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那些事儿——致命的三面红旗
历史的天空
首先声明一下，三面红旗的棋手是毛泽东，正如毛泽东思想体系一样，并非毛泽东一人创造。
三面红旗又称三个万岁，念起来就是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在中国能称万岁的玩意都了不得。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三个法宝。法宝也很厉害。话说当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激烈竞争。各有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去世之后，共产主义世界出现领袖真空。有机会填补真空的，除了赫鲁晓夫，就是毛泽东同志了。赫鲁晓夫就不说了，苏联一把手，家大业大。毛泽东是另外一个情况，他缔造了新中国和中国军队，并且让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证明了自己。然而要成为领袖其实很难，小弟被欺负了，要上，就算不上，也得援助。这些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缺的就是钱。如何才能有钱呢，就要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就有钱了。有了钱，可以大米小麦，可以买飞机大炮，还可以买人家的国债。当时苏联想要赶超美国，中国也不能落后，那就赶超英国吧。在伟大领袖的带领下，掀起赶超英国的狂热。作为领袖么，就要完成领袖的任务。领袖的任务就是制定指导思想。和往常一样，毛泽东很好的完成了领袖的职责。五五年十二月四号，毛泽东发表讲话凡有反保守，曰：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简称多块好。稍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就是说咱们建设时要注意节约。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十天之后，12月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有过两年多，五八年新年，一位有才的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新年社论，叫《乘风破浪》：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说真的，“而且”后面这一段简直就是多余。大家非常重视，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三月份开会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
仔细审查一下三面红旗就能发现，第一面旗帜，即总路线没有任何问题，多快好省么，有啥问题？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毛泽东指出，咱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搞建设，你们下面好好执行。我写这篇文章也争取多快好省，各位朋友看这篇文章同样争取多快好省，同样没有问题。原则性东西么，普遍适用。不能因为后来的政策失误就否认原则，就如同永动机造不出来就否认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可笑。总路线没问题，问题在下面执行。而当时基础工程和基本工具都欠缺，想让周恩来的国务院和后来刘少奇领导的人民政府完全执行是不可能的。比的不说，道路和汽车这两样就能憋死人。
第二面旗帜就致命了。如果说总路线是一个普遍性适用规律，那么大跃进这玩意相当于一个狂热的理想。如果一个人拥有狂热的梦想，比方说想发财，肯定不会安安分分干工作那一份死工资，胆子瘦点的，会不停的刮彩票；胆子壮了，就去赌博、贩毒、抢劫等等。中间有可能发财，更可能的是送命或者吃皇粮。如果一个集体有了疯狂的理想，那么这个集体肯定要干出疯狂的事。如果这个集体扩大到整个国家，悲剧将是唯一的结果。
大跃进真正的破坏，不仅仅是资源浪费，人力浪费；不仅仅是放卫星或者炼了一大堆废铁，还有它的“科学性”。苏联一个书呆子说深翻土可以增产，善良的中国同志就相信了，深耕地到两米。两米之下是啥，那是黄土，营养在表层。耕地二十公分，小麦能收获五百斤，耕两米的话，至少要减产三分之一。所以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分人祸中，不仅包括政策失误，还包括“科学”不给力。没有办法，这就是当年的民族知识水平。换成现在搞大跃进，不会再有那种“科学”了吧？
在我看来，最为致命的是第三面红旗，即人民公社。所谓人民公社，前面也说了，就是把大家集中起来，有饭一起吃，有活一起干。它的最大弱点也就在这里。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所谓人民公社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是什么吗？军营。说白了就是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组织有序的军营，大家一起劳动搞生产，一起抵御敌人。听起来似乎很美好，但是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在毛泽东之前，已经有过一些雄才大略的人物做过类似的实验，全部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第一个有如此理想的人物，就是两千年前伟大的嬴政同志。一统六国之后，嬴政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制定一系列法律条文限制老百姓，并且在国家内推行郡县制摧毁之前长久以来的血缘政治。如果这些条文能够全部实现，中国将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类似一个军事机构。在这个社会最上层就是嬴政以及他的子孙。然而他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继任者无能，而是那那些条文制度根本不适合社会情形。嬴政在世，可以靠雄才和铁腕维持，不在了，就必须变。嬴政之后，诸葛亮在蜀中进行过短暂的实践，人死之后便没了下文。又过一千多年，又有一位雄才的皇帝重新拾起这个梦想，他叫朱元璋。朱元璋搞定了元帝国，重新建立起汉人帝国，然后他又制定一系列条文，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帝国。为了整治贪官污吏，他杀了一批再杀一批，从七品芝麻官杀到第一功臣李善长，把官吏来来回回杀了好几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废除了宰相制度，所有活都是自己干。然而他依然失败了。后来出了太监耀武扬威，甚至还出现了张居正这种凌家皇帝之上的名臣。从嬴政到朱元璋，他们都有一个极大的矛盾。按照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条文，需要“素质”极高之百姓方能适应。他们统治时，却尽量让老百姓愚昧。所以从秦帝国到明帝国，中国人摆弄出了四大发明等一系列让我们民族骄傲的东西，但是在思想上还是原地踏步，依然没超过春秋诸子之范畴。朱元璋的民众素质并不比嬴政的民众素质高。而此时的欧洲，古典文明已经和基督文明相结合，已经完成了文艺复兴，正准备玩工业革命。朱元璋之后又有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民众素质增长了多少呢，依然是在原来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增长指数无限趋向于零。清帝国完蛋之后，中国经历大约半个世纪的连天战火，毛泽东成了最高领导。这五十年里，发生了五四运动，经过各种思想启蒙，中国民众素质还是上涨了不少的。然而此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嬴政时代，中国民众素质至少不比西方世界差。朱元璋时代已经开始落后。毛泽东时代，已经远远落后。此时的毛泽东再一次拾起那个梦想：把整个国家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追赶那些发达国家。他的办法就是人民公社。他比嬴政朱元璋等人干的都彻底。很多人拿毛泽东和嬴政朱元璋等人作对比。确实，他们作风上乃至思想上有很多可比性。但是这些对比者都或略了一种情况，就是毛泽东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胜嬴政或者朱元璋或者其他人。这么说可能会惹来很多口水，毕竟我没在嬴政或朱元璋时代生活过，也没有穿越过。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毛泽东比嬴政或者其他人多干了一件事：土地改革。挺毛泽东的人执著于毛泽东人的战功，贬毛泽东之人侧重于毛泽东搞运动整人，中间派更愿意学习毛泽东的权谋。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全部威望均来自于土地。
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中国农民如同野草一样，生存能力非常强大，只要有点土地就能存活。然而几千年以来，农民常常如野草一样，一次又一次枯萎，因为农民们常常没有土地。每个王朝刚开始，农民可以分得一点土地，然后就是土地的兼并集中，等到兼并集中差不多了就有人挨饿，有人挨饿就有人造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又一次土地重新分配。每一个王朝初年，农民手里有点地，国家就能征收更多钱粮。中央政府有钱就有能力去开疆辟土，去宣言文明什么的。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再一次统一。统一之后迅速完成了土地革命。这一次土地革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彻底。地主没有了，大家都拿到了土地，是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如果挑选一件事代表资源在整个国民范围内平均非配，必然是土改。共产党政府真正意义上站住脚，并非打败了蒋介石，并非抗美援朝胜利，并非所谓苏联支持，而是土地革命。有了土地革命，相当于有了农民支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农民支持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关于这一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想必印象极为深刻。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参与创建联合国，并且赢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然而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却始终没能赢得农民的支持。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得到农民支持，根本差别就在土地问题上。在那些拿到土地的农民眼中，任何敢于怀疑新政府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给予他们土地的中央政府是伟大的。领导中央政府的毛泽东更是伟大的。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毛泽东的威望非常的高，高到无法无天，当他要批彭德怀，彭德怀就要完蛋，要批判刘少奇刘少奇就要死，当他准备收拾林彪，林彪一点反抗余地都没有，他动动嘴，邓小平就要起了再落，他要周恩来今天检讨，周恩来绝不会等到明天。为啥毛泽东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可以认为那是宣传吹捧，也可以认为是高超的权谋，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根子就在农民那里。是毛泽东让农民们有了种地的机会，不用再担心土地被其他人占有。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活命机会。这是毛泽东威望的根本原因。历史将记载，在毛泽东领导推动下重新分配了资源，以平均的方式，分配最大一笔资源，那就是土地革命。这是一件远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带到陕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等一系列的政治举动。人类社会说到底还是以利益结合在一起，土地改革相当于让每一个身处最底层的农民拿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样的壮举，在整个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如果现在的政治家，能像毛泽东搞土改那样，把现代资源以一种相对平均的方式重新分配给整个国民，那么他也将获得当年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高到无法无天。这种威望是一种双刃剑，一则让国家强力统一，另外一面就是巨大的破坏力量。正是凭借这种无法无天的威望，毛泽东要反右派，知识分子就遭遇了，要大跃进就大跃进，要搞公社就搞公社。拿到土地的农民，干劲很足，并且坚决维护中央和毛泽东。现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政府要加大建设力度，农民们兴高采烈的接受了。
走向大饥荒的农民
当我们回顾大饥荒时代那千千万万死难者，总是一个空洞的数字。各路专家大显神通，通过不同的方式推断出当年非正常死亡之人数。数字大得惊人。在这里我不想再进行数字统计。如果对数字统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墓碑》这本书。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通过定性描述的方法简要还原一下当年的情形。鉴于本人文字功底有限，斗胆有请列位尽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一个农民叫张三。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张三同志除了老娘老婆孩子之外还有十亩土地、两头牛、一头猪、十只母鸡。张三怀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感恩之情开始新的生活。用两头牛去耕地，耕完地之后回家逗逗老婆孩子。老婆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牲口等等，如果还有多余时间到田里帮帮丈夫。在不太忙的时候，夫妻俩还能开辟一块菜地，自己种点菜给自己吃。如果有多余部分，还能拿到集市上卖一卖，换点零用钱。至于伙食么，也就是大米馒头什么的。几只鸡可以下蛋。下蛋之后可以一家人改善生活，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卖点零花钱。等到年关，收成好的话还可以杀掉一头猪，卖掉一半猪肉换钱，另一半自己吃。这种生活和现代人比起来当然不怎么样。但是在五十年前，已经非常不错了。比起当年炮火连天中的老爹以及老爹的老爹已经不错了。张三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在农闲时代，张三同志可以磨豆腐也可以榨油，甚至可以到集市上租间房子烤面包，过把商人的瘾，换点零用钱。就算这些都不干，也可以约三五个农民打几圈麻将什么的，享受一把休闲娱乐。现在三面红旗出现了，张三面临考验。总路线来了，说大家要好好干活，干的越多越快越好。这下好了，张三同志的空闲时间没有了，麻将当然玩不成了。当然，张三也没有怨言，毕竟嘛，他的土地是靠共产党得到的。没有共产党，她现在还给地主家打工呢，孩子也在给地主放牛呢。听话多干点活也没啥。空闲没有了，多干活就是好事吗？看起来是这样，其实未必。半个世纪之前，工业极度不发达，不仅仅指造不出飞机大炮，副食品也不怎么样。进了超市休想看到堆积如山的食品。农村更为寒碜了，那时候还没有超市概念，叫代销店，里面出来油盐酱醋之外，奢侈品也就是糖果啥的。那种糖果拿到现在没人愿意吃的。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靠另外一种经济补充，即农村集市。所谓农村集市，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经济形态。集市上的东西都是农民生产加工的。这种集市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在某些地方也可以找到，只是以及不在纯粹。三五公里范围之内的农民们自发聚集到某个地方，把自家园子里的菜、鸡蛋、鸡鸭什么的拿出去自由买卖。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的，远比现在市面货好很多。炒一盘青椒鸡蛋，香味可以飘五米。一盘正宗的农家土鸡，香味可以飘到十米开外。这种美味佳肴现在已经绝迹了。集市上豆腐豆油豆芽麻花之类的玩意，都是农民们自己动手做的，味道绝不比淮南豆腐或天津大麻花差。那时候还没有养殖概念，集市上的鱼都是野沟里生长的，由于土地没怎么用农药，所以鱼都是纯天然的，清蒸或者附面炕一炕，味道鲜美无比。这种鱼现在很少了，除非到一些偏远山区还能找到几条。在没有被污染野沟里时常可以抓到老鳖，然后用竹签杀掉，和鸡蛋一起炒，绝对是人间美味。集市上的肉，也是农家家养的猪或者牛羊。那时候没有饲料，都是吃青草或者五谷长大，胜过现在任何肉联厂产品。春秋两季，如果有时间还能抓到野鸡野兔什么的解馋。不用多说了吧？口水都流出来了。三面红旗摧毁了农村原始经济，造成副食品断绝。当时的轻工业水平跟不上，一旦出现断粮，农民们只能吃草根树皮。想吃肉的话，只有一种肉最可能吃到，那就是人肉。所以那年月落下许多吃人肉的记载。三面红旗如何摧毁了原始经济呢，让我们再回到张三同志这里。张三同志的空余时间除了打麻将之外，也可能从事磨豆腐烤面包之类的工作。豆腐啊面包啊什么的都属于副食品，主食之外的补充。现在张三同志没空搞这些了，村民们副食就少了，营养搭配就出问题。别的村民也和张三一样，在总路线的鞭策下拼命干活，没精神从事副食品加工事业。所有这一切，只能指望国家配送。而国家那时候的生产能力并不怎么样。尽管如此，总路线之下的张三同志的生活还能过下去。接下来他要面对更为严重的考验。这时候政府又说了，仅仅总路线是不够的，还要再次加把劲，搞大跃进。为了祖国，为了超过英国佬，袖子圈起来，一二三，加油咯。大跃进时代，张三同志还要面临三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卫星问题。张三同志十目田本来只能收成三千斤大米，能够维持一家人温饱，加上牲口啥的，营养也不欠缺。现在相关部门领导向上一级领导汇报说收成了三万斤。中央同志看到亩产收这么多，呵呵一笑，好哇，果然大丰收，那就征收百分之五吧，收走一千五百斤。当然张三同志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不是生活在河南信阳以及四川某些地区，所以还能余下一千五百斤。但是他要靠着一千五百斤大米养活老婆孩子以及老娘，当然还有他自己。肯定不够吃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进入五九年之后，连年自然灾害，要么雨水多要么雨水少，偏偏是天公不作美，粮食减产歉收，没有办法啊。如果张三同志还没死，将要面对第二个难题，大炼钢。所谓大炼钢，说白了就是抽调农业劳动力支援工业建设。钢铁本来应该是工人在炼钢厂干工作成果。大跃进时代，钢铁元帅挂帅，全国农民也跑过去炼钢。农民会炼钢吗？不会。有人教农民炼钢吗？没有。但是农民在炼钢，基本上所有农民都在炼钢。这就是传说中的牺牲农村农民。中国的农民啊，似乎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话说老农民张三同志已经吃不饱饭了，还要到山上砍木头，还要运输铁矿石，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赶超英国佬。然而张三同志本来就四肢乏力，这样一折腾，更是腰酸背痛腿抽筋了。他去炼钢了，自家那几亩田就没人照顾。如果老婆去照顾田地，那牲口就没人管。鸡可能饿死了，张三同志再也没办法吃鸡蛋了。而鸡蛋本是张三的高级滋补品。猪也没法喂养了，年关没了吃肉的机会。营养严重缺乏。所以张三同志越来越瘦。如果足够倒霉，炼钢不够，就要把自家盆盆罐罐贡献出来，甚至门上钉子都要拔出来帮助祖国赶超英国佬。为了赶超英国佬，地里稻谷可能没空收割，而此时支援伟大祖国的张三同志正腹中饥饿。如果张三同志还在呼吸，那么恭喜他，面临第三道难题，那就是干工程。咱们的祖国很大，而且高低不平，雨水多一点就要把某个地方给淹了。淹了某处不仅仅某处百姓遭殃，领导也是脸上无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疏通很多河道、开凿很多水渠、修建很多水坝。那个时代，机器严重缺乏，任何工程都需要人力去干。这些劳力都由农民出。张三那个时代干工程都是靠双手的，挖掘机铲车这些玩意就不提了，铁锹都不怎么够用，很多时候还得肩扛肩挑。而且基本上是免费的。确切说并非免费，而是记工分，按照家庭人口来算。一家几口人出多少劳力，政府都有本帐。而此时的张三同志不仅拿不到工资，不仅吃不到肉，馒头和大米都吃不饱。干着干着一白眼，谁也分不清是累死或者饿死。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大跃进时代独有。在某些地方，这种为了伟大祖国免费干工程的光辉行为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具体表现就是冬天修河道。当然张三同志如果不死，就要进入下一层考验，即人民公社的考验。没加入公社之前，张三家还有牲口，偶然可以杀个鸡什么的解馋。但是现在政府说了，那个张三啊，加入人民公社吧，把牲口充公，土地充公，以后整个村子就是一家人了，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帮助伟大祖国赶英超美。然后大家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世界享福去。张三一听，好哇，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加入人民公社之前把牲口宰杀了，好好爽一爽。当然可以了！那就爽吧。在人民公社实施过程中，如此这般损失的牲口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等到大饥荒到来时，我们发现很多资料记载人啃草啃树皮，却没有记载牲口的痕迹。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然可以解释为牲口已经被吃掉了，实际上牲口在大饥荒到来之前已经锐减。想一想，谁愿意带着自己的牲口去充公而非在充公之前吃掉？实情是，人民公社实施过程中，导致了牲口数量锐减。评：人性本是自私的嘛。人民公社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和人性相违背。人民公社要求天下为公，要求神州大地皆尧舜，却不知尧舜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淳朴的年代啊！！！同样是在炼钢。如果没有加入人民公社，那么当稻子熟了，张三同志会挤时间收割。人民公社内部就不一样了。反正是公家的，既然公家让炼钢，那就炼钢好了，何必劳心费神去收稻子，就让它烂了好了。反正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加入了人民公社，张三彻底失去了搞副食品产业的机会，那是资本主义毒草，共产主义世界的好公民怎么能如此干呢。好了，三面红旗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应该是这样一个画面：缺乏副食品，缺乏牲口，缺乏劳动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和巨大的卫星升空以及“科学”种田，常常断粮。公共食堂里，每一年都要长时间停火。农民同志除了挨饿还能怎么样？张三同志饿了，没肉没鱼没麦米，就去吃野菜草根什么的，这个和当今农家土菜不同，可不是为了清肠胃排肠道，只为填饱肚子而已。等到这些都吃光了，那就去吃树叶，树叶啥味道，只能去问牲口了。当然张三同志偶尔也可能比较幸运，抓只老鼠啥的，当加餐了。树叶也没得吃了，那就吃一种叫观音土的玩意。观音土是啥呢，反正是无机物，吃了之后肯定不消化，然后就完蛋。经历如此之多关隘，如果张三同志仍然活了下来，说明他福大命大。但愿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可能是活活饿死的，可能是吃了树叶涨死的，也可能是观音土给坠死的，还可能因为对党和国家不敬被官僚给活活打死的，还有可能吃人肉吃出了瘟疫等等。农民们以为政府会来赈灾救济。而在官吏眼中，一切却是另一个景象。
新五虎上将
前面说过，三面红旗来自毛泽东诗人化的脑袋。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头脑赢得了无数胜利；到了建设年代，同样是毛泽东脑袋，就想了，咱们在战场上可以打败对手，为啥不能在建设上战胜他们呢？当然可以啦。毛泽东又想了，咱们三年就搞定了抗美援朝，那么咱们应该需要多少年赶上美国呢？那就十年吧！应该谦虚一点啊。第二个五年计划起草时，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也不管人家英美搞了几百年。这还不过瘾，过几天又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没人知道英国是啥样，却想着去超越它。大概是中国对鸦片战争记忆过于深刻，所以一定要超过英国鬼子。这事发生在一九五八年，两年之后，广袤的农村里大规模的农民，肥的变瘦，瘦的变肿，肿后非正常死亡。战争年代，执行毛泽东天才思想的将帅中有几个人被称为五虎上将，就是彭德怀林彪粟裕等人，他们通过自身天才和毛泽东一起留在历史中，永享尊荣。如今毛泽东发誓搞建设，另有新的五虎上将，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和毛泽东一起留在历史中，成为永远的耻辱。请记住新五虎上将：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河南委书记吴芝圃、安徽委书记曾希圣、甘肃委书记张仲良、山东委书记舒同。大饥荒把他们推到风浪尖上老的五虎上将在战争中消灭几百万敌人。新的五虎上将更猛，在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甘肃五省直接推动无数农民非正常死亡。这五个人都在庐山非常积极，争当毛泽东马前卒。话说五虎上将有啥特征呢？先说他们共同特征：战争年代没有机会在毛泽东身边表现，建设时期成为一方诸侯狂热无比、不讲人格和尊严的追随毛泽东，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继承了庐山精神，毛泽东在庐山搞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此五人在各自地盘里搞小庐山，整人无数，很多人前途尽毁，很多人家破人亡。第三个特征，亲手推动大跃进，为了所谓的中央政策，对饿死千百万人民视而不见，堪比任何时代任何恶心的官僚。第四个特征，文革期间被准确批判，文革之后被错误平反。最后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不论啥时候，他们都是大饥荒的象征性人物。
舒同 (1905.11.25～1998.5.27) 字文藻，又名宜禄。江西省东乡县人。书法大师。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名誉主席，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被毛泽东称赞为“党内一枝笔，红军书法家”。 舒同师法颜真卿、柳公权、何绍基等名家，但师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变，并注意取其精华，大胆尝试，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创立了著名的“舒体”，备受海内外推崇。舒同的书法，宽博端庄，圆劲婉通，用笔老重，藏头护尾，点划润厚通畅，别具风格，是现代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所谓舒体，从“二王”入手，以颜、柳之楷为本，取各家各体之长，使圆浑之劲，用藏锋之功，寓巧于拙，创独特风格，立“七分半”字体。结体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七分半”。——书法上，一代大师舒同先生在书法是的造诣罕有人匹敌。如果舒同先生仅仅是书法家舒同，他的名字将列于伟大的艺术家行列受人敬仰。然而命运在此开了一个玩笑，书法家舒同还是舒同同志，山东省省委书记，封疆大吏。舒同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正好是大饥荒时代。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双手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毛泽东也好歹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然而舒同同志倒好，回到山东之后传达毛泽东的话，把那“一个指头的问题”给直接忽略掉。后来在批斗大会上，舒同同志竟然招供曰，“怕给群众泼冷水”！群众都饿死了，泼点冷水说不定还能拯救一帮人。在早期领导人中，舒同算知识分子。按道理说，一个知识分子看问题应该全面一点，带来的灾难应该小点。可惜——舒同到山东之后，抓革命啊、开批斗会啊之类的都干了，大炼钢啊、修水利啊也干了，总之该干的都干了。这种事大家都在干，很难干出花样。舒同同志经过一翻努力之后还是干出了花样，知识分子的花样！ 一九六零年七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这是好事啊。当年大饥荒除了缺粮，就缺副食品。多种点菜就少饿死点人。舒同回到山东，八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奇怪的是青岛会议开了四十多天，一直开到十月份，农时给耽误了。这期间舒大知识分子干吗去了？既没有糟雷劈、也没有身体不爽。后来据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舒大知识分子和一个女护士搞暧昧！
舒同同志到青岛之后，除了参加必须参加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玩，就是带着护士到外面玩。又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就这样将会议时间拖延了，饿死一大批人。青岛会议结束后，舒大知识分子还不想回济南干活。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看看，这知识分子派头就是不一样。另外一件能体现舒同同志知识分子身份的是放卫星。说到放卫星，舒同和其他几位猛将还真不能比。比方说李井泉同志在四川可以在一亩地收几万斤水稻，舒同所在的山东省就没有这份技术。其他猛将放卫星，那是故意显摆。舒同放卫星时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先看看实例。据舒同孩子的回忆：“1959年6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父亲带着我们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子，吃的农家菜炒鸡蛋、玉米饼什么的，现在想想，肯定是受到了优待，真正的农民吃不上这样好的饭菜。父亲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3000多斤粮食，父亲很高兴，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2000多斤粮食！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看到了吗？根据这段回忆，舒同以为自己的卫星是真的。就是说在放卫星这一技术项目里，舒同可能有点冤。也就说，他是知识分子，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志——傻气。所谓书生误事，大概就这意思吧。评：人生如此，纵是一代书法大师，也掩盖不了千秋罪过。
牛人 张忠良
张仲良(1907年-1983年)，陕西耀县人，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担任青海省委书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事务的第一任领导人，专责管理青海地区。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1962年曾被免职。文革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之后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2月逝世。
甘肃，华夏文明花园地之一，据说伟大的伏羲就是天水人。有了伏羲，中国文化就有了源头。秦帝国时置县，汉代名将霍去病曾在那一代纵横疆场。甘肃地处大西北，环境艰难，加上和少数民族接壤，是中国最为不稳定地区之一，历来很难管。王朝时代，中原王朝要么受到西北少数民族冲击，要么就是东北少数民族冲击。新中国建立之后，张仲良成为第二任甘肃省委书记。在这里，他决定铁腕管理。实事求是讲，在甘肃那一代，适当铁腕是对的。然而张仲良同志的铁腕与众不同。也就是说，他在铁腕这一技术环节有了创新。凡是大跃进时代的风云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善于整风，也就说善于整人。风云人物张仲良是整人好手。通过张仲良同志艰苦卓绝的努力，很多人体验到了被斗争的“乐趣”。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整风报告中，张仲良兴高采烈的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19500多个农业社中，有13000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有6000多个正在进行，有200多个即将开始。”这话翻译过来就是，通过本人的努力，无数人已经免费品尝过精神惩罚和皮肉之苦，还有无数人将要免费品尝精神惩罚和皮肉之苦。精神享受包括反党啊、反国家啊、反人民啊、反社会主义啊、和老婆离婚啊、批判自家老爹啊，皮肉之苦包括开飞机啊、享受拳头啊这一类的。由于需要整的人数量庞大，要大规模逮捕。大逮捕有两个特色，一是株连：镇原县县长许国和成了反革命成员。根据株连原则，许国和的老婆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国和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连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收留，幸存。第二个特色叫肉体惩罚，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随意折腾，有时候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和许国和一起成为反革命的副县长张万寿同志成了典型代表。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20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因“认罪态度不好”，还张万寿给戴上“骑马铐”。什么叫骑马铐呢，就是双手从裆下穿过铐起来，这样张万寿同志就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由于需要逮捕的人实在太多，业务过于庞大，必须培训业务技巧。工作组组长随身携带好盖了印章的逮捕证，需要时填上名字就可以了。用于这种方式方便快捷可以批量生产，大大减轻了逮捕事业压力。发现问题，随时开会，就地逮捕战利品。用麻绳把战利品串起来，一串一串的像奴隶一样。要知道这一切发生在庐山事件之前。张仲良同志不仅善于整人，还善于向两千年前的秦始皇现实学习。张仲良同志准备大干一场，留下一个功在当今利在千秋之伟业。当年秦始皇倾全国之力搞大工程修万里长城什么的，张仲良虽然只管理一个甘肃，气派却同样大。张仲良同志通过一厢情愿和异想天开等技术手段，决定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陇中年降雨量平均不到4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多毫米，而这400毫米的降雨70％以上集中于7、8、9三个月的几场大雨。春夏期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基本是干涸的。只有洮河是个例外，但洮河只能灌溉临洮县和岷县以外，其它地方非常缺水。陇中和陇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完全依赖雨季的降雨。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这里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五到十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之前这里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盖多大房子，而是看存了多少水。张仲良同志决定改变这个情况。应该说作为封疆大吏有这种思想是好的。干好了将改变整个西北地区，堪与李冰在都江堰的功绩相媲美。然而问题就在于方式。
猛人吴芝圃
河南地处中原，处在中国正中央。作为黄河文明中心，河南有着特有的光辉，同时拥有数不尽的灾难。中国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光荣和灾难交替，河南也是这样。至古以来，仁人志士们以中原为中心逐鹿天下。因此中原心脏地带的河南历来灾难重重。从当年武王伐纣开始，一直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有战争总是少不了河南，有灾难也少不了河南。在中国分分合合的历史上，想要一统天下，必然要定鼎中原。国共争霸期间，神通历史的毛泽东曾想遵循古习俗，进行中原逐鹿，并派遣刘邓大军试图问鼎中原，最后不成功才变成千里跃进大别山。击溃了国军的淮海战役，实质上就是一场“中原战役”。战争结束了，很难灾难并未结束。因为河南迎来了另一场战争，一场人与自然的战争。一场人以为可以战胜老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很难迎来了一位本地人，猛人吴芝圃同志。
吴芝圃
出生地： 河南杞县
出生日期： 1906年3月
逝世日期： 1967年10月19日
职业： 政治家
爱好：念古书
性格：强势
吴芝圃，河南人，新五虎上将中，就数他和毛泽东最相像。李井泉张仲良等人足够铁腕，深谙政治斗争之道。但是吴芝圃除了这些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看书。吴芝圃酷爱古书，达到手不释卷地步。这一点在那一代人中绝对是个异类。和那一代人一样，年轻时代的吴芝圃怀着美好的梦想加入共产党，出生入死，算是精英。然而吴芝圃同志能在本书中占据一席之地，却因为负面影响。新中国建立之后，身为河南人的吴芝圃衣锦还乡。古人曾有人生四大喜只说，认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乃人生最为幸福的四件事。如果把四扩充一下，扩充到十，肯定有衣锦故返乡。对于乡土情结浓厚的中国人而言，衣锦还乡对故乡和还乡者都是喜悦，双重喜悦。然而吴芝圃同志的这次还乡，喜悦之后确是灾难。吴芝圃原本只是河南省长，老二，由于强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获得了堪比孙大圣的火眼金睛的能力。吴芝圃同志利用这种超能力，在河南省一次性揪出七万右派分子！在那个知识贫乏之年代，河南知识界都不用文化大革命了。当然咯，在那个年代，想要老二翻身当老大，少不了搞一个反革命集团。恰好老大潘汉年对大跃进有所保留。吴芝圃趁机来了一记连环脚，把潘汉年揣入反革命大河中，一夜之间翻身当主人。好了，那就大大折腾一场吧！怎么折腾呢？既然张仲良已经在甘肃像秦始皇同志学习了，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大跃进的旗子性人物也不能落后是吧，那就搞一搞吧。于是乎吴芝圃同志拿出伟大领袖十分之一的魄力一年之内投入一千五百万劳力，开凿土方石相当于开着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在没有足够技术设备支持下敢干这种工程，当然少不了画饼充饥，张仲良给贫瘠的甘肃画了一个饼，吴芝圃同样来了一个。干到尽兴时，吴芝圃那贫瘠的脑袋里出现这样一个场景，整个河南省水库和运河交叉相连，如同长藤结瓜。河流是藤，水库是瓜，河南将永远远离水旱灾，实现旱涝保收，一劳永逸！千秋万代之功由他吴芝圃来完成，多么伟大呵。事实上呢？那些烂尾工程就不提了。由于吴芝圃先生把异想天开的功夫修炼到炉火纯青之境地，在平原上开挖人工运河，强行引入黄河水灌溉，造成上百万亩土地盐碱化，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怎么办？知道为啥自然灾害了吧，人为的自然灾害。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有这么一层，自然的福祉人不可以伪造，但是自然的灾害可以直接引入。吴芝圃就是这样一个先行者，他用自己的发热的脑袋做了示范。这些水利工程，有一部分确实非常有利，一直有利到现在。这部分值得表扬。问题是还有一部分相当有害，一直有害到现在。标志性的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渭水时不时倒灌渭南平原，灾难无数。说到水库当然不能忘了板桥水库。这个水库修在五六年加固的，防洪，但排洪效果一般。当年水库都是这个指导思想，防洪轻排，就像领导重面子轻功效一样。七五年大雨，板桥水库垮了，接下来引起几十座水库溃决，将驻马店地区一万平方公里淹没，上百万人逃荒。吴芝圃同志另外一大贡献是放卫星。在放卫星这一高技术栏目里，吴先生拥有优先发明使用权。为啥要放卫星呢。五六年苏联搞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压倒了美国。卫星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标志。咱们也想搞个卫星玩玩，但是咱们那时代还没有那个技术。于是爱国心切的人们就想了，既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就让土地来长卫星吧。吴芝圃领导下的河南省做了创造性发明。第一个卫星来自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当年河南那地方，小麦亩产也就两三百斤。那是一个奇迹时代，也是一个相信奇迹之时代。这样一个没有袁隆平的时代，亩产一下子提高十倍，也没人怀疑，还在人民日报上刊发！天真的年代啊。在中国这样一个神奇国度里，当第一个奇迹涌现的时候，奇迹就会接二连三出现。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公社有个韩楼大队。大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种了三亩试验田，小麦长得不错。收割的时，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叫到大队部开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领导发话，鼓励在先。陈世俊：“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至少亩产3000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钟德清再次鼓励：“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已经暗示造假。曹玉娥：“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即将从暗示到明示。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