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櫺檬里

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国人未狂喜。

　　GDP没让中国人膨胀，人均GDP时刻提醒我们自身的处境，中国成了这个世界“最穷的老二”。

　　我们由此产生的纠结与困惑是——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的关系，这是属于国家的纠结；拜金与仇富、物欲与爱情、金钱与幸福、梦想与生存的矛盾，这是属于个人的困惑。GDP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存量财富的增长，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

　　中国需要与世界第二相匹配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否则数字上的繁荣，随时会烟消云散。

　　GDP排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自省——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在世界GDP竞速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我们在2005年超过了英国，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第二季度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全世界GDP第二名。

　　不过，中国用来超车的，是一辆里头人挤人的公共汽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均GDP才只赶上日本的1/10。《富饶的贫困》作者白南风说中国的改革有一块“变心板”，这块变心板如同公共汽车车门的踏板，车下的人想车上的人往里让，好让自己挤上去；车上的人冷着脸，大声嚷嚷：“里面没地儿啦，别挤啦！”

　　在中国，有90后炫富女在网上发手捧钞票的炫富帖，称下等人才挤公交。这就是人人都想挤上这辆跑得飞快的、叫做财富的公共汽车的原因。油钱大家都有份给，凭什么唯独我跟在时代的车轮后吃尘——我们开心，因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们有些不开心，因为人和人也拉开了差距。这就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纠结：国家与国家差距缩小，人和人差距却被拉大了。

　　这种纠结对于国家，是为十大纠结：纠结于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纠结于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纠结于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纠结于开发力度与环境保护，纠结于资源垄断与市场开放，纠结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纠结于中国制造与创意立国，纠结于西方价值与传统文化，纠结于外交战略与国际压力，纠结于功利的现世与持续的未来。

　　这种纠结对于个人，也是十大纠结：纠结于快节奏与慢生活，纠结于拜金与仇富，纠结于攀比与知足，纠结于家庭与事业，纠结于物欲与爱情，纠结于梦想与生存，纠结于金钱与幸福，纠结于物质化的友谊与理想化的纯真，纠结于一线城市的成功学与二线城市的安居梦，纠结于价值迷失与身份焦虑。

　　GDP排到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反省。事实上，除开GDP排世界第二，中国还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马球衣销量排第二，结核病耐药率全球排第二，税赋负担排第二，超级计算机性能排第二，人体器官移植数排第二……这些第二名排列起来，描述的是一个说不清的中国。

　　中国人没有外国人想象中激动。至少，中国人面对GDP的纠结，早已有正确的共识：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贫富困惑与身份焦虑

　　有人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这4元堪称中国工薪族的魔幻现实主义。

　　有评论分析中国人收入现状，引用了两份报告——一是北京政协主席会议上一份调研报告，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二是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薪水成为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成本，广州要128万、杭州要178.2万、上海要200.82万、北京要202.8万、深圳要208万。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有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

　　这种焦虑也体现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学者张维为曾写文章《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 “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成年人在焦虑自己是社会名流、伪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焦虑则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了“富二代”与“穷二代”的身份焦虑——王朔在《致女儿书》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安徽省灵璧县今年曾被曝存在“贫富班”，交3000元钱的孩子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有空调、彩电、DVD，不交钱的孩子只好去挤百人大班了。

　　“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感慨，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实的差距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GDP增长是解决贫富分化的前提。“没有GDP就是穷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块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决好分配，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个轻重，不要看错了，以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话，那就是穷平等。”

　　“穷爸爸”好，还是“富爸爸”好？

　　一个爸爸说贪财乃万恶之源，另一个爸爸说贫困是万恶之本；一个爸爸努力存钱，一个爸爸不断地投资；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并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爸爸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一个爸爸说顺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个爸爸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

　　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描述了两种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们经历的社会环境比作爸爸，这与中国30年的观念之变何其相似。祖国已是“富爸爸”，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富二代。关于国家，过去我们想的是，让穷爸爸变成富爸爸；现在我们想的是，让富爸爸继续当个好爸爸。

　　当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围观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也许亦怀有“捧杀”的想法——《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联合早报》说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个从未享有过的地位；《朝日新闻》说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金融时报》说世界将会适应一种新方式。

　　“赶超”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1957年，中国就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然后终于在1995年实现了目标。但这次，中国人对GDP排名世界第二，则是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 “骄傲的GDP它噌噌地长啊，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是网络流行歌《郑钱花》的歌词。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家的态度。

　　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毕竟，有的GDP，我们是应该拒绝的——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马路不断开拉链带动的GDP，实则是一种退步。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关于GDP的一切纠结与反省，或许皆能让我们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为让公民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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