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生感悟
1
书是用来看的,但观我的书,好象都只适宜于藏。
这与当今盛行的收藏撞了一个满怀,算是歪打正着。
其实,七、八岁的孩子,哪懂什么收藏,只是喜欢看书。因为喜欢,便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趁之机搜刮一切可以见到的书。
所以,七、八岁的时候,我已经把高中的语文课本都读完了,村子里能搜到的书不多,语文课本是饥饿时的选择,《龙江颂》、《海港》及四大革命样板戏都是从语文课本上知晓的。为了换回自己喜欢的书,我没少给人家到田埂路边挑猪草,也没少给人家绞草把子。
长到十岁,进了城,每天早上会有五分或一角的过早钱,我总是攒下来,隔几天就到邮局买回一本《小说月报》或一本娃娃书。
那些娃娃书,学校旁边就有书摊可以租阅,一分、二分、五分一本不等,每一本我都看过,但遇上插图漂亮的,例如《茶花女》《红楼梦》之类的,即使看过了还是想自己拥有一本。
因为好奇而喜欢,因为喜欢进而想占有,我继续一分一角地攒钱买书,一直攒到今天,一直买到现在。
从所买的书来看,我的眼光素来还是不错的,那些书到今天拿出来,只觉得愈来愈珍贵,并不觉得它的陈旧。
我的书多半是旧书,原因是买旧书比买新书省钱,一本新书的钱我可以买几本旧书。在一朋友家中,看见一满架的盗版书,还是乐滋滋地挑了几本,不管旧书还是盗版书,对于我来说,只要是我想看的书,我都想占为己有。
这些原本为了省钱而买下来的旧书,后来升了值,就是后话了。在我需要钱的时候,我也卖过一些旧书,说实话,旧书都是我很便宜买进来的,我牛皮糖一样的磨蹭功夫人家一般都受不了,但卖出去的时候却是很贵的,一本五毛钱买进的娃娃书《创业史》,在十年前我卖了八元。我本是为钱才卖书的,若便宜出卖还不如不卖呢。能高价卖出去,我得到钱,不能高价卖出去,我落得书,我就是这样盘算的。
2
这本马叙伦的《老子校诂》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74年12月1版1印692页44.5印张16开,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本,故序言中照例要加一句:现在重印这部书,是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材料,以便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老子》进行研究和批判。
老子是谁就不用我废话了,《老子》只区区五千字,言辞简约而语义深邃,就连司马迁都慨叹:“著书辞称微妙难识”。此书一出,自古及今注疏无虑数百家,马叙伦只是其中一个。
《老子校诂》是适宜藏的,要现在的年轻人去读未免有些吃力,光是那繁体的直排的大字,如果不是有相关经验,一般看两三页就很难继续看下去。我自小没少翻这类的书,不说懂,只是混了个眼熟,但眼神还是常常从这排滑空,又得凝神从那一排将这一排捞起来。碍着老子和马叙伦如雷贯耳的名,我又不甘心入宝山空手而返,耐着性子扫了一遍,算是对书对自己都有所交代。
统治了中国几千余年的儒家思想,说白了也只是一种哲学观点。诚如冯友兰所说,观点可能很有用。
就拿“和谐”二字来说吧,我孤陋寡闻,起先还一直以为是从美国教育家杜威那儿拿过来的,后无意中看到“天人合一”四个汉字,又联想到那幅著名太极图,才恍然大悟,仿佛一时间被打通了十四经脉。
只不过在儒家的境界里,天与人是分离的,这种分离有助于权威的确立与巩固,在天与人分离的前提下,大多讲的都是人与人的故事,这时候再来讲“合一”,则更多一层顺从天命的意味。
“逆天者亡,顺我者昌”,敢以这种条幅公然拉票的,大概也只有在那种背景下才会产生吧。
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是自上而下、由下至上的一次苟合。这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和”尽管演绎出了许多忠烈故事,但仍然停留在“和”的层面上,还没有构成“谐”。
“谐”应该是不以牺牲人的天性及个性为代价,这一点与道家走得比较近。
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它的天就是自然,而人本来就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所要做的,就是“绝圣弃智”,因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自然规律,“无”中生“有”,完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回归。
道不以人力而扭曲,自然规律即为道,因而它打出的口号也温和许多,只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谓大同。
“和谐”追求的是大同,正如牟宗三先生解释“道有两相,一曰有,一曰无,浑圆为一,即谓之玄”。
玄,注释为同
3
马叙伦,浙江杭州人氏,“我国现代的民主革命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教育家,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诗人和书法家。”,因为引用的是别人的句子,所以我加了引号。若是去了引号,我就说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语言文字学家和书法家。
加入南社,响应武昌起义,劝自己的学生起兵讨袁,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力荐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出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领导“索薪”运动,劝刘湘逼蒋抗日,建议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的身影穿行于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大事记,直至1970年病故于缠绵了12年的病床。
社会活动家的特质是有谋事之心但无成事之力,所幸手里牌多,其次体力也还好,于是就流连于各种热闹场所,每个场合似乎都可见他的身影,但每个场合他似乎都只是过客,主角另有其人。当年,他自诩为“戎马书生”的那一刻,内心一定荡漾着文武双全的矜夸。不过,我认定是他误解了这四个字。“戎马书生”不过是暴露了他在“文才武略”两方面的无能为力。我浮想联翩,拆开来,“戎马”和“书生”分别使我想起了另外两句话,前一句是“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后一句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拢到一块,“戎马书生”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毛泽东。
他们是北大的师生.文,两人皆能挥毫赋诗;武,两人都不能临阵杀敌。但老毛读明白了这四个字,接受了这四个字的暗示,慨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最终成就了一番伟业。他到底心慈手软了一些,建国后不仅在书法界伸不了头,在学术界也从未舒展过眉头。章太炎的弟子沈兼士斥马夷初,“谓彼为陈介石弟子,无师传,学其零碎”,他还是由陈黼宸的“宋学”转向了章太炎学派的“汉学”;以书法状元自居的他,倒还不得不屡屡向别人求字。办杂志,他向毛泽东求字,尚可理解;在在近乎于植物人的垂老之年,他向沈尹默求序,就实在令我匪夷所思。沈尹默,建国前不过是他眼中的“三考进士”,建国后也不过是他眼中的“富商撑腰”;沈尹默呢,非但从未承认过他的书法,也一直不承认他的学术地位。他求沈尹默写序,沈尹默又能写什么呢?
“石屋先生天资强敏,精力过人。早岁蜚声文苑,震惊诸老辈。从事人民革命事业,栖遑奔走,夷险如一。而博览群书,著述不辍,临池弄翰,特其余事耳。三十年前见其笔札,已极清劲之致,为时所推,称为善书。居恒与余戏言,谓余书为三科出身,而以大科自命。盖以余鲁拙庸谨,必依名贤矩,刻意临写,自运殆少,遂无复字外之奇。而君则恣情水墨,超逸绳检,但求尽意……石屋与余,实亦各尽其一己之性分,非故为异同也……以余与君习而略通书道,来索序言,谓或能道出此中甘苦。余与君诚至熟悉,惟未尝亲见其握管染翰着纸。即便能道得一二,未必中君意……石屋作字,颇重意趣。悬腕书小字,其殆欲传此秘于来者乎!石屋卧病久矣,末由相与抵掌畅论此事,至堪太息,是为序。”
我的眼前不禁掠过他的两张照片,一张长髯飘胸,双唇紧闭,浓眉下架着眼镜,额前开阔,透着旧时私塾先生的古板;一张身着中山装,半身倚靠着,面目之上的神情松动了一些,只是眉心紧蹙挤起两道土堆,另外,头发也不那么服帖地向后倒伏,而有些高了。正式场合,用的多半是是前者,看到前者时,我也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位老儒生,但眼光瞟到插在后者上衣衣兜里的两只钢笔时,我心里忽然有些失望的松动,我在那两只钢笔的笔帽上看到了一个儒生的随和。我以为自己不能忍受古板,但看到那笔帽之后,我发觉自己更不能忍受他的随和。
想来还是“戎马书生”误了他。他一生都想占全了这四个字。
他到底只是一介书生,合该去做他的“三白汤”,这个落魄的书生只得了那个“戎马书生”的好,再无其他。“戎马书生”晚年视力不佳,为了方便他阅读,听说出过一些大字本,这三册《老子校诂》莫非就是?
至于他的字,在我的眼里到底也是恣意汪洋的好,我不懂他的“腕肘并悬”和“指臂齐运”,也不辨沈尹默的“有规则而又笔笔换”,我对书法一窍不通,见了他的字,也馋得一时恨不得跑出门去买回全套的笔墨纸砚,从此也涂鸦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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