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印海

   离开故乡近三十年了，每次回到故乡都不由得想起村前村后的场院，它承载着父辈们辛勤劳作的希望和苦与乐。他们常年累月的耕耘在这块黑土地上，在平整的场院里留下了他们劳动的身影……

  记得每到夏末秋初时节，生产队里上了年岁的李伯伯赶着一匹白色的蒙古马，拉着用花岗岩凿成的石磙，后面还缀着一绺榆树枝，围着场院转圈的碾压，几天后如同柏油路似的场院形成了。社员们用胶轮大马车将麦田里的小麦垛运到场院，堆起两层楼高的大麦垛有八九个，这成了村里孩子们的游乐场所，最有意思的是捉迷藏了，我们在麦垛与麦垛之间的空隙钻来钻去，夕阳西下还不愿回家……

  初秋的九月天气非常的好，湛蓝湛蓝的天空时而飘过几朵白云，正是给小麦脱粒的好时机，那时的脱离机大得惊人，有四间农家房舍那样长，高有一层半楼高，这种脱离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还在使用。(人民公社与国营农场无法相比，那时国营农场早已用上了我们国产的“联合收割机”)脱粒时，它的动力是以一台“东方红”牌54马力的链轨式拖拉机为动力，一条二十几米长的大皮带拉动着这庞然大物，翁翁的响声仿佛虎啸，入口处是在脱粒机的尾部上端，上面有两个小平台，两边各有两名女社员拿着短把的镰刀砍麦捆。两边大麦垛上的几名男社员很辛苦，因为麦垛太大了，从顶端刚拆下的麦垛还好，往下扔就是了，随着脱粒的进展，麦垛在不断下降，直径也越来越大，最后到地面，就要用叉子往上扔麦捆，由于天气的炎热与劳累，汗水不断的从社员们的脸上往下流淌……麦粒是从脱离机的腹部排出的，大约十分钟能接一麻袋麦粒，深褐色的麦粒堆成了一座小山。而此时机械的马达声、村里孩子们的欢笑声、嬉戏声、加之升腾起来的麦秸尘埃汇成了一曲丰收的交响乐。

  中秋节过后，场院又以她那博大的胸怀拥抱着丰收的五谷，只有中间一块空地，但这时还不能脱粒，到最冷的十二月才能打场。这时生产队里的十几匹马依次排开，每匹马拉着一只石磙围着场院不断的碾压，社员们拿着叉子和木锨(用胶合板制成的锹，借助于风用于扬粮食)翻场、扬场，一阵阵凛冽的西北风吹拂着高高扬起的粮食，也吹拂着社员们的脸庞，一张张粗糙的脸犹如金秋十月火红的高粱……那年月天气异常的寒冷，他们都戴着狗皮帽子，身穿羊皮大衣。中午饭和晚饭是生产队起火做的，有时还买上几只羊犒劳这些辛苦的社员，像这样的活计一直干到元月份才能结束。

  那时父亲是生产队长。他经历了新旧不同的两个社会，在村里是一位很好的庄稼“把式”，多年来时常兼任生产队的正、副队长。记得有一年冬天场院里的粮食还未入库，夜间必须加人看管，社员们不愿干这又冷又危险、责任重大的工作，父亲只好挺身而出了。经常看见他天大亮了才回到家中，有时还给我和我侄女小叶带回刚炒熟的香香的苞米豆……

  有一天凌晨两点，父亲发现有个人影在粮食堆旁边晃动，他知道有人在偷集体的粮食，便向那人大喊以警示他放弃偷粮行为，那人虽然住手了，但那人却手拎一根木棒向我父亲示威，那时父亲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当然拼不过身强力壮的盗贼了，后来那人向北走去，渐渐的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

  打完场后，向国家交公粮开始了，那些日子是赶大车的“老板子”以及生产队的会计、出纳员最忙的时候，他们早出晚归，天气又寒冷，到国营粮库接受工作人员过秤、检验、把卖粮款取回，最难耐的是排队等候了。

  七十年代后期，全国各行业“走后门”成风，送公粮也不例外，这时，生产队召开队委会研究粮食质量。质量合格价格自然就上来了，其实，那时再好的粮食价格也不会超过0.30元。记得当时流行一首非常著名的二胡独奏曲《扬鞭催马送粮忙》，这首乐曲就是描述农业战线生产队里赶大车的“老板子”，迎着凛冽的寒风，带着丰收后的喜悦心情，奔驰在乡村公路上向国家交公粮的情景。场院凝结着农民的欢笑与悲苦以及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场院终于以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