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果

             知识分子中的铁骨誓死不屈的马寅初

                          错批一人中国误增三亿人

马寅初是位奇人，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世，还姓马。从事的还是当时在世界上都是新兴学科的经济学。他资格够老，他也极为热血，他的特殊地位连蒋介石也不敢轻动，只把他软禁，六十大寿时周恩来还送来了“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的贺联。也只有他，七十过后还对国计民生提出了极为重大的问题。

老年马寅初绝不向压力屈服不向“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57年7月5日，正当全国反右派运动迅猛开展的时候，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这无疑给当时的批判又树立了一个目标，马上有人指责是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1958年4月，北京大学党委决定对马寅初进行批判。5月，陈伯达在北大点名批判马寅初，要他做检讨。以后，全国逐步形成了一个批判马寅初的浪潮。

作为经济学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的是控制人口的建议。虽然人口问题的产生部分是新中国公共医疗取得极大成就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这个建议在当时是应该得到更严肃对待的。责难马寅初的人没有料到，《新人口论》遭批判的深远影响，直到二十多年后“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时才显现出来。

马寅初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新人口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

一个人口基数极大的古老农业国出现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影响是难以评估的。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25%的人口，已经是很严重的挑战了，更不用说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后来人已经认识到，再不控制人口，国家、社会乃至自然界是撑不住的。

马尔萨斯《人口论》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马寅初因为重复了一遍这个观点在特殊年代被打成了右派，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错误”的代名词。后来马寅初老师平反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

1957年春夏毛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几十万顶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成为共和国沉甸甸的记忆。

马寅初在反右大潮中触了礁，遭到批判。

现在知道，毛泽东当年“人多力量大”的想法有问题，批马寅初批错了。可当时面对多达数百篇的批评文章，马寅初怎么就毫不动摇？老人拿爱因斯坦勉励自己——“干嘛要100人批评我？只要一个人能够证明我真的错了,就够了！”

面对批判和讨伐，马寅初公开表态：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这真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黄钟大吕马寅初。

面对“批判”，马寅初毫无畏惧，辞职北大校长职务，后继续潜心研究人口论；

面对来自全国上下的文攻谩骂和政治高压，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他幽默地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马寅初的幽默毕竟还带着一些苦涩，为什么一个学术问题带来的不是友好的讨论，而是敌意的谩骂。

后马寅初时代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

在纪念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50周年暨诞辰125周年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这样说：

“那场大批判，摧毁了人口学界对中国实际人口问题的探索，误导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阻碍了计划生育的推广。大批判的恶果，也许当时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而几十年后，当中国人口规模演变成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包袱时，它才被中国人民深深地、甚至是痛苦地体会到。”

马寅初活了整整100岁，饱满的人生经历，对国计民生作出重大贡献，非常了不得。但更值得纪念的，是马寅初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不管是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权，还是坚持控制人口的想法，马寅初身上体现了传统中国士人高洁无畏的一面。前不久故去的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就是马寅初。他们，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这，也许才是最值得后人怀念的。

马寅初学生回忆1957年在北大某夜晚批斗马老的情景：

我所知道的马校长的二三事

当马老到场时却带来了铺盖行李，同学们都感到惊讶，在操场的中央，大火熊熊燃起，照亮了整个大操场，四周同学密密麻麻站立，水泄不通。马老劈头就说，“今晚兄弟来此给同学们讲演，如有特务在场，请注意，你们如要抓我，应先让我把演讲讲完，我是带铺盖行李来的，我马寅初死都不怕，还怕进监狱吗?!”

铁骨铮铮的梁漱溟

梁漱溟，桂林人，年少敏于学，24岁应蔡元培之聘，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成了名满天下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之一，新儒学的开创者，也是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独特思想和学识，特立独行的坎坷人生经历，一生坚持讲真话、表里如一的品格，是同时代许多知名人士所不能企及的。梁漱溟在反右运动中沉默不语。

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展现高风傲骨。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寓所，常常给来访的梁漱溟开门的，是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

毛泽东与梁漱溟二人同庚，他们初识于1918年，在杨开慧的父亲、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家里，那时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小职员。

延安畅谈

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8次，每次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

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梁漱溟长谈

当时毛泽东记忆犹新地说：“梁先生，您还记得不？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职员，读到您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您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

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第一次进中南海

新中国建立后，梁漱溟就被选为新政协委员。梁漱溟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是在1950年3月12日晚，他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特意从外地赶往北京，共商国事。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地接见了他。留梁漱溟在家里吃了饭。

反对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前夕，毛泽东约见了梁漱溟，征询他对此事的意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从他的内心来说，是希望得到梁漱溟的支持的。但毛泽东失望了。梁漱溟对毛泽东的决定不敢苟同。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与美国人直接打仗，后果会怎么样呢？”他认为出兵援朝绝非上策，希望毛泽东再做考虑。

毛泽东没想到梁漱溟对这场伟大战争会抱如此不积极的态度，他没有批评梁漱溟，但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反对“总路线”

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请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大意是说：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跑到城里当小工。有的露宿街头，设锅造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明天他们又来了，“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云云。

毛泽东讲了分量很重的话：“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全场，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毛泽东还说：“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漱溟对这一批评不服，便写信给毛泽东申辩道：“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泽东未予理睬。梁漱溟犯上了桀骜不驯的牛脾气，死活不肯认错，在9月18日的大会上，再一次朗声质问毛泽东：“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结果梁漱溟被会场上一阵阵狂暴的呐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淹没了。

从此，梁漱溟就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的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由于闭门思过，一言不发，他还幸运地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

自这场争论后，毛泽东与梁漱溟不再交往。

与“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1974年2月24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楚楚，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走进政协会议室。他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整齐地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个躬，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针对当时所发的中央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给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的态度是：“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所以他每会必到，到则沉默。

文革时期教师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被冠以“臭老九”的帽子，书本也随之被学生们抛弃：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时期发生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他们所最鄙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

最倒霉的叫做“黑九类”，前面8类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最黑的这五类又独立叫黑五类，简称“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排“黑九类”的第九类，所以叫“臭老九”。

尽管已经排到末位，有人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

梁漱溟先生在“文革”时期曾写过《咏“臭老九”》一诗：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