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那些事儿——刘少奇续

历史的天空

        刘少奇为何惹那么多人不满
    中国有句俗话：不遭人嫉是庸才。反过来理解，只有精英才会遭人嫉妒。刘少奇所以遭人不爽，只因为他是精英，只因为很优秀而已。刘少奇是精英么？当然是，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建国之初，一位身处高位又不在最高位置的人、且即将走向最高位置，要想不惹非议非常困难，特别是这个人又干了很多事，露出很多破绽的情况下。对此西方有人说，人只要干事就会犯错。犯了错的人就会被抓住尾巴。看来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有共同的看法。那么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有那么多人对刘少奇不爽，只是羡慕刘少奇的才华、嫉妒刘少奇的权力、恨刘少奇的影响力？如果是这样，就不用写这些东西了。故事另有原因。对比一下同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年，算是同一代人。论才能、人品、乃至相貌周恩来都不输给刘少奇。工作这一块，周恩来也没少干，而且更为庞杂，除了党务这一块，他基本上啥都干，连特工都领导过，得罪人的或不得罪人的工作都是一肩挑。然而很少听到对周恩来不满的声音。即使高岗活动那会，主要目标也是针对刘少奇。即使后来街坊间传闻柯庆施要当总理，也是传毛泽东的意图，而非柯庆施对周恩来进攻。周恩来经常检讨，也只是向毛泽东检讨。然而刘少奇的对手好像从来没间断。延安整风之前，刘少奇有名气无权力。白区地下党么，再高的职位也管不了几个人。影响也就是组织一下罢工，写文章和某人论战一下。在烽火连天岁月里，工运领袖这个角色并无多少分量，和大革命时代都没得比。就算时不时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到某个局搞工作，也是干一段时间就走，来不及扎根。那个时候的刘少奇出于挑战者的地位。他也是勇敢的向张闻天等人发起挑战，成功取代张闻天成为但内日常事务主持者。整风之后，刘少奇虽然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相当于组织上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说真的，当时这个权力形同于摆设。因为当时主要业务是打仗。打仗是军人的事。指挥军人打仗的工作由党内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干。刘少奇的工作也就是处理一下日常事务。此时的刘少奇只是隐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位理论家，一位具有实干精神并且干了很多实际事务的理论家，并不显山露水，位高权不重。
     刘少奇真正耀眼是在建国之后。他和周恩来成为毛泽东之后新中国最重要的两根支柱。这个时候，这位起于工运，战争年代一直埋头于党务的第二号人物就成了擂主，挑战者一个接一个出场。这种考验从高岗一直持续到林彪同志，终于挑战成功了。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没有人敢于挑战毛泽东的情况下，为啥有人要挑战毛泽东一手护持的刘少奇？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有人想争夺权力取而代之。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权力。也对，可以这么说，毕竟高岗同志就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就把问题了结，显然不太负责。权力只说可以解释高岗，却无法解释林彪。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彪上位并非是靠自身积极钻营。而林彪也不是毛泽东心中理想的接班人。林彪最终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更像毛泽东一个情非得已的选择。不仅仅无法解决林彪上位，更无法解释邓小平转变。高岗失败之后，毛泽东提拔邓小平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用意是协助或者说制衡刘少奇、周恩来。然而若干年之后，邓小平离毛泽东越来越远，反而是和刘少奇越走越近。还有彭德怀，庐山写信基本上是冲着刘少奇去的，写信本质并非所谓权力之争。在进一步描述之前先声明，这里没有所谓的解密材料，也没有内幕信息。这里只有根据他们各自经历进行一些分析总结。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接近真相。争取做到，即使偏离了真相也不会误导大众。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应该从成建国开始说起。
      新中国建国模式是中央集权，这是大方向。有三个原因决定新中国必然是中央集权：一个是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每一次重新崛起，都是中央控制力较强，衰落于中央对地方失控；另外一方面，新中国模板是苏联，苏联虽然有很多加盟国，却也是集权国；这是大方向，可以说了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的。然而在下面小机关中各个部门，就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问题了。党的一套班子，政府的一套班子，从无到有，选人才、选地方、制定法律法规这一大摊子事都需要有人干。谁干呢，主要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干。刘少奇主管党内日常事务对应各级党组织，周恩来管国务院对应的是各级政府。前面说过，建国之初还在打仗，国内剿匪和国外战争同时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内领导人心思还在战争上。真正安心解决各个部门建设问题的，正是主持党内实际事务的刘少奇同志。应该说刘少奇干的还不错，很好的完成了任务。经过一系列人事安排，国家初具雏形，该有的机关单位都有了，各个部门上都安排人，需要人干活时有人干活了。等到五四年第一届人大召开时，国家基本框架基本定下来了。但是这项工作有两个巨大的破绽。第一个破绽就是，各级官吏位置上，白区干部比例相对较高，苏区干部比例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苏区内部主要在军方，都在前线打仗，不在前线的要准备上前线。白区干部相对比例较高，白区本来是搞地下党的，全国解放了，又不需要上前线，各个地下省委书记啊、市长啊什么的自然要从地下转移出来，要安排工作，然后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这个比例低，并不是说苏区干部数量和白区干部总体数量相比。然而苏区实力远远高于白区，数量也高于白区。别的不说，就那么多军人怎么安排？军人在打仗时无所谓，仗终究要打完的。等他们打完仗回来就会不满，不满就会发难。代表人物就是高岗同志。现在就扯出来一个问题，为啥苏区同志会对白区同志不爽。既然大家都是共产党员，既然大家跟着同一个领袖，既然大家为了同一个理想去奋斗，既然通过大家的努力搞定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既然建国之后大家都要为人民服务，那么谁当这个官有区别么？粗看一下确实没啥区别，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区别很大。高岗同志到处宣扬苏区党和白区党的区别，也就是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的区别。大家依次判定高岗在搞分裂。事实上高岗是对的，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在人生经历乃至思考方式上确实有很大差别。这要从他们各自经历说起。通俗意义上讲，大部分情况下，人的思维判断来自于过去生活经验的积累。虽然大家同属一个政党、团结在一个领袖周围，但彼此经历差别造成思考方式差别。这种差别导致很多误判。苏区干部，特别是军人，基本上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很多人参军入党并非出于追求共产主义真理，或者被马克思列宁给征服了，仅仅为了吃饭而已。对他们而言，马克思列宁和老天爷差不多，那些理论不如一碗红薯稀饭来得实在。共产党恰好可以给他们饭吃，不仅给他们饭吃，还可以带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种庄稼养活老婆孩子，真是太好了，不跟共产党跟谁，难道跟着国民党继续给地主种地去不成？尽管苏区这些军人干部打仗很勇猛很机智，消灭了很多敌人。但是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呆在苏区荒山野岭里，见识有限。对于机关单位应该如何运作一窍不通。白区干部不同，知识分子比例比较高。因为长期在敌占区和各种人物过招，处事比较老道（不老道的都被抓去枪毙了）。因为时不时要和各种机关打交道，甚至要到各种各样单位搞卧底搞潜伏，对各种国家机器就比较熟悉。经过苏区考验的干部，大致会成为刚毅机智的军人。经过白区考验的干部，大致会成为灵活务实的官吏，这群人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官僚集团、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就像他们曾经推翻的国民政府一样。让苏区干部去建立一个机关单位，他们要么很为难，觉得狗咬刺猬无处下牙；要么觉得很轻松，随便整整就算了。让白区干部去建立一个机关单位，他们可以照葫芦画瓢，分出一个大致框架。刘少奇大量使用白区干部，除了战争因素考量，也是对白区干部更为了解。等大量军方干部扛着枪回来，发现各个部门除了已经有人之外还有点似曾相识，揉揉眼睛一看，怎么这些机关单位跟老子闹革命推翻的那些东东差不多呢？咱们新中国不是应该与众不同的嘛，怎么还跟国民党那些单位差不多，怎么回事嘛。这就是第二个破绽，或者说失误。这个失误就是没能安抚苏区干部。这点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差很远。毛泽东搞过跟多次斗争，不仅仅是建国之后的各种运动，战争年代也是通过无数次考验。井冈山时代几起几落不说了，和张国焘斗，延安整风，每一次都是大手笔，但是掌控这些大手笔的时候，总是能团结大多数。张国焘叛变了，仅仅是个人叛变。国际派靠边站了，但共产党战斗力更强大了。所以如此，皆因能争取大多数。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固然残酷，但国家和党稳如泰山。刘少奇处理对手问题，从高岗到彭德怀乃至后来林彪，都不理想。其实刘少奇对面站着的远不是军内那几个巨头，而是巨头身后的那些人，那些平反沉默、悍不畏死、久经战火考验、维持国家完整的那些苏区出来的干部。广大苏区干部虽然一度窝在山沟沟里打游击，靠黑面包南瓜汤维持生命，穿的也就是粗布衣服，跟他们讲该怎么当一个科长可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样一群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苦之人。历来都是被统治的对象。这群人在有文化素养的人眼中是粗人，精密的官僚组织中非常碍眼。然而这群人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一个群落，正是靠这些人的坚韧，中国才得以重生。换成和平年代，这些看似没啥素质的粗人以农民或者工人的身份分散在土地或工厂中干活，靠自己的身体给社会创造财富。就像现在这般，不被重视，赚点钱养家糊口。然而当时可不是这样，当时这些人汇聚成一股钢铁洪流，刚刚在战场上冲破一切障碍。现在他们需要工作，接下来就是对工作不满。白区干部看苏区干部不爽，看看这帮大老粗，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办事？苏区干部看白区干部不爽，看了这帮派头十足的家伙就想去揍，就像当初揍国民党那帮子混蛋。这种相互看不顺眼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刘少奇借助白区同志办事的时候，并没能很好的安抚两派人的对立情绪。当初的高岗对刘少奇发难，能掀起那么大的风浪，就因为这种对立情绪存在。后来彭德怀庐山写信，引起那么大反响，除了当时客观情况确实很严重，潜在原因就是这种对立情绪。毛泽东表态之前，军方基本上支持彭德怀，反对者基本上来自行政系统。
    毛泽东的人事安排
    难道说刘少奇看不到自身弱点在哪儿么？这个问题没有准确的答案。因为没有也不会有这方面的资料为佐证。作为一个长期处在二把手位置上，按常理最终将走向最高领导岗位上的人应该清楚自身处境，知道那些人不太买自己的账。或许他根本不在乎，办事而已嘛，有能力的上，事情办好就行了，顾虑太多反而误事。然而客观公正一点，刘少奇那些破绽是无法避免的，就算他想要去化解那些和军人自己的隔阂也未必能如愿。根据中国老传统来看，韩信和萧何从来没有真正融洽过。乱世韩信压过萧何，治世萧何胜过韩信。文和武好像某种天生敌对，要不然向廉颇和蔺相如上演将相和的故事也不至于成为经典。所以是经典，就是太少了。刘少奇也不是不想和军人搞好关系。只是军人忠于另外一个人，老领导毛泽东。毛泽东可以把名望和地位给刘少奇，但枪杆子始终没有给他。将帅中凡是跟刘少奇走的近一点的要么靠边站要么倒霉，比如粟裕，比如贺龙。所以说刘少奇工作有他的难处。这种难处恰好是人事框架造成的。要了解刘少奇工作难处之前，首先要了解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如何给刘少奇定位的。只从毛泽东真正掌权之后，党、政、军就组成一个稳妥的三脚架，稳稳的支撑着这位伟大领袖。战争年代比较特殊，党和政都是次要的，军才是主要的。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摆平军人上面。军人可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党内地位并不明显，比较如实际负责前线指挥的彭德怀，总有一帮理论家党内排位高于他。作为各方面力量比较强劲的周恩来，党内地位从来没有升至第二位。刘少奇作为党务代言人，实际上也只是依附毛泽东而存在，军内影响很小。我们知道，刘少奇的作用除了解决党内实际问题，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平衡一下军头。党政军么，三者基本平衡是必须的。没有了么？还有。作为一个重新缔造了中国的领导班子，不能仅仅从人事方面分析，还要放到历史长河中比较。说起中国人事关系，那叫源远流长。整个一大堆二十四史，绝大部分都在记录人际关系。开除早期神话时代不谈，中国人事分配起于春秋。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之类的牛人基本上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春秋霸主和战国雄豪们都有自己的班底，商鞅、管仲、范磊等人都是班子里杰出代表。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代，文有李斯、武有王翦蒙恬等人。随后的汉帝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导班子，就是汉初三杰，韩信、张良、萧何。这三个人就是刘邦王座下的三条腿。韩信管攻城略地、张良负责出谋划策、萧何的工作则是组织运作。这套班子堪称经典，成为所有后来成功者学习的样板。论功劳，韩信最大，大汉天下很大一部分是他打下来的。没有韩信，刘邦和项羽很可能就像象棋盘上那样划分楚河汉界。然后项羽搂着虞姬唱歌跳舞，刘邦背过吕后找个宫女啥的乐呵着。张良搞谋略的，换句话说，就是阴谋家，还是顶级阴谋家，一出主意就是要人命的那种。一旦天下平定，韩信这种人就要悲剧，因为战功和能力，这种人就成了领导眼中一个巨大的危险，赏无可赏不说，总担心哪天造反分裂天下。后来的高颖、蓝玉、年羹尧都是同一种命运。连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叶剑英都说，现在主席在你就这样，将来谁管得了。其次就是张良这种人，永远要防。这种人搞建设能力不怎么样，但破坏起来，能量惊人。因此张良后来隐退了，就像前辈范磊一样。这种人功成之后都会身退，不隐退一般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比如说范磊同事文种就跑慢了。后来帮助唐肃宗出谋划策评定安史之乱的李泌，也是成功身退。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刘基退了。帮助朱棣靖难成功的姚广孝做了同样的选择。相反萧何这种老老实实搞组织，危险和不确定因素很小的人，往往可以身居高位。刘邦论功行赏，萧何所得胜过韩信张良。萧何的结局也强国韩信张良。之后类似的故事就成了历史餐桌上的家常菜。唐帝国建立之后，掌控国家命脉的是长孙无忌等人，而非李靖。宋建国之后，皇帝之后大当家是赵普，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只能喝杯酒之后回家抱老婆去了。大明帝国建立之后，朱元璋做了和刘邦相同的选择，即推选搞埋头干活的李善长为最大功臣，徐达刘基等人靠后。熟悉历史的毛泽东对这些了如指掌。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组成的早期领导班子，并不比历史上那些班子差。如何实现班子分工协作就成了一件大事。可以简单对应，说刘少奇扮演组织者（如萧何赵普李善长的角色），说周恩来扮演谋士（如张良刘基等人），说朱德代言军方系统。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要复杂很多。俗话说历史在前进，人事关系正在细化复杂。朱德贵为红军总司令，但是和古代的统帅们不太一样，他很少直接指挥战争，更多的是协助毛泽东统筹全局。打仗的事，由将帅们在各个根据地搞。周恩来足够的实力扮演谋士角色，引导西安事变、推动国共和谈、周旋于国际国内大大小小派别之间，这种手笔放在整个历史上也不差。而且亲自创建领导特科，信息来源极为丰富，但是周恩来远远超出了谋士角色。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谋士工作量可以和周恩来相比，没有一个谋士面对的困局可以和周恩来相比，没有任何一个谋士能像周恩来这样长期居于高位且善始善终。就算那个号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都不行。刘少奇倒是很好的扮演一个组织者的角色。这个班子中，刘少奇实力最弱，但地位最高。这个安排给相当于把刘少奇推向前台成为擂主，承受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在政党需要治理国家时，作为党内二号人物，要么把刘少奇隐蔽起来，所有无聊琐事由一号人物毛泽东一肩挑；要么把军权也给他，让他成为名正言顺一把手。如果选择折中，只能这样了。应该说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刘少奇寄予厚望。除了依靠他领先的文官系统压制军人，还希望他能够在建设方面帮助自己一把，正如战争年代依赖彭德怀林彪等人一样。然而很快他就对刘少奇有些许不满。当毛泽东雄心勃勃的审视国家建设时，发现所谓新中国并无太多特色，国家体制还是行政方式，一部分来自传统，一部分来自苏联模板。刘少奇时不时发表些讲话，讲咱们现阶段要过度、要允许剥削存在。怎么听都有点回到国民政府的时代的感觉。所以毛泽东才对高岗委以重任，就是要表达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满，给他们点刺激。当高岗越过了那条底线，毛泽东毫不犹豫的将他抛弃。彭德怀庐山写信，毛泽东依然挥刀断臂。可以说毛泽东还是比较珍惜二人这部政治二人转的。接下来毛泽东亲自指导建设。第一次人大召开，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标志性事件。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整个中国开始逐渐狂热起来。此时的刘少奇选择紧紧跟随，一步也不落下。可以说刘少奇也是比较珍惜这部政治二人转的。即便如此，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个政治联盟在建国十年之后不可避免解体。因为大饥荒来了。
      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豪无悬念当选。同时朱德当选为副主席，刘少奇人大委员长。在国家主席职务定位上，毛泽东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一是和国际接轨，二是拥有自己特色。也就是说中国国家元首并不是国家最高领导。最高领导是毛泽东。党指挥枪，党领导政。两年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一次党内会议上先吹风，表示不想当国家主席了。又过两年，第二次人大之前，中共通知大家，说毛泽东同志不当下一任国家主席了。这个消息还引起了一阵风波，党外人士还以为共产党内出现地震什么的呢。说实在的，毛泽东不适合当国家主席，因为他的个性太随性了。延安时代他可以当着记者的面捉虱子、在游泳池和赫鲁晓夫同志约会、参加陈毅追悼会是穿睡衣去的。毛泽东之后，还有好几个人可供选择，比如说朱德、比如说刘少奇、比如说周恩来邓小平。可能性最大的是朱德刘少奇。大家以为朱德会转正，因为朱德是国家副主席，转正水到渠成嘛。以朱老总的威望，当国家主席绰绰有余。然而接下来朱德亲自表态，推荐刘少奇继任。于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国家主席。朱德干起了之前刘少奇的工作，成了人大委员长。这一年毛泽东六十六岁，刘少奇六十一岁，两个人都已过花甲之年，早已从当年激情澎湃的革命者转变成心机深沉的政治家。提到一九五九年，总是想到庐山事件。这一年意味着很多，刘少奇走向前台，对中国政坛影响不下于庐山事件。从此之后，两位奔向古稀之年的大人物从一元化走向两元化，开始了合作到对立的过程。以此为基点，往前看，他们已经相识了三十八年，合作了二十五年；往后看，三年之后，他们政见分歧就浮出水面，又过三年两人摊牌。从此一直纠缠，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一天。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时，全国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大跃进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人民公社也已经在不可挽回的快车道上狂奔。半年之后就出了非常恶劣的庐山事件。随后的三年里，就是现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千千万万中国人进入了死亡方程：没有食物导致饥饿，因为饥饿导致浮肿，因为浮肿导致代谢系统紊乱，浮肿消失还是没粮食，再浮肿，如此循环，直到最后非正常死掉。大饥荒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流血事件。大饥荒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走向对立。当毛泽东让出国家主席时，他预料到刘少奇当选么？史料中没有直接答案，但答案趋向于肯定。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暗示什么，但是他应该知道是刘少奇上台。一个是历史传统，毛泽东不在，刘少奇代理。朱德虽然德高望重，毕竟年龄大了，已过古稀之年。而且朱德淡泊名利，正渐渐淡出权力核心。另外就是周恩来了。周恩来在国务院总理位置上抽不开身，他也不太愿意出这个头。纵观周恩来的一生，他既不愿意成为领袖，也不愿意成为领袖旁边的那个人。他和领袖中间总是隔着一个人——时势使然还是人为选择？其他如邓小平等人当时资历还不太够。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一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出国，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莫斯科。当时中苏两党关系还没有真正恶化。毛泽东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毛泽东：“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那里学习，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可见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还是心里有数的。 应该说刘少奇上位，也是毛泽东的心愿和布局。而且刘少奇态度做派上比较严谨、凡事一丝不苟、原则性很强，适合主持国家礼仪。更重要的是，刘少奇这样一个纯粹的党内干部出任国家主席，不会从跟本上（军方）威胁到毛泽东。毛泽东以为让刘少奇处理好政务就行了，不要涉足军内。然而那个时候想把军政分开很难的。因为很多人从军队出来直接参加政府工作了。大饥荒时代的五虎上将，都是军内转过来的。庐山之上，彭德怀写信固然忧国忧民，矛头也是冲刘少奇去的。而彭德怀当时的威望在军内正处在顶峰，身份是国防部长。毛泽东让刘少奇走向前台，就是希望刘少奇能够出头解决严峻的局势，拿下彭德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对刘少奇表示支持。两年之后之后，也就是六一年，也就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毛泽东进一步表达了接班人的看法。这一年，蒙哥马利访华。九月二十四号，是咱们的中秋节。这一天，毛泽东准备再次会见英国陆军元帅，顺便在一起吃个饭。蒙哥马利也很高兴。两个老人彼此说了一番客气的话，然后谈了一些问题，很开心。在开心的氛围之下，蒙哥马利趁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蒙哥马利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我们说过，刘少奇在庐山事件上充当了政客。所以说他当了政客，是因为他说了违心的话。庐山之上的刘少奇和彭德怀一样了解实际情况。早在他成为国家主席之前，整个一九五八年，刘少奇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五八年底，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点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清楚。正是此刻，刘少奇走向前台。但我们不能说刘少奇就是政客，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因为接下来他干了只有真正第一流政治家才能干出的事。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留下名言，说他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如果刘少奇也写一篇类似的文章，也可以写下类似的句子。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也是受任于危难之际。当时的国家局势非常非常严重，严重的何种程度，参照《大饥荒篇》。诸葛亮奉命去江东，仅仅要说服对一个想抗战却对抗战尚有疑虑的孙权，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却要解决几亿人饿肚子问题。要说刘少奇上台之后就找到灵丹妙药，那也非常不现实。政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刘少奇是五九年初上台的，大饥荒从五九年持续到六一年。刘少奇真正调整政策是从六零年底开始的。中间五九年六零年这两年在干吗，在继续大跃进。也就是说这两年里，按照惯性，刘少奇的身份还是毛泽东的学生，按照三面红旗的路子走的，即使有想法也没有付诸实践。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比方说五九年弄出了庐山会议，等到把彭德怀批判完毕，已经是六零年了。批彭，意味着反右。反右，意味着继续左倾，意味着继续跃进。代表性例子是此时的张仲良正在甘肃山寨秦始皇，鼓足干劲，正大搞特高引洮工程。等到实在跃进不动了，又过半年，已经是六零年下半年了。后来有一批人坚持认为，庐山会议原本是纠左的，因为彭德怀的信变成反右。这话前面已经驳斥了。没有彭德怀的信，庐山会议也不可能纠左。说神仙会上讲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鬼都不信在纠左。然而庐山会议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给大跃进扇了一扇子。如果没有庐山会议，经济调整或许会早一点。早半年也好啊。当然这是假设。正是这两年的时间，使得前台掌舵的刘少奇意识到：之前的政策不行了，在不改变，将要跌入历史黑暗之谷中。转变来自六一年，具体来说是那四十四天。正是那四十四天，使得刘少奇把思想变成行动，决定冲破一切。那四十四天，刘少奇干了啥？呵呵，说起来并没啥了不起。既没有发明伟大的思想、也没有总结出什么理论，更没干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到乡下去转了转，和社会最底层的人打了一阵子交到，切身感受一下最下层的生活，仔细听一听最底层的声音而已。如果非得总结一些意义出来：那就是运用自身的权力把所见所闻所想通过政策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还要把这些意义渲染一番，那就一个词——与民谋利。好吧，咱们就探寻一下刘主席的脚印。
     非凡的四十四天
     公元一九六一年，国家出现刘少奇外出视察。这一年他六十三岁了，按照传统观念，这个年龄的老人应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对刘少奇而已，刚刚开始人生中最辉煌的旅程。旅程是这么开始的：坐着小汽车到处颠簸。在全国各地兜圈圈，六一年四月份从广东颠簸到湖南老家。一路山还是青山、水还是绿水，还是祖祖辈辈见识过的山水。然而，此时已经是国家元首的刘少奇没心思看这些。他看到田园荒芜，想到食物匮乏。四十年前，刘少奇离开老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那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梦。为了那个梦想，曾经行走天涯、无数次出生入死。在很多志同道合之士丢掉性命之后，他有幸活下来，并且有幸成为这个国家的当家人。四十多年了，当年那个热血澎湃的年轻人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一千多年之前，有一个叫贺知章的人经历了类似的情况，感叹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然而同样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刘少奇可没这份心情。因为他不是生活在盛唐时代的诗人，他是危难之际的国家元首，身上有很重的担子。四十多年时间里，刘少奇回过两次老家。二二年去安源罢工之前和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回老家住过几天。前一次他在家乡遇见了老乡毛泽东。后一次遇到另一个老乡赵恒锡。赵恒锡还特意把刘少奇给招待一番——在监狱里。老母亲惊得不轻。刘少奇出狱之后，老太太专门从乡下赶到长沙跪在儿子面前，要刘少奇不要干这么危险的事了。刘少奇则说：别的都可以听您的，唯独这事不能依您。比剧本还要感人，不是么。只有在民族危及关头才会出现如此画面。此后直到六一年四月份，刘少奇第三次回家。此时的刘主席可不是回家探亲，更谈不上荣归故里或衣锦还乡。他甚至没有回老家看看，直接去了一个叫王家湾的地方。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比老家还重要的地方。为啥呢，因为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养猪场，号称“万头猪场”，在大跃进中比较有名，属于先进单位。他要去看一看，为啥一个拥有万头猪的地方、老百姓却营养不良？至此不禁想到晋武帝，听到老百姓挨饿，惊呼，为啥不吃肉呢。后世人以此认定晋武帝白痴弱智。然而公正一点说，一群人天天围着晋武帝说天下太平、形势一片大好，想喝酒有酒、想吃肉有肉吃，然后听说没粮食了，自然联想到用肉来顶一顶。刘少奇第一站选择这个万头猪场，是不是也想到晋武帝的典故？他肯定也很疑惑。四月二号这天，刘少奇来到万头猪场。从吉普车下来，他首先他看到一个破木牌，上面写着这里有一万头猪。当他走近，闻到臭烘烘的猪粪味，心理还有那么一点踏实。毕竟臭味和猪是联系在一起的。走进去之后，就傻眼了，偌大一个地方，几头搜猪而已，在早春的凉风中瑟瑟发抖。猪粪没人清理，所以臭烘烘的。既然先进单位如此不堪，一般地方还用说么！刘少奇何等聪明，一样就看出问题所在。他也不含糊，立刻拿出老革命家精神：在猪圈旁边的一个空房子里支起一个帐篷，搭起一个小床，想找点稻草铺床没找到。这样临时办公室就弄好了。这可不是在作秀，因为周围既没有摄像头也没有新闻记者，仅仅一些随从而已，相当于古时候微服私访。和小说戏剧中那种绚丽多彩的微服私访不同，即没有奇遇、也没有任何曲折的情节，甚至相当枯燥乏味，乏味到咱们一般人未必能忍受。他在干啥呢，就是走走看看，如同乡下老头子一样，走走看看。他看到清瘦的百姓，他看见浮肿的百姓，他看见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田里挖野菜而他们本该在学习或者玩乐的……他走在小路上看见了风干的人粪，用脚搓一搓，仔细看一看，发现里面尽是粗纤维，那是野菜吃的太多之缘故。唉？唉！唉……刘少奇在那个简陋的办公室里住了六天，干的就是这些事。当然，他可能也在看书、看文件、写文件、乃至发布命令。这几天里，走一走看一看这些才是主要的。他躺在那个简陋的床上，应该想到很多很多吧。这儿是家乡，刘少奇对这个地方是熟悉的。因为他就生长在这里。在他童年时代，正是清末民初，军阀割据，号称民不聊生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农民也不过如此吧。他的心很痛。当初那个叛逆的少年已经成长为国家元首。如果时光可以折叠，年少时代那个热血澎湃的刘少奇应该对此时这个身为国家元首的自己应该感到不满吧。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数口之家尚且如此，国家领导人就更不好干了。怎么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要改变，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此时很少有人知道国家主席住在破败的养猪场旁边，住在破败养猪场旁边的国家主席却实地了解了一切。可见当时官僚化严重到何种程度。如果不是官僚化严重，何需国家主席亲自下来实地考察！刘少奇在猪圈旁边徘徊将近一周之后，觉得差不多了，应该和同志们打交道了，那就干活吧，那就改变这一切吧。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号，国家元首刘少奇去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住在一间简单的砖房中。他将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度过十八天。这十八天里，他的行为将对此后的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很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为啥选择天华大队呢，和万头猪场一样，这个大队是一个模板，别处学习之典范。要找问题，自然要从模范入手。农业自合作化之后，天华大队就成了一面旗帜，三面红旗下的典范。此前中央曾有过一个调查小组过来调查研究过一两个月，结论是，这里的人民很幸福，正在通向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正在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就在刘少奇入住天华大队前几天，《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文章，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大队书记彭梅秀事迹的事迹，文章曰：“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１３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根据这些记载，天华大队的农民们好像正在扛着三面红旗进入共产主义。文章是官样文章，那年头特有的，并无多少参考价值。因此刘少奇也不信，还要实地调查一番。其实要调查相当简单，只要去公共食堂、解开锅盖看看，看看大家吃啥菜、菜里有多少油。如果说那年代物质比较匮乏，好吧，菜和油不说，看看能不能填饱肚子。如果说大米和白面依然奢侈，那就看看有没有红薯或者土豆。老百姓，特别是之前乡下老农民，靠红薯和土豆再加点盐或咸菜就可以生活了，最多也就是瘦一点，也不至于浮肿病，也不至于进入死亡方程。对于一个小小的农村大队而言，要调查生活，真的不需要中央来一个工作小组，调查研究两个月那么长时间，真的不需要。刘少奇就是这么干的，很快就了解了真相。因为根本就不需要了解，看看眼前那些淳朴清瘦的面孔、那些浮肿的人就明白了嘛。——但是要解决问题并不容易。按惯例程序，首长解决问题之前首先找干部做工作。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三号，国家元首亲自出马召集大队干部来开会。这样的场景绝对不常见。一个大队也就几个村子，土地加在一起不过一两千亩，在算上几个小山头，能有多大？中国的领土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在这个会议上，行政级别一级的刘少奇告诉行政级别最后一级的大队干部们：咱们就是摆一摆观点，不搞辩论、也戴大帽子、不批斗，就讲一讲问题出在那里，咱改。接下来轮到大队党书记彭梅秀发言了。虽然她只是一个大队书记，和国家主席之间差十万八千里，然而此次会议是要解决大队问题，国家主席之后就她最重要了。她说：“主席讲得很清楚，我还是赞成办食堂，食堂的好处很多，从前妇女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是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以后，大家都出农业工，部分人进了工厂，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意思是咱们还是继续办吧，办食堂好处多多。当然咯，她也有难处，国家政策么，不是一个小小的大队书记能左右得了的。她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惯性使然。刘少奇：“到底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彭梅秀就说：“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我们食堂８户人家都愿意办。这两天开会讨论‘六十条’，没有找妇女队长参加，她们很有意见。”彭梅秀只是一个大队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差了很多等级。这也许是彭梅秀一辈子唯一一次见到国家主席。但是她毫不含糊，说了不少话。根据王光美回忆：“在天华大队住下后，少奇同志先听彭梅秀同志的汇报。她讲得头头是道：田地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社员生活怎么怎么好，总之样样都说到了。但对于民情、灾情、退赔等等，她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子不多，已经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她还坚决主张继续办社员公共食堂。中间少奇问她一句：‘队里有没有得浮肿病的？’彭梅秀回答说：‘没有。天华没有人得这个病。’少奇本来是随便问问。我们在宁乡、韶山一带看到不少因为吃不饱、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就在天华大队我们住的王家塘，也有一户得了这个病，我们一起来的同志已经到他家看过了。现在彭梅秀竟然否认这一点，这引起了少奇同志的疑心。”要不是刘少奇现在养猪场住过几天，已经了解大致情况，这样基本上就能得出结论：情况还是不错的。估计之前中央那个考察下组就是这么得出结论的。前文提到刘少奇对大饥荒负有领导责任。他曾经积极拥护三面红旗，积极推动大跃进，积极推动办食堂。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问题到来，需要解决问题时，刘少奇同样极有成效。下来之后直奔现场，先去猪圈，再去食堂，衣食住行一律从简，三下五除二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对比起后来者们，这样的极为简洁有效的办事方式已经看不到了。现在领导下基层，不要说实地考察，能在前呼后拥、休闲娱乐之余看看报告就不错了。如果刘少奇也是这种工作方式，那么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就不可能展开，他的伟大的政治家素质也不可能展现。这是第一个回合，刘少奇和大队干部过招。接下来是第二个回合，双方阵容是国家主席和小队长。如果说大队书记在国家主席面前只是芝麻官，那小队长就是比芝麻还小的官，大队书记的下属。至于有多小，发挥想象吧。还是老一套，国家主席先得给人家保证，不管说啥都不会成为右派。接下来就是：食堂到底要办还是不要办？是办大的还是办小的？怎么个办法？食堂办起来，也有些事情方便一些，恐怕缺点就不少，而且缺点相当多，不方便的地方恐怕更多些。现在就是办不办，办起来如何办，怎么更方便，各种意见都可以讲。就是这一堆问题。接下来就轮到这个国家级别最低的官吏们发言了。狮子湾生产队队长杨玉成说：我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办小，一个是不办。办小是为了便利生产，不办也是为了便利生产。烟竹塘生产队队长常菊寿说：我的意见是办小食堂，一队数堂，这样便利生产。不办食堂，老弱残有困难。大屋场生产队队长常寿先说：我个人意见要办，但要办小点。不办食堂，出工难得齐，开会安排农活不方便。总结一下发言：这些是小队干部的意见，认为食堂应该办，但应该小办。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毕竟嘛，对面坐着的可是国家主席。不久之前，国家主席还积极倡导办公共食堂的。在古时候相当于皇帝的，弄不好就弄个啥罪名来了，还是小心翼翼一点好。看到了吧，大队干部认为应该继续大队在一起办大食堂，即若干村子在一起吃大锅饭；小队干部则说要办小食堂，即一个村子办一个小食堂，吃不是那么大的大锅饭。堂堂一个国家元首，听点真实的声音竟然如此困难！刘少奇何等精明之人，一眼就看出其中门道。因此他立刻开展第三个回合的较量。既然小队长认为应该小办。那么比小队长更小的是啥看法呢。在级别上比小队长更小的官已经没有了，只有老百姓了。第三个回合双方是国家主席和老百姓。国家主席把老百姓请到以野菜为主食（不要误解为绿色食品哦）的食堂里，让大家摆一摆各自意见。社员说：“拿我个人讲，食堂还是有好处。在食堂喂猪，可以保我自己的口粮。但住在食堂，我原来的屋空在那里，那里的自留地不能种。从前种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芋头、豆子都很多，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社员说：“我们当社员的，总望过好日子，这个月望下个月好，今年望明年好，多生产一点多吃一点，也多支援一下国家。从前我们屋场四户人家，沟粪子不打多，至少有三千担，现在讲卫生，沟粪子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副业发展不了。现在我们十一户的生猪，还顶不上原来一户人家的生猪多。猪不能发展，就没有肥料。现在油吃得少，人粪也不肥，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像猪粪一样。我搬了三次家，因此很多家具搬得没有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说不尽，真伤心。”如此这般，基本上都是这些。老百姓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也无需操闲心，他们只管自己，管自己不死掉、奢侈一点——不挨饿。因此他们只说自己，说以前生活怎样，有多少红薯、芋头、豆子，养了多少猪、鸡、鸭，有多少猪肉，有多少鸡、鸭蛋，逢年过节都吃啥等等；至于现在，大家都懂的，无须多言。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咱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力量。在咱们中国，有史书出现的那一刻，所谓精英，所谓权贵，所谓王侯将相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如何驯服农民，如何让农民归顺。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大概是人类

文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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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132[/em][em]e115[/em][em]e191[/em]您是否时常觉得自己的 知&识 勇&气 与 人际&关系 都还不能撑起自己的 梦o想呢？[em]e171[/em][em]e143[/em]如果这有最^棒的 资^讯 却被您当成 广^告 错过了[em]e115[/em] 那您的明天是否还愿意像您的昨天一样呢？[em]e199[/em]如果您愿意 改~变 也敢.拼#搏 陈洝之老师[em]e198[/em][em]e198[/em] Ι＜Ι＜8＜Ι＜ο＜9＜Ι＜Ι＜Ι＜Ι 陈洝之老师 微信cαz⒈⒏⒐⒐【追求“两个一致”：一个是兴趣与事业一致，一个是爱情与婚姻一致。兴趣与事业一致，就能使你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得以发挥。恩格斯说，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也不会是牢固的婚姻。 2014年11月7日14时20分5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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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若有贫富之位，难以造化人场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