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情

近日,北京社科院与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北京蓝皮书系列《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3-2014》。其中《谣传活跃度与北京居民认知：潜在关联实证研究》的报告指出，调查的谣言样本中58.3%的内容涉及仇富；63.6%的内容涉及仇官。《环球时报》报道，大多数谣言在中国是仇官和仇富就成了一条新闻。

什么是谣言？百度网站提供的解释是指没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受众未被明确或暗示虚构的前提下，被捏造及传播的与事实不同甚至相反的言论。由此不难判断，谣言在任何社会都应该受到限制，受到批评。然而，大多数谣言在中国为什么偏偏与本该是“人民公仆”的政府官员和富人扯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对此，中国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吴非博士表示，在中国之所以所谓谣言有市场是因为谣言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贴近受众的心理，在很多情况下稍微改正一下基本上就不能算是谣言。“因为谣言内容是受众的心理反应，是受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受众认为现实就是那样，谣言由此产生。与此同时，传统的媒体无法为大众提供全方位和更加细致的新闻报道，受众群体由此选择接受谣言。受众接受信息的认识能力在信息数化时代已经大幅提高，但中国的媒体没有提高。”

吴教授表示，如果只是简单报道中国谣言的大多数都是涉及仇官和仇富，不进行深入分析和客观挖掘数字背后原因的跟踪报道，《环球时报》的报道无助于缓解中国已经十分尖锐的官民矛盾，无助于化解中国老百姓对富人那种“为富不仁”的认识。北京学者陈永苗表示，在中国的语境下，仇官和仇富的区别并不大。“因为中国的大多数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基本上享有权力。所以仇富也可以纳入仇官的范畴之中。除了一少部分老百姓是因为司法不公才仇官，绝大部分老百姓仇官还是因为官员的财富和腐败问题引起的。一言以蔽之，在中国，仇官等于仇富，仇富也等于仇官，两者区别不大；你的权力基本上已经资本化了，你的资本也基本上已经权力化了，权力和资本两者水乳交融。”

陈永苗进而表示，谣言在中国成为弱者的武器；“就是说，在中国信息不公开的环境下，公众用谣言反击权贵和官僚，比较容易引起同情和共鸣。再者，北京社科院报告中所说的大部分谣言其实往往不是谣言，最终都被证明是真实的。”

《环球时报》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宏伟的话说，“政府官员的负面形象和不当举止永远会更引起公众的关注，缺少有效的权威性的信息发布，公众当然就更倾向于相信坊间消息”。但吴非教授对“有效的权威性的信息”有着不同的解读：“问题不在于权威，而在于是否全面的报道。换句话说，报道不仅有新闻，而且还有新闻分析和事后跟踪报道，要满足受众的需求，服务于老百姓。服务于老百姓不是说中宣部说媒体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那么简单。媒体只有服务于受众，受众才能慢慢理解那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现在的问题是，只要你是官，大家就认为有猫腻，官民完全对立。由此，在中国，新闻报道的形态不改变，你说建立更权威的信息发布，受众根本不相信，根本不吃那一套。中国的新闻报道如果不从被管理向服务于受众方面的转化，中国政府就无法阻止公众相信谣言。”

这些年，一直有人指责中国人“仇官仇富”，把它说成是一种“国民性”或曰“文化劣根性”，以此贬低老百姓对官员和富人的批判态度。吴敬琏辩护说，中国人并不“仇官仇富”，他们只是仇贪官、仇非法致富，合情合理。

但仍然有人把“仇官仇富”当成一种道义武器，用来贬斥人们对官商勾结现实的不满与批判。现在人们挑官员的毛病有两个，一是房子多，一是存款多。房子动辄十套八套甚至一二十套，存款动辄几千万甚至过亿元，明显超过官员的正常收入水平与置业能力。一旦遭到举报，官员往往进行合理化解释，说是老婆做生意赚的，或者子女年轻有为等等。但老百姓并无义务帮你进行“合理化”想像，向有关部门举报，要求有权机关展开调查，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是一种公民义务。

官员中“房叔”、“房婶”多，如果放在全世界“官场”来看，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怪现象。中国人现在把房子当成了投资品，这可能是中国“房叔”“房婶”多的一个原因。但官员不应将自己混同普通群众。当局不是规定禁止领导干部经商、禁止其家属在辖区内经商吗？而屯房本身就是一种经营活动。一名官员有那么多房子，即便排除巨额财产不明来源的可能，也存在违纪违法，举报是顺理成章的事。如举报腐败嫌疑就是“仇官仇富”，那么这种“仇官仇富”好得很！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就从总体上分析了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其中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

一是“仇官”。《社会心态蓝皮书》说，总体上2012年的调查中，44.7%的调查对象对生活状况倾向于满意，满意均值为3.41分（总分5分），但低于2011年47%的满意率和3.46分的均值……而且其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而在社科院在2011年发布的蓝皮书中，他们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市民对于官方机构的信任更是低下。

二是“仇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富豪数量也在不断地扩张。然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许多中国人不仅未以此为荣，进一步增加对富人的好感和尊重，反而滋生了对富人的丝丝仇恨。尽管包括茅于轼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谆谆告诫大众“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可是，社会上的仇富之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刮愈烈。许多富豪就在这种仇恨之风被人为杀害：山西亿万富翁李海仓被杀；浙江温州富豪周祖豹被杀；甘肃地产大亨刘恩谦被杀；四川明达公司董事长葛君明被杀……这是一个长长的滴血的名单。

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仇官”和“仇富”，而在于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会发生“仇官”和“仇富”。

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当人们感觉自己受到公正对待时，他就会感觉到幸福、安全、对社会充满信心和希望，从而增加对制度的认同感和社会的信任度；而当人们觉得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就会感觉到委屈、失望和焦虑，怀疑制度的公正性甚至生出对社会和对他人的怨恨和仇视。然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却并未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裕相伴而行，而是在许多领域和许多方面背离了人类发展应有的良性轨迹和人民的期盼。尤其是，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和富人的许多行为不仅未给社会增加公平正义，反而却利用其所掌握的职权和资源，以不公平、不光明的竞争手段带给了许多弱势者以伤害和痛苦。某些官僚和富人将其财富和权威的获取建立在他人受损的基础上，在增加自己财富和权力的同时，不仅未能带领弱势者走向共同富裕和幸福，而且使之走向更弱势的地位和更无望的上升之路。

对政府而言，官员的行为背离了人民的期望，导致人们对其不信任。这些行为包括：（1）腐败。据透明国际组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腐败程度已高居世界前列，而且腐败还在不断蔓延和加剧。令民众不满的是，虽然我国每年都在反腐败，可是，腐败却似乎越反越多、腐败之风也越刮越猛。而且，民众热切期盼的一些反腐措施，如官员财产公开、约束政府权力、减少政府所控制的资源、推行实质民主等等却宛如神话故事一样美丽但迟迟不出现！（2）败德。某些官员在利用其职权进行权钱交易的同时，还从事着包养情妇、参与豪赌、纵容子女等让社会不耻的行为。据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统计，在2012年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此外，一些领导干部在参与赌博、纵容子女作威作恶等方面的行为也屡被媒体曝光……（3）卸责。一些“公仆”和组织的恶行在遭媒体曝光后，他们不但不出来主动承担责任和坦白交代，而是想方设法地进行掩盖、转移视线，企图推卸自己的责任。（4）噤声。为了维稳和掩盖事故，一些官员不是给媒体以自由，用真相和真理来治国，而是控制媒体发声，用高傲和冷漠来对待问题，想方设法掩盖事件，并禁止媒体报道，民众往往找不到可以表达他们诉求、维护他们利益的发声渠道和发声地方。（5）垄断。中国的垄断不仅仅指国有企业的垄断，而且也包括对上升机会的垄断、优质教育资源、高薪工作岗位、质优价廉住房等等的垄断。一些“公仆”就利用垄断在这些有利可图的领域中纵横捭阖。正因为此，神州大地处处都有“官二代”光鲜耀眼的身影，人人都信奉：“穷爸爸、富爸爸，不如有个官爸爸”。（6）背诺。一些政府和国企在与民众打交道的时候，依仗自己的权力和对暴力的垄断，常常背弃自己的承诺和违背契约，朝令夕改、“数字虚假”、“新官不认旧账”、“打白条”和拖欠、克扣工程款等。（7）结黑。为一己之私利，一些官员与商人甚至是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在大肆收受来自商人和黑社会组织的贿赂的同时，利用职权为地产商和黑社会鸣锣开道、暗地撑腰乃至摆平一切。

对中国富人群体而言，一些富人的所作所为也背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大众的期盼，让人不自觉地感到其“面目可憎”。其行为包括：（1）致富的道义缺失。是的，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许多人是致富了，但其致富的手段和途径却不是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而是通过坑蒙拐骗“抢财”、与政府官员勾结“讹财”、高额盘剥“榨财”来走向富裕的。也就是说，许多人的富裕是带有原罪的。（2）富后的为富不仁。一些人致富后，就开始走向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中国的许多富人不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致富后不是想怎么回馈社会，尽其所能做慈善、服务大众，而是想怎么炫耀、怎么找乐子、怎么潇洒走一回。在吃喝嫖赌方面，中国的一些富豪是很大方的。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富豪们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又是很小气的：社会责任感不强，缺乏同情心、不热衷慈善事业。尤其是，一些富人们有钱后还继续贪婪和继续为恶，还想方设法挤占公共资源。为了让富人们有玩的、有乐的，大片大片的农田被毁掉，建起了高档别墅和高尔夫球场；富人们占据着最好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地段，穷人却上不起学、就不起医、买不起房。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由于多种原因，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本身就会变得很严峻。但是，如果我们的官员是正直的、清廉的，我们的富人是勤劳的、合法致富的，富后是充满爱、道义和奉献的，那么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对于贫富差距和某些不公平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并不会“仇官”也不会“仇富”。可问题在于，在权力失衡下，某些“公仆”和国企干部与一些恶商沆瀣一气、相互勾结，想方设法利用转型期体制漏洞来攫取大众的财富，甚至通过人为的制造管制和不公正来寻找权力租金，从而使自己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而且，在致富后，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是变本加厉地继续为所欲为、继续作恶多端。尤其是，怎么从制度上抑制“坏官”和“奸商”队伍的蔓延和扩大，当前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大的突破，而且与人民群众的期盼似乎越来越远，收入差距和社会断裂的鸿沟也在越拉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怎么能不“仇官”和“仇富”呢？！

不是中国人天生就喜欢“仇官”“仇富”，就其根本，“仇官”“仇富”的本质是“仇腐”和一种对社会不公正的鞭挞。也因此，中国要真正走向和谐，一方面是通过权力制衡和制度改进，官员要自觉约束自己的那双“贪婪之眼”和“掠夺之手”；另一方面富人需要为自己营造一个享受自由的社会环境，通过持续不断的捐赠，兑现对穷人的人权承诺，获得穷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消除社会对富人嫉妒和仇恨的种子，他们才能真正享受财富带来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