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仪:剖析当代中国大学生贫穷化趋势

个人日记

剖析当代中国大学生贫穷化趋势(上)——从《落泪是金》与《蚁族》谈起


  前言


  “教育是脱离贫穷最快的快捷方式”,这在各个国家都不难听到。但是,在当代中国,我们却观察到,随着高等教育扩张、教育费用攀高, “受教育”竟然未必能帮助人民脱贫,甚至可能是导向家庭贫穷的新原因之一。各种被称为“蚁族”的低薪大学毕业生,不但不容易找到符合专长的稳定工作,也难以偿还他们过去积欠的大笔教育费用,只能低就聚居、残喘维生。一个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的趋势,正在成形。它的现象、原因为何,对中国社会有何影响,中国政府于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不论站在客观分析或社会运动的角度,都值得我们关注。


  不久以前,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两三年之前富士康在深圳、广东的工厂,多数被雇用的可都是大学毕业生。因这几年流动率太大、又缺工,才改雇了不少高中、职专毕业生。”我相当吃惊,原来当前中国生产在线的作业员,不少是大学生。这隐显的是,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日益难找到合乎专长的技术性工作,其就业已有了“基层化”、“普罗化”的趋势。


  在进一步查阅相关数据后,通过1995年何建明撰写的《落泪是金:中国贫困大学生生活状况报告》(本文中以下简称《落》)和2009年廉思编辑出版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本文中以下简称《蚁》),诸多资料不但再次证明了中国从1992年实施大学“双轨制”和1998年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贫穷化”趋势已隐然成形,甚至有论述说:当前中国大学生,就是一种“弱势族群”。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样的问题,也为了作为社会运动的参照,我认为值得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大学生贫穷化”现象。我在本篇将先就《落》和《蚁》两部著作,从就学到就业,指出的六个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现象,作为讨论起点。在接续的文章里,我将继续探讨其后的“教育和劳动关系”,从宏观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纳入“阶级”观点,分析当前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的结构原因以及可能的影响。


  一、制造贫穷的高等教育费用


  教育的确有让人脱贫的可能,但是“收取高额费用的教育”,却可能制造贫穷。当代中国政府采取的大学高学费政策,可能致使学生及其家庭贫穷。


  在《落》中,作者屡屡以“失落的天之骄子”来形容一批贫困的中国大学生。在他进行采访的90年代中期,不少大学每学年的学费就高达5000至6000元人民币——可能超出当时多数中国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如果将“大学学杂费数额”与“人民可支配所得”相比,中国从90年代中期开始,恐怕就已是“世界上学费最贵的国家”。为了要供下一代进大学,不知要让多少家庭背上巨额的债务。


  此问题的背后,显现了一个剧烈性的变动。《落》的作者分析了这段历史:“人民翻身作主后的新中国大学生上学,一直延续了‘上学靠国家’的制度,他们不用为入学后的生活而担心操劳。那三四十年里,我们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入学吃用国家包,毕业出来由国家分配工作,所要费心的就是好好听课用功。”“然而实行并轨制度后的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先不说一年几千元的学杂费令多少经济贫困的学子和家长们措手不及,单单上学后的吃饭问题就让学生门愁死了。学校有限的‘奖、学、贷、补、免’常常是给那些成绩好的,本来可能不愁吃穿的学生的,至于学习基础本来就差、又要顾这愁那愁的贫困生们就只能是雪上加霜,苦苦挣扎。”


  这样的现象,尽管在最高学府也同样。《落》提到:“今天的北大是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所综合高校。今天的北大还是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贫困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北大在校贫困生每年都在3000至4000人之间。”所谓的“贫困生”是指“家庭所得在每月150元人民币以下”的学生。


  二、在学兼差打工,沦为廉价劳动力


  随着高学费的压力,中国大学生自然在上课之余,得要兼差打工。在1995年的调查里,有超过六成的中国大学生得要自行工作,才足以填补生活所需。这美其名是“勤工俭学”,但事实的真相更是,这群不断扩大的大学生,成为中国转型资本主义化后,相当庞大的高弹性、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一名90年代的大学生向《落》的作者说:“一年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当初我打工挣得的4000多元钱已所剩无几。对于无任何经济来源的我来说,我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为了多挣点钱,我向餐馆老板提出要求一天干两个班。”该书甚至有这样的记载:有人在打工期间到外商公司担任生产线作业员,公司为了“惩罚违规女工,于是就有了要让全体员工罚跪,并声称若有一人不从,就罚其余人‘永远跪着上班’。”


  有不少来自外地的学生更是沦为“盲流黑工”。《落》的作者访问到一位在餐饮业打黑工的大学生,“约定了第一周无薪试用,如以后辞工,老板就去召其他黑工,再辞再招,他省了不少工钱。”甚至,雇主为了控制打工的大学生,擅自对其“没收证件”。


  另一位受访者在日记里提到:“人家欺负宰割我们,就是认为大学生在所有打工族中是最廉价的劳力。真正的打工仔、打工妹是不会去干这样一类临时性的劳务的,只有我们既要上课又想抽空赚一把的穷大学生愿意去做。”他点出了大学生沦为廉价劳力的原因。


  三、毕业后工作不稳定、低薪化


  集尽一个家庭、甚至几个家庭的资源,终于负担完一个大学生的费用,但结果是什么?《蚁》作者在2008年的调查,让我们触目惊心。


  《蚁》引用资料:“自从1998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到2002年左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一年胜过一年”,“根据2006年12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一共只有1000万个。而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表明,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就业岗位总量的22%,但在2007年,有495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在表面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下面,当代中国大学毕业生面临的是一个真切的劳力杀戮战场。


  中国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张,结果并不如过去所预想的“人人成为中产阶级、专业工作者”。大量来自农村前往都市就学、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不但无法找到期望的专业工作,甚至赚取的薪资难以正常维生,也无法偿还教育费用,更有不少人成为失业者。


  尽管表面上看,中国受雇者的平均薪资连年增长,但其后却是高涨的物价和教育费用。如果平均下来分析,这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其实未必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果实,不但他们的薪资偏低,就业也日益不稳定了。


  四、聚居于廉价租屋区,成为“蚁族”


  大学毕业生贫穷化的状况,从他们的生活环境最直接地表现了出来。


  不少学者开始观察到,这群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被迫得寻找廉价的租屋地区,来勉强维系他们的“流动梦想”。学者称他们为“蚁族”,正式的名字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该群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


  聚居的现象使他们被突显出来:六个人挤在一间拥挤的宿舍、共同使用条件破烂的公厕、生活窘困、无法负担付费的休闲或娱乐、聚居在便宜但交通相对便利的廉价租屋区……这样的景象,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各大都市里都有。


  除此之外,为了先满足温饱,他们也往往被迫接受各式保障不足的工作。《蚁》作者通过调查指出:“蚁族的劳动权益的保障状况并不十分理想:61.5%的被调查者没有加班工资,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没有上“三险”(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的比例接近四成。”


  五、阶级再制的贫穷化趋势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并非每个大学毕业生都会成为“蚁族”,加入“大学毕业生贫穷化”的队伍。大学生找工作不平等,体现于其家庭不同的社经背景。


  《蚁》作者了解到:“从群体内部情况分析来看,父辈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分化路径沿着本∕专科、热门∕冷门专业、国民教育∕非国民教育系列三个维度进行。父母是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阶层的子女们,平均有更高的学历(如本科和研究生);而父母是个体、失业者以及劳工等较低阶层的子女们,平均学历较低(如专科)。


  大学生的不平等分化,也体现于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低社经背景的子女进入“非重点大学”、毕业后当“蚁族”的比率较高。根据《蚁》作者的调查,“(蚁族里)89.2%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毕业于‘211工程’重点院校的毕业生仅占到10.8%”。


  从就业来说,对于富有、地位高的家庭,其子女有各种资源能够让他们面临竞争严峻的劳力市场,依然能得到好的就业机会;而对于弱势家庭,尽管穷尽资源,甚至背上了巨额债务,让子女完成大学教育,但他们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上仍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因为他们没有好的社会关系,很难找到好的工作,甚至会失业。


  简言之,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低者越低,高者越高!这样的变迁,强化了中国社会原本的巨大不平等。


  六、对未来感到莫名乐观


  尽管在客观上,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大学生的窘境,然而,中国的多数大学生却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莫名乐观。


  《蚁》调查显示:“对于总体生活状况,79.2%的受访者都乐观地认为未来三年状况会有所改善。……有85.3%的受访者都相信在未来三年自己的经济收入会上升”,“只有在‘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两个方面,大多数的受访者表示未来状况会与现状相似,没有多大改善。”例如,有受访者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只能应征到私营公司的跑腿、打杂职缺,但他们会说:“现在虽然干的是跑腿的活儿,但是等我有经验了,还有上升的空间,不像中专毕业的,只能做技工。”


  尽管高教费高得不合理,《落》中受访的贫困大学生,还一再说:“现在吃苦,以后就能拉起乡村的整个家庭”、“学费虽贵,但一定会值得”……但现实真是如此吗?14年后出版的《蚁》描述了大学生毕业后的贫困处境,不啻打破了这样的乐观幻想。


  小结: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的事实和意识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学生已经的确不再是所谓的“天之骄子”。超过25%的青年挤进了过去的大学窄门,他们不但得负担日益昂贵的教育费用,大学毕业后,他们得要“考研”、“考博”、“考证”、“留学”……如此才有机会取得少数体面的工作。而多数竞争中失利的大学毕业生,沦为劳力市场上的基层人员,面临着低薪化、不稳定的就业趋势。大学毕业生如此,其它缺乏大学文凭的青年的处境,就更值得担忧。


  低薪大学毕业生们多半来自弱势、非都会家庭,他们赚取的薪资,无法偿还巨额教育借款,只能聚居于廉价租屋区,当“蚁族”。然而,吊诡的是,他们多半抱着乐观的心态,不认为这样的处境有何不公平,不质疑中国政府在这过程中有何问题。他们也不思索这样的大学生贫穷化趋势是对谁有利、对谁有害。结果是,有复杂政经原因的青年贫穷化趋势被悄然地默许,成为社会接受的一种共识,或称一种“意识形态” 。


  《蚁》明确指出:“大学生具有良好的思考能力,若长期处于低收入、无未来的状况,恐演变为对社会不满,引起政治动荡……希望以此引起中国官方的重视。”我认为这种观点具有某种保守主义的味道,我对之有所保留。我认为,关键点不该在于“应不应该这样?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为何?”,而是“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对谁有利?对谁有害?”


  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中国大学生有“贫穷化”的明显趋势,但不论社会舆论或大学生自身,都还抱持着乐观的态度,不质疑社会的不平等呢?这背后显示的是一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以及是什么样的结构、利益造就了它?


  如果人民都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默默地接受这样的秩序,我们无法期待压迫有机会被挑战、被解消。因此,让我们继续分析主流思考对 “教育与劳动关系”的预设,抽丝剥茧地一一质疑“乐观”的背后所蕴含的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意识形态。但愿这是揭露中国知识青年受压迫处境的一步。


  剖析当代中国大学生贫穷化趋势(中)——透视模糊贫穷问题的七个意识形态


  中国大学生贫穷化趋势,已经渐渐受到社会瞩目。然而,对现象的聚焦,并不代表问题获得了正确的分析,更不保证其状况有改善的可能。在本篇中,我将尝试提出七个意识问题,一部分是回应《蚁族》与《落泪是金》的论述观点,一部分是指出主流思考内容的不足和混淆之处。而提出这些批判,是为了让我们在接续的讨论中,能更清楚地思索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的结构原因和关键问题为何。


  一、贫穷只在大学生,还是普罗阶级整体贫困?


  不论是《落泪是金》还是《蚁族》,都将关注的焦点指向大学生,前者针对的是90年代的贫穷大学生,后者针对的是21世纪初的贫穷大学毕业生。其论述的重心: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这是一群新的弱势族群。然而,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贫穷化趋势,真的只发生在大学生身上吗?还是说,自中国改革开放、踏上威权资本主义的道路后,贫穷化是中国普罗百姓的普遍趋势?


  将大学生贫穷化与普罗百姓贫穷化一起思索,好处在于能够看到他们面对着相同的压迫来源。高教育费用、低教育回报、工作不稳定……种种问题,其实也发生在“蚁族”的家庭—普罗阶级身上。甚至,如同我们观察到导致贫穷化的“不平等分配”,其背后是一个“阶级”问题:弱势社经阶级的家庭是人生竞赛中的落后组,其子女即使念了大学,也更容易成为贫穷大学生。是因为如今越来越多弱势阶级的子女进入了大学,才凸显了“大学生贫穷化”的现象。


  是故,问题的根源是阶级不平等,而非仅是大学生问题。将大学生从整体的阶级状况抽离开来分析,恐怕是见树不见林,其结果可能会促使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扶助贫穷大学生,但对于贫穷的普罗阶级却没有实质补救。


  二、是大学生身段高,还是社会总体环境?


  或许因为大学生是一个受到瞩目的族群,因此对大学生贫穷化的论述,很容易只着重大学生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对整体普罗百姓阶级处境的分析。主流论述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大学生贫穷化、失业潮高,是因为大学生“身段高”、挑工作。


  这样的舆论在社会媒体中,有着相当大的比重。《落泪是金》引用了《中国青年报》中的一段相关报道批评大学生因为自身的优越感,而不愿意接受企业的要求:“一旦上岗,大学生就应该放弃自己身份的优越感,同企业其他员工一样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接受企业的管理。”类似的说辞,在《落泪是金》或《蚁族》的受访者中,经常出现。此意识之深入人心,可见一斑。


  大学生贫穷化的趋势,真的是大学生“身段高”、挑工作吗?我想恐怕不是。如果问题真的那么简单,那么那些没念大学、“身段低”的非大学生,应该很容易找到工作、不会有贫穷的问题才是。但恰恰相反,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往往处境更贫穷,得接受着更不稳定的工作环境。特别是,当遭遇失业浪潮、大学生抢夺非技术工作的时候,非大学生在职场上的处境就更是边缘化。


  客观来看,问题是总体劳力市场上的工作机会不足,且不少工作根本无法负担足以维生的薪资。因此,在大学扩张后,大学生也得抢着争取这些工作。少数人可能的确有心态上的问题,但更多人恐怕是感到“不值”:投入了那么多的教育费用和时间,竟然连挣得足以维生薪资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说,把总体的就学、就业贫穷问题归因于个人的工作态度,不但缺乏解释力,恐怕也是帮助资本家教训劳工罢了。


  三、勤奋、对未来乐观,就会有希望?


  类似批评“大学生身段高”的论点,另一种对大学生贫穷化的解读,就是宣扬“只要肯勤奋、乐观,未来就会有希望”,却不批判环境现实。彷佛各种客观的教育和劳力市场上的困难,只要乐观以对,就被自然解决了。


  例如,《蚁族》正面地报道了一位困顿大学毕业生的观点:“有一次,我和一个辽宁的同行讨论过一个问题,这世界什么是公平。他说这世界本来就没有公平,还给我推荐了一本书《沧浪之水》。确实,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你得学会忍辱负重。”如果说,社会公平与否的问题都可以被如此轻松地、犬儒地带过,那么我们还能期待什么?贫穷化趋势,在层层意识模糊与麻痹下,还有被人们清楚认识的可能吗?


  不是说乐观、勤奋对于改善处境不重要。但是,这些个人层面的价值,和社会总体性的就学和就业环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倘若今天中国的不平等分配结构没有改善,巨大的贫富和城乡差距一再扩张,我们怎么期待弱势群体要乐观地面对自己的未来呢?这种“乐观”对于改善他们的贫困处境,没有什么帮助,只是一种哄骗自己的意识形态。


  四、因教育费用而贫穷,合理吗?


  我们已经提到,教育费用对大学生贫穷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模糊贫穷问题的论述之一就是一再颂扬“接受教育,就是再贵,只要有翻身的机会,就是值得”,却不质疑:为什么教育费用越来越贵?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教育费用要由人民自身承担?
《落泪是金》的作者曾采访了一个义务资助陌生大学生的家庭,他们说:“四张嘴吃一个人挣的钱,自然只能过苦日子。可咱心里亮堂、踏实,因为看到虹儿(注:受支助的大学生)有出息,能上完大学,现在又能找到一份能发挥他才能的工作,我们全家一点儿不感觉冤枉。虽然为了他我们背了一身债……。”


  另外,《蚁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受访者都认为,在其一生中,高等教育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高等教育的确重要,其曾是人们“翻身”的关键机会,但大学扩张后,则只是“避免失业”的门坎。在高竞争的劳力市场上,人们对高教的认识是相当理性的。然而,高等教育之重要并不能说明高教育费是合理的。更何况,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大学生满街都是,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也不断下降,特别是当大学文凭变成了进入劳力市场的基本要求时,甚至连投入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在高教育费用、高竞争、高失业的压力下,青年人念书不行,不念书又不行。面对这样的情况,又怎么能再将“创造贫穷的高教费用”合理化呢?


  五、去政治经济分析地再现贫困者


  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总结,不论是只把焦点聚集在大学生,还是评论他们贫穷化的原因是身段太高、不够勤奋乐观,或者神圣化教育的功能,都是“去政治经济分析地再现贫穷者”,让人们对中国的贫穷化趋势停留在表象地、个人层次的认识,接受一些似是而非的粗糙推论,却放弃探究根本原因。


  所谓“去政治经济分析地再现”,指的是试图描绘社会事实,只把关注点放在浅薄的表象,却忽略了背后政治经济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尽管有再多的访谈,描绘了再多的个案,如同《落泪是金》或《蚁族》,但我们依然无法掌握问题的根本,也无从着手改革。


  举例来说,高教育费用是大学生贫穷化的始作俑者,而中国政府正是此政策的决策者。中国政府在90年代引进了双轨制,要大学生负担高额学费,接着又不顾劳动市场而扩张高教容量,这才导致了大学生贫穷化的恶果。然而,这些政治经济性原因,却在主流论述中被忽略了。不论有意或无意,如此去除政经分析的论述,恐怕正是法国哲学家阿图色(L. Althusser)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Apparatus)的一环。


  六、只要“引起政府重视”就能改善?


  当主流论述采取表象化、个人化、去政治经济的分析方式时,就引出了他们的“改善问题的方式”,天真地认为:只需要“引起政府重视”就能改善。


  不论是《落泪是金》还是《蚁族》,都只是大量地描述贫困大学生的现象,但当谈到怎么办的时候,却无力以对,仅仅勉强地说“希望能引起政府的重视”,似乎这就是问题改善的办法。


  在《落泪是金》中,作者何建明为大学生贫穷的处境吶喊道:“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正在迈向21世纪的现代化强国!怎么、怎么可能在我们的大学里会出现这等的事!”贫穷现象的确让人吃惊,但“期待政府”并不能解决问题。


  当代大学生、或是整体普罗阶级的贫困问题,中国政府不会不知道。但在威权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下,政府尽管知道贫穷化的趋势,也依然不愿意做出任何改变。除非政府受到足够的来自受压迫阶级的抗议压力,否则又怎么能期待“政府意识到问题了,情况就会改善”?


  七、回避社会运动的必要性


  期待政府的另一个反面,就是“回避社会运动的必要性”。看遍《落泪是金》或《蚁族》,我们也看不到鼓励大学生及弱势家庭站出来呼喊,也看不到倡议建立各种维权组织兴起。只让大家看到现象,但未让弱势民众认识到社会行动的必要性,这不是太可惜了吗?


  当然,我们不能责怪两本书的作者,这是中国长期威权统治的遗绪。在思想刑罚、信息审查、政治监控等种种软硬控制下,人民被迫噤若寒蝉,出版物也只能“客观呈现问题”,而不探究责任的归属,更不能鼓吹改革运动。


  人民畏惧政治威权,表现在他们选择的“利益表达方式”上。《蚁族》中提到:“(蚁族在利益表达方式上),对‘网络媒体曝光’和‘平面媒体曝光’的平均赞同程度最高,其次是‘上访’、‘公开集会’、‘联合亲友对抗’、‘发牢骚’和‘忍受’,赞同程度最低的是‘罢工’和‘游行示威’,反映出受访人群还是比较接受相对平和的利益表达方式。”但是人民是真的比较愿意接受“相对平和的利益表达方式”呢,还是因为“罢工”和“游行示威”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另外,在涉及到有关政治倾向时,《蚁族》的受访者就有人说到:“你们这个调查结果万一反映到上面去,说我思想态度有问题,不是良民怎么办,还是选择相信政府吧。”恐惧已使得人们连说真话都不可能了。


  或许,与其说大学生对政治冷漠,不懂或不敢组织起来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不如说长久以来的中国威权统治和驯服性教育,使人们丧失了“组织”和“运动”的能力,只能进行无力的抱怨。各种调查报告倘若也只能选择性地说真话,回避改革上社会运动的必要,那么笼罩于受压迫者身上的无力感,恐怕也难能消散。


  小结:揭露意识形态,迈向政治经济分析


  如果某种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偏狭的思考架构,让受压迫者接受了压迫者的意识——从对压迫者有利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世界,那么相对地,也将有一种正确的思考框架,能反映和解释真实,并且触及整体政治经济的因素。这种思考框架,将让受压迫者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处境,并采取行动,改变各种不合理的压迫。其实,这才是社会科学和各种调查报告理应负担的责任。不过,这在当前中国,或者说整个受资本宰制的世界,都不容易看到。不消说这些工作,我们得从头做起。


  在上篇表明现象和此篇批判虚伪意识后,我们的工作将转回到科学分析自身:究竟中国为什么发生大学生贫穷化?结构原因为何?若要改善,关键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将从宏观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回答这些问题。


  剖析当代中国大学生贫穷化趋势(下)——阶级取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倘若贫穷化的现象已经被确认,诸多意识形态也受到批判,那么我们接着要问的就是:造就当代中国大学生贫穷趋势的“真实”逻辑是什么?


  我将在此篇中,尝试从一个更科学、包含政治经济分析的观点来分析贫穷化的原因。我将分别从四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包括:一、高教容量与教育费用扩张;二、劳动不稳定化;三、公共服务私有化;四、消费社会的兴起。


  在进行实际分析的同时,我将引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全面分析各项原因之间的连结关系。我们将发现,这四个导致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的因素,并非彼此区隔、互不相关,而恐怕是在中国迈向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逻辑下,有着内在的相互连结。


  贫穷化的四个原因


  一、高教容量与教育费用扩张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一再提及“高教育费用”是造成中国大学生贫穷化的关键原因之一,现在,我要再更细致地分析:高教育费用的原因为何?它包含了哪些费用?


  之所以中国人民得负担越来越高的教育费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教育私有化”的措施,要由人民私人来承担高等教育的费用。1992年开始实施的“双轨制”,或者说“高学费制”,就是这波教育费用大幅提高的开端。而另一个关键的原因来自于中国剧烈的“高等教育扩张”。


  从1998年的大学扩招起,到了如今201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突破人口中的25%,“上大学”已经是一件寻常百姓子女都可能有的机会。然而,这表面上的 “机会开放”,随即带来的却是人民教育费用的普遍提高。“上大学”不是一件便宜的事,它包括先是要缴纳高额的学杂费,自行负担生活费用,并且还要承担无法提前进入劳力市场就业的时间与金钱损失(所谓的“机会成本”)。


  然而,这样的巨额成本,却不受到中国政府理会,他们只晓得径行扩张大学,成本则让人民自行来承担。于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说,辛勤工作的收入,扣除掉省吃俭用的日常生活费用后,最大的用途就是要“供子女念书”,来寻求那日益渺茫的“向上流动、翻身机会” 。


  如同一名大学生受访者所说的: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剎那,先是高兴了一下,接着马上就陷入了哀愁。因为,我的家庭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一笔钱,能供我来念大学。我原本决定还是不要念了,但我的爸妈告诉我们,就是卖掉整个家、背负再多的债,也要让我来完成大学学业!……这样“不顾一切也要受教育”的心态,当然也强化了教育费用扩张的可能。


  二、劳动不稳定化


  然而,中国人民付出了不断提高的教育费用后,社会的回报是什么?这样的高教育费用真的值得吗?答案恐怕是“越来越不值得” 。


  原因在于:在早年大学毕业生稀少的时候,投入高等教育费用,获得了技术和大学文凭,的确很容易在劳力市场上找到所谓的“好工作”。然而,时至今日,大学毕业生满街跑,单单大学毕业不但难以找到“好工作”,甚至都还有失业的风险。于是,有经济能力的人只好再次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在教育竞争上,“考研”、“留学”,再次恶性循环地拉高教育费用;而没能力的人,只能在劳力市场中浮游,或许“向下竞争基层工作”、或许踌躇满志地成为“蚁族”,整日焦虑着如何偿还巨额的教育贷款或负债。


  大学毕业即失业的状况,让人们错误地将问题指向教育内容不够强调职训,而没有看到教育扩张造成的结构问题。《蚁族》中,作者分析指出:“蚁族认为其高等教育主要缺失在专业技能的培养方面,体现在工作方面及个人业务能力,而这也正体现了高等教育中职业教育这一部份的缺失。”


  但是,对此我们高度地怀疑,问题不在于高等教育的内容,而是在劳力市场对人力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大学扩张,自然就造就了“毕业即失业”的恶果。尽管努力加强“职业教育”,倘若劳力市场状况不变,结果恐怕只是扩张了应用科学的容量,而让那些钻研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更有失业的风险。


  而除了高教扩张的因素外,我们也渐渐发现,随着中国近三十年来急速地踏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也自然得接受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经济成长,就业机会却未必成长。这样的趋势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屡见不鲜,从197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尽管欧美世界经济可能复苏,但失业问题,却长期没有明显改善的可能。而中国尽管踏着高经济成长的昂扬脚步,自然也难逃这样的困境,无法对任何大学生或非大学生,提供稳定、充足的就业机会。这也是贫穷化趋势的关键原因之一。


  三、公共服务私有化


  另外,不只是教育费用高涨、工作与收入不稳定而已,更大的问题来源还包括:中国近二十年来急速的“公共服务私有化”浪潮,使得各式各样的公共服务,都成为要收费的营利活动。


  谈论到公共服务私有化,若要理解其起源,就必然要将198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纳入讨论,才能理解其所以然。表面上来看,公共服务私有化的目的是追求 效率”,如同我们从为数众多的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儿一再听到的:以私有财产权为中心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最能够实现效率的一种经济模式。因此,要将各种公共服务私有化,确认产权所有、回归使用者付费、引入市场机制,才会是最好的服务提供方式。


  然而,进入现实当中,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推手更是那些能从此趋势获取暴利的财团,他们可能是民间的电信业者,或者是一栋栋大楼的土地开发商……顺着“公共退出、市场介入”的浪潮,开拓一个又一个内含丰厚利润的市场。这或许才是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最大原因和目的。


  中国踏上了这样的脚步,无疑是为中国青年的贫穷化开辟了一条加速的道路。当交通费、电信费、居住费用……都越来越昂贵,表面上人民就是收入有增加,扣除这些费用后,实质可支配所得恐怕仍是没有增加多少,更别提,还得偿还巨额的教育费用了。“蚁族” 怎么诞生的?在这样的趋势中我们看到了踪迹。


  四、消费社会的兴起


  最后,除了外在客观的费用高涨、薪资下滑与就业不稳等趋势,另一个扮演关键角色的心灵改变机制——消费社会的兴起——也是大学生贫穷化的推手之一。


  消费本身并不是罪过。我不是要过度道德化、保守化地来看待消费化的趋势,但问题在于,所谓的“消费社会”所刺激的种种占有欲望,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它的存在目的不是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而是在于实现企业的利益。这是真正的富裕生活与消费社会之间最大的差别所在。


  当年轻人辛勤挣来的收入,依然总是要在消费市场中被换为一个又一个的高价手机、计算机、家电……而这些商品,又是以每一年、甚至每一季的速度,持续地推陈出新,再一次地刺激人们对新商品的购物欲望时,我们很难不怀疑:这样的消费文化,究竟是一种更能满足青年需求的良善趋势,还是只是再次剥了年轻人一层皮、让企业实现利润的恶质趋势。


  通过“阶级分析”看实质


  我上面提出四个因素是造成中国大学生贫穷化趋势的关键原因,读者应该不难发现,在我的分析中,我认为这样的贫穷化不只是影响了 “大学生”,也将影响到“非大学生”,以及全中国的普罗百姓阶级。为什么贫穷化趋势如此广布?我认为,这需要回到“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与上述因素的内在关联来考察。


  首先,为什么教育会扩张?如何造成了高教育费用?关键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国当前采取的“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使得中国日益走上“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道路,在其中,除非能掌握生产工具,否则多数人都必须成为相互竞争的“劳动力商品”。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则是劳动力商品彼此间相互竞争、培养价值的关键场域。


  所以,只要有机会,人们就迫不急待地要接受大学教育,为的无非是未来那份“理想的工作”机会。而有了这样的强烈动力,政府也很理所当然地基于国家竞争力提升、增加技术人力的思考,来扩张高教容量。尽管,现实上这背后的成本都得由人民自身来吸纳,而真实好处却在于能享用大量廉价技术劳力的企业。


  再者,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或者消费社会的兴起,也都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下“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再次剥削。在中国,当前的统治阶级并非单纯的资产阶级,而是中国共产党与周围密切联系企业的一个附合体。而无产阶级则是受到这个集团剥削的基层农民、劳工和人民。通过这样阶级区分的概念,我们不难发现,历经了生产过程的剥削后,私有化和消费化都是一个“将后者财富再次分配给前者”的过程。


  很可以理解,私有化和消费化当然成了统治阶级迫不及待要推行的 “改革议程”,因为这将对他们大有益处;而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倘若陷于“错误意识”当中,恐怕也会支持这样导致自身贫穷的改革。


  综合来说,我们不难发现,基于各因素间的环环相扣,倘若不处理根本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结构,以及其内含的劳动力竞争压力,我们将难以撼动教育扩张的逻辑,或者随之而来的工作不稳定与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


  换句话说,我认为,中国大学生贫穷化趋势,其根结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中国当前走上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环境。在这之中,统治阶级为了扩张他们的利益,以及一部分因为无产阶级要维持生计,而造成了促进教育扩张、就业不稳定、公共服务私有化、消费社会等趋势,而带来了大学生贫穷化。这是一个使得大学生“普罗化”,纷纷走入 “无产阶级”的历程。


  我们唯有认清这是一个“阶级”与“阶级”之间剥削掠夺的关系,是那群统治阶级为了他们的利益,逼得我们才走上贫穷化的残破道路,才能真正舍弃各种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而愿意采取终结根结问题来源的行动——变更当前中国的政经发展模式。


  具体来说,这可能是一场“反对青年贫穷化”的运动:打着反对高教育费用、反对就业不稳定、反对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反对消费社会……的旗帜,并且共同指向一个源头:在中国日益大行其道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


  实现“免于贫穷的人权”的多层次诉求


  回到人权的观点,中国大学生贫穷化趋势提醒我们的是:首先,所谓的“免于贫穷”,作为“生存权”的具体意涵,本来就应该是一种基本人权。过去人权论述多半集中在“指向国家”的自由权和参与权,却往往忽略了:社会当中压迫关系对人民生存权造成的危害,往往比政府来得更强烈、更需要被改善才是。


  我们不难发现,倘若要保障这样“免于贫穷”的生存人权,各种“高教育费用”、“就业遭剥削”的状况,都应当被移除才是。然而,中国当前进行的“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非但无法保障这样“免于贫穷”的人权,甚至还造成更严重的侵害。


  再者,我认为,为了根本保障“免于贫穷”的人权,排除各种使人贫穷的问题,我们需要从表象走到问题的根本,尝试将“阶级分析”与 “人权运动”结合在一起。容我再次说明,我的意思是:因为通过 “阶级分析”,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中国百姓及大学生,当前遭遇贫穷化趋势的原因是什么;理清在阶级政治下“高教育费用”、 “就业遭剥削”的强化逻辑,认清问题的结构,我们才能对症下药,而不只是“治标不治本”。


  举例来说,表面上来看,“高教育费用”损及了人民的受教权和生存权,是确保“免于贫穷”的人权运动需要挑战的问题。然而,倘若我们清楚认识到,在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结构下,有着“为了就业竞争和资本利益,教育和训练费用将持续提高”的趋势,那么要实现“免于贫穷的人权”,自然不只是单单要挑战“高教育费用”,更要挑战“阶级社会”。


  要通过团结抵抗资本逻辑、强化重分配社会政策,来改善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进一步改变阶级权力不平等的状况。唯有社会上的阶级权力分殊受到了控制,高教育费用的扩张逻辑才有可能受到遏制。


  结语:从无力感、清楚认识到行动意志


  从“金砖四国”到“G2”,当今世上的多数观点,都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崛起的“巨龙”。尽管中国的政治问题始终令人起疑窦,但面对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的持续经济成长,各界无不抱持着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很有可能成为本世纪里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但是,现实真的是如此一片欢欣鼓舞吗?还是其实对于普罗阶级的百姓人民来说,经济成长的果实还未分享到他们身上,就得先面临扑天盖地的贫穷窘境?——从基层人民到大学生,只要来自相同的弱势阶级,无一幸免。


  倘若我们愿意实际点观察事实,关注《落泪是金》或《蚁族》两书里那字字从现实受难者口中吐出的真言,这个问题很容易就有了解答。尽管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事实,但在成长的背后,却是牺牲了为数众多的人作为代价,甚至拉下了过去所谓的“天之骄子”。合理的推估是:受到物价和生活费用高涨、公共服务私有化、教育费用持续扩张等的影响,“威权资本主义”下的中国,基层人民和大学生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有着更被剥削、生存权更受侵害的趋势。这值得人权工作者的持续关注。


  而这些问题的原因,还是必须回归到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我们观察到,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影响下,劳工人民之间的竞争关系,衍生了高等教育扩张以及就业不稳定的一连串贫穷化现象;另外,统治阶级为了扩大其利润,更是不惜推动公共服务私有化和消费社会,尽管这是以普罗百姓的财富累积作为代价。


  中国的大学生们,能看清楚这样的现状吗?或许,当我们清楚看到这些逻辑关联后,重新阅读《落泪是金》和《蚁族》里血迹斑斑的故事,会有着另一种的心境:从一种带着无力感的感叹,升华为一种清楚认识到行动必要的意志力量,带领我们团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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