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印海

作者：李印海

 

作者简介：
    李印海，笔名：尹亥，佳木斯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佳木斯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乌苏里江文学艺术联合会常务理事。60年代生于黑龙江省，富锦县五顶山下的小山村。1978参军，1988年转业，文学作品近70余篇散见于国内报刊。

   一些文学作品、绘画作品、摄影作品获省、市级一、二、三等奖励。合集出版散文集8部。一些散文作品在《新华网》、《中国作家网》、《黑龙江新闻网》、《北大荒网》、《北大荒信息港》、《东北网》、《佳木斯新闻网》等转载或在《佳木斯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每次走近故乡小山村时，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连伴我出生的老房子也变得异常苍老，并且看起来摇摇欲坠，也是因为多年来没有居住的缘故。故乡山村在不停地变换着她原有的风貌，昔日的美丽模样早已随着时代的变化让人不敢相认，于是我不得不凭借儿时的记忆反复揣摩原来的摸样，或许是因为我家西邻的老房子早在数年前搬离他乡后就坍塌了的原因，让我一时间无法正确判断这就是我家的老房子，那坍塌的痕迹就是候叔一家曾经居住的地方。

  记忆中的候叔一家也是一大家子人，居住在一戳很老的茅草房里，但外形却是怪怪的，从正面看茅草房顶是梯形的，从两个侧面上看是两个三角形组成了一个房顶。像这样一个外形奇特的茅草房在故乡小村仅有两撮。再往西边相邻的就是贾婶一家居住的茅草房。

  那时，候叔一家只是住在茅草房的东屋。候叔一家育有六个儿女，候叔的三儿子小忠是我同年生的发小，年幼时就在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直到我离开故乡小山村。小忠既顽皮又可爱，候叔、候审格外喜欢小忠，为了小忠不会染上要命的白喉病，在给小忠理发时故意在他的后脖颈处留下一绺半尺长的头发，一直留到入小学才把它剪掉。不管是真是假，那可怕的病症真的没有找上门来。我和小忠整天腻在一起，我俩从来没有因一点小事闹过不愉快，小村东的五顶山的几座山峰、小村周围广袤的田野，村北的小河边留下了我们或挖野菜、捞鱼、或劳动的快乐足迹。

  候叔会两样绝活，一是会推拿、复位婴幼儿因不慎造成的肘关节脱臼。村里的孩童有时也会因为在玩耍时造成肘关节脱臼的时候，只要找到候叔他一定前来帮助复位。二是候叔会宰杀生猪。那年月，最累的是宰杀年猪，一般都是在隆冬季节进行，那时的候叔真的很忙碌，有时一天要为两三家义务杀猪。西屋住着王叔叔一家人。王叔叔是土改时期的老党员，当年他和我母亲、王金叔叔、林青山叔叔、曹三姨、曹四姨一起参加小村的土改工作。我从记事时起，西林王叔叔身体一直不佳，他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病，这是一种东北人常患的疾病，一年四季很难见到王叔的身影，只有在夏季时才偶然在院子里看到他晒晒太阳。王叔在我九岁那年因病去世，葬礼办的很隆重，公社的一些领导都来参加他的葬礼，并为他开了追悼会。

  王叔的两个儿子福哥是村里的赤脚兽医，才哥在生产队赶胶轮大马车。

  故乡小村家家都饲养两三头生猪，如果能侥幸存活的话，留下一头用作年猪，其他的猪卖给公社的收购站。农户饲养的生猪都是散养，村里有一个专门放猪的猪倌，每天早上八点钟左右，各家各户的猪被集中到生产队的马厩院内，然后赶到村东的小山坡上吃草。由于是这样的养猪模式，一旦有一头猪得了传染病，全村的猪都会遭殃，所以，我经常看到福哥拿着一支一半是金属，一半是玻璃制成的注射器，给猪注射防疫疫苗。这样预防并非都能凑效，猪瘟还是在春夏之交频频袭来，有的农户家的猪在两三天之内全部死光。有的猪已经长到近二百斤重了，得病后不出三天就死了，有时打针也无济于事，母亲对此很是心痛。那是一个全民缺肉的年代，一些农户舍不得扔掉这些病死的猪，就将猪处理干净，扔掉猪头和内脏，把猪肉切成碎片，统统倒进大铁锅用大火爆炒，然后放上辣椒等佐料，再进行炖煮。我就经常吃过这样的猪肉，口味虽然不能与健康的猪肉相比，但也十分的味美。

  我家饲养的几头生猪经常遭遇猪瘟或猪感冒，只要母亲向着西邻的福哥大喊一声：“福子呀，给三娘的猪打针呀！”这时，西邻的福哥听到母亲的呼喊声会回应道：“三娘，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到！”福哥为猪打针的技术很是熟练，还未等病猪挣扎就已经注射完毕了。那时的福哥十分的辛苦和忙碌，尽管是挣一些村里给他的为数不多的固定工分，从来都是随叫随到，没有任何怨言。

  福哥的弟弟才哥和我六哥的一些同龄发小，冬闲时经常来我家串门，每次来总是把我这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孩子当成他们的玩偶，一会儿将我抱起在地上转圈，一会儿用他们一双有力的大手握住我的头部用力向上提，说是拔罗卜，每次他们对我做这样的游戏时，我都十分的恐惧，因为我的脖子在他们的用力提拉下很疼痛，我又挣脱不了。他们玩累了就故意说一些让我生气的话，于是，年幼无知的我为了解气，就破口大骂他们，什么难听的话都骂，无论我怎样骂他们，可他们并不生气，他们觉得这样的恶作剧还不过瘾，就教唆我学磕巴，每学一句他们觉得很好玩就继续教，然后换来开心的笑声。

  不久，我就学会了磕巴，而且十分的严重，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表达不清楚。母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曾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纠正但收效甚微。为此，母亲很是着急上火。一天，与西邻只有一房之隔的贾婶来我家串门。贾婶是1958年从鲁西南分流过来的移民户，刚来时，由于没有住房，村里就安排贾婶一家住在我家西屋，，因此，与我母亲相处得如同亲姐妹。由于贾叔、贾婶不能生育，又偏偏稀罕只有九岁的七哥，并认七哥为干儿子。有了这层关系，母亲与贾婶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便把我磕巴的事情向贾婶叙说。贾婶沉思片刻道：“我有一个办法能治孩子的磕巴。”贾婶又神秘地在母亲耳边耳语了一会儿。

  一个阴沉沉的午后终临。六哥抱着我来到茅草屋后面菜园的茄子地边，问我道：“咱爹去哪了。”我答道：“咱爹去——去——去——。”就在我说第三个去字还未说完的一刹那，六哥随手择下一个微微泛黄的老茄子照准我的左脸恶狠狠地打了一下，顿时一阵疼痛，我立即大哭起来。六哥并没有手软，举起茄子大声吼道：“快说，爹到底去哪了。”我在六哥的恐吓下，不敢怠慢，说道：“爹去上街了。”六哥有继续追问道：“你还磕不磕巴了。”我急忙说道：“不磕巴了。”就这样，我的磕巴在母亲的关注下，在好心的贾婶提议下，在六哥的实施下，终于治好了我的磕巴。

  我面对老房子西侧的西邻荒芜的废墟，不愿意相信那些曾经的茅草房已经消失，我深深地对那些逝去的美好往事产生丝丝缕缕的怀恋之情，我不敢想象数年后的故乡小山村能否继续地存在下去，因为此时的故乡小村真正在这里生活的还不足三十几户人家。

  然而，我故乡的三邻居尽管变故多多，在我记忆的海洋里一如洁白的浪花，依然重复着异样而浪漫的美丽。

2015年7月31日星期五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