。如果不牛，凭什么领导那批牛人？于是就有了四渡赤水。最简单的翻译就是跑到河对岸、再跑回来、再跑过去，往返四次之后继续往前跑。当然不是简单折返跑，是在四个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打了四次仗之后，才四次过河。当时大家很不理解，觉得咱本来就缺乏营养，再这么来回折腾不是浪费体能么？林彪就是其中之一。不理解归不理解，好歹毛泽东把大家带出来了。那就开会讨论一下四度赤水的意义吧，就是会理会议。林彪很不满意，觉得毛泽东这种指挥方式不太靠谱，就写信建议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当然信写的还是比较婉转的，大意是说领导你应该抓点大事，具体指挥这样的细节就交给其他人吧，比如说彭德怀同志就很合适。当然交给本人也行（没写出来，应该有这样的意思，毕竟他和毛关系更近）。毛泽东接到信之后大为光火，把林彪批评教育一番，曰：你个娃娃懂得啥哟！其实林彪那封信也不是啥大事，只是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彭以前也干过。毛泽东为啥如此大火呢？因为当时毛泽东刚出山，还没有站位脚跟，大家把他退出来就是指挥打仗的。党务什么的还在张闻天手上，再不管军事管啥？回家种地不成！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一直以为是彭德怀妖言迷惑了不懂事的林彪，以为彭德怀想要他的命根子——军事指挥权。当时的毛泽东处在人生最为困难的日子，前有王明逼迫，后有张国焘夹击，他记得别人的恩情也记得别人的仇恨。只是当时情况过于危险，没有条件追究个人是非而已。后来在巴西，彭德怀有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没理由追究了。是非一直沉寂下来，一直沉淀到庐山。之前毛泽东时不时就要把这事拿出来晒一晒。其实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本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也没刻意解释，直到庐山事件。毛泽东再次把这粒陈芝麻抖出来见光，彭德怀才和林彪对质。林彪解开了事实真相，然而已经于事无补。
第三个芥蒂应该在百团大战。
人生有时候更像一种宿命。军人，特别是伟大的军人，这种宿命趋向更为明显。春秋时代的吴起，战国末年的白起，汉朝初年的韩信，大隋初年的高颖，大唐中段的李光弼，明初的傅友德蓝玉以及末期的袁崇焕，清朝中期的年羹尧，这些人的宿命缠绕了整部华夏历史，都是在完成伟大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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