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选读(二)

个人日记

 张爱玲散文选读(二)
第二编 女性风景  

目次

八、炎樱语录

九、吉利

十、双声

十一、我看苏青

十二、气短情长及其他

十三、“卷首玉照”及其他

十四、谈女人

十五、有女同车

十六、爱

十七、更衣记

第二编 女性风景

八、炎樱语录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 sis better than no armful”)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再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出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中国文字奥妙无穷,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而于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还得等些时。

九、吉利

炎樱的一个朋友结婚,她去道贺,每人分到一片结婚蛋糕。他们说:“用纸包了放在枕头底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
    
炎樱说:“让我把它放在肚子里,把枕头放在肚子上面吧。”

十、双声

梦①与张爱玲一同去买鞋。两人在一起,不论出发去做什么事,结局总是吃。

①我替她取名“炎樱”,她不甚喜欢,恢复了原来的名姓“莫黛”——“莫”是姓的译音,“黛”是因为皮肤黑。——然后她自己从阿部教授那里,发现日本古传说里有一种吃梦的兽叫做“”,就改“莫”为“”。“”可以代表她的为人,而且云鬓高耸,本来也像个有角的小兽。“黛”读起来不大好听,有点像“麻袋”,有一次在电话上又被人缠错了当作“毛头”,所以又改为“梦”。这一次又有点像“嫫母”。可是我不预备告诉她了。——作者原注。

“吃什么呢?”梦照例要问。

张爱玲每次都要想一想,想到后来还是和上次相同的回答:“软的,容易消化的,奶油的。”

在咖啡馆里,每人一块奶油蛋糕,另外要一份奶油;一杯热巧克力加奶油,另外要一份奶油。虽然是各自出钱,仍旧非常热心地互相劝诱:“不要再添点什么吗?真的一点都吃不下了吗?”主人让客人的口吻。

张爱玲说:“刚吃好,出去一吹风要受凉的,多坐一会好么?”坐定了,长篇大论地说起话来;话题逐渐严肃起来的时候,她又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很像一个座谈会了。”

起初梦说到圣诞节的一个跳舞会:“他们玩一种游戏,叫做:‘向最智慧的鞠躬,向最美丽的下跪,向你最爱的接吻。”

“哦,许多人向你下跪吗?”

梦在微明的红灯里笑了,解释似地说:“那天我穿了黑的衣裳,把中国小孩旧式的围嘴子改了个领圈——你看见过的那围嘴子,金线托出了一连串的粉红蟠桃。那天我实在是很好看。”

“唔。也有人说你是他最爱的吗”?

“有的。大家乱吻一阵,也不知是谁吻谁,真是傻。我很讨厌这游戏,但是如果你一个人不加入,更显得傻。我这个人顶随和。我一个朋友不是这样说的吗:‘现在你反对共产主义,将来万一共产了,你会变成最活动的党员,就因为你绝对不能做个局外人。’——看你背后有什么。”

“噢,棕榈树,”张爱玲回头一看,盆栽的小棕树手爪样的叶子正罩在她头上,她不感兴趣地拨了拨它,“我一点也不觉得我是坐在树底下。”咖啡馆的空气很菲薄,苹果绿的墙,粉荷色的小灯,冷清清没有几个人。“他们都是吻在嘴上的么,还是脸上?”

“当然在嘴上,他们只有吻在嘴上才叫吻。”

“光是嘴唇碰着的,银幕上的吻么?”

“不是的。”

“哦。”

“真讨厌,我只有一种兽类的不洁的感觉。”梦不愉快的时候,即刻换了一种薄薄的单寒的喉咙,与她腴丽的人完全不相称。“可是我装得很好,大家还以为我玩得非常高兴呢,谁也看不出我的嫌恶。”

“上海那些杂七骨董的外国人,美国气很重,这样的‘颈会’(注:英文用‘颈’字作为动词,专指当众的拥抱接吻,和中国‘交颈’意思又两样)在他们是很普通的吧?”

“也许我是太老式,我非常的不赞成。不但是当众,就是没人在——如果一个男人是认真喜欢你的,他还当你也一样地喜欢他,这对于他是不公平的,给他错误的印象。至于有时候,根本对方不把你看得太严重,再给他种种自由,自己更显得下贱。”

“的确是不好。桃乐赛·狄斯说的——引经据典引到狄斯女士信箱,好像太浅薄可笑,可是狄斯女士有些话实在是很对——她说美国的年轻人把‘颈’看得太随便,弄惯了,什么都稀松平常,等到后来真的遇见了所爱的人,应当在身体的接触上得到大大的快乐,可是感情已经钝化了,所以也是为他们自己的愉快打算……”

:“也许他们等不及呢——情愿零零碎碎先得到一点愉快。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他们喜欢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不对;如果一个女孩子本身并没有需要,只是为了一时风气所趋,怕人家笑她落后或是缺乏性感,也不得不从众,那我想是不对。”

张:“可是,如果她感到需要的话,这样挑拨也是很危险的,进一步引到别的上头,会有比较严重的结果,你想不是么?接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嗳,对了。”

张:“如果她不感到需要,当然逼迫自己也是很危险的——印象太坏了,会影响到以后的性心理。”

:“只有俄国女人是例外。俄国女孩子如果放浪一点,也是情有可原,她们老得特别的快,结婚没有多时就胖得像牛。以后无论她们需要不需要,反正没有多少罗曼斯了。——真的,俄国女人年纪大一点就简直看不得。古话说:‘没结婚,先看你的丈母娘。’(因为丈母娘就是妻子老来的影子)如果男人要照这样做,所有的俄国女人全没有结婚的机会了……那天的宴会里有几个俄国青年编了一出极短的戏,很有趣,叫‘永远的三角’。非常简单,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迎面走来,抱住了,同声说:‘我的爱!’窗外有个人影一闪,女人急了,说‘我的丈夫!’男人匆匆地要溜,说:‘我的帽子!’完了。”

张:“真好!——不知为什么,白俄年轻的时候有许多聪明的,到后来也不听见他们怎样,从来没有什么成就。杂种人也是这样,又有天才,又精明,会算计……”(突然地,她为梦恐惧起来)。

:“是的,大概是因为缺少鼓励。社会上对他们有点歧视。”

张:“不,我想上海在这一点上倒是很宽容的,什么都是自由竞争。我想,还是因为他们没有背景,不属于哪里,沾不着地气。”

:“也许。哎,我还没说完呢,关于他们的戏,还有‘永远的三角在英国’:妻子和情人拥抱着,丈夫回来撞见了,丈夫非常地窘,喃喃地造了点借口,拿了他的雨伞,重新出去了。‘永远的三角在俄国’:妻子和情人拥抱,丈夫回来看见了,大怒,从身边拔出三把手枪来,给他们每人一把,他自己也拿一把,各自对准了太阳穴,轰然一声,同时自杀了。”

张:“真可笑,真像!”

:“妒忌这样东西真是——拿它无法可想。譬如说,我同你是好朋友。假使我有丈夫,在他面前提起你的时候,我总是只说你的好处,那么他当然只知道你的好处,所以非常喜欢你。那我又不情愿了。——如果是你呢?”

张:“我也要妒忌的。”

:“又不便说明,闷在心头,对朋友,只有在别的上头刻毒些——可以很刻毒。多年的感情渐渐地被破坏,真是悲惨的事。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说明的。你答应我,如果有这样的一天,你就对我说:‘梦,我妒忌了。你留神一点,少来来!”

张:(笑)“好的,一定。”

:“我不大能够想象,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丈夫在吻你,我怎么办——口吐白沫大闹一场呢,还是像那英国人似的非常窘,悄悄躲出去。——还有一点奇怪的,如果我发现我丈夫在吻你,我妒忌的是你而不是他——”

张:(笑起来)“自然当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呢?你有时候头脑非常混乱。”

:(继续想她的)“我想我还是不会大闹的。大闹过后,隔了许多天,又懊悔起来,也许打个电话给你,说:‘张爱①,几时来看看我吧!’”

①因为“爱玲”这种名字太难听,所以有时候称“张爱”。

张:“我是不会当场发脾气的,大约是装做没看见,等客人走了,背地里再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问也是多余的,我总觉得一个男人有充分的理由要吻你。不过原谅归原谅,这到底是不行的。”

:“当然!堂堂正正走进来说:‘喂,这是不行的!’”

张:“在我们之间可以这样,换了一个别的女人就行不通。发作一场,又做朋友了,人家要说是神经病。而且麻烦的是,可妒忌的不单是自己的朋友,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越脾气大。忍忍就好。”

:“不过这多讨厌呢,常常要疑心——当然你想着谁都是喜欢他的,因为他是最最好的——不然也不会嫁给他了。生命真是要命的事!”

张:“关于多妻主义——”

:“理论上我是赞成的,可是不能够实行。”

张:“我也是,如果像中国的弹词小说里的,两个女人是姊妹或是结拜姊妹呢?”

:“只有更糟。”

张:“是的。可是如果另外的一个女人是你完全看不起的,那也是我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的。结果也许你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使得你自己喜欢她。是有那样的心理的。当然,喜欢了之后,只有更敌视。”

:“幸而现在还轮不到我们。欧洲就快要行多妻主义了,男人死得太多——看他们可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想出来。”

张:(猝然,担忧地)“梦,将来你老了的时候预备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印度装的披纱——我想那是最慈悲的。不管我将来嫁给印度人或是中国人,我要穿印度的披纱——石像的庄严,胖一点瘦一点都没有关系。或者,也许,中国旧式的袄裤……”

张:(高兴起来)“嗳,对了,我也可以穿长大的袄裤,什么都盖住了,可是仍旧很有样子;青的,黑的,赫黄的,也有许多陈年的好颜色。”

:“哪,现在你放心了!对于老年没有恐惧了,是不是?从来没有看见张爱这样的人!连将来她老了的时候该穿什么衣服都要我预先决定!是不是我应当在遗嘱上写明了:几年以后张爱可以穿什么什么……”

张:(笑)“不是的——你知道我最恨现在这班老太太,怎么暗淡怎么穿。瑟瑟缩缩的,如果有一点个性,就是教会气。外国老太太们倒是开通,红的花的都能穿,大块的背脊上,密密的小白花,使人头昏,蓝底子印花绸,红底子印花布,包着不成人形的肉,真难看!”

:“噢,你记得上回我跟一个朋友讨论东西洋的文化,我忽然想起来有一点我要告诉他:西方的时装也是一代否定一代的,所以花样翻新,主意非常多;而印度的披纱是永久的,慢慢地加一点进去,加一点进去,终于成了定型,有普遍的包涵的美,改动一点小节都不可能。还有关于日本文化——我对日本文化的迷恋,已经过去了。”

 张:“啊,我也是!三年前,初次看见他们的木版画,他们的衣料、瓷器,那些天真的、红脸的小兵,还有我们回上海来的船上,那年老的日本水手拿出他三个女儿的照片给我们看;路过台湾,台湾的秀丽的山,浮在海上,像中国的青绿山水画里的,那样的山,想不到,真的有!日本的风景听说也是这样。船舱的窗户洞里望出去,圆窗户洞,夜里,海湾是蓝灰色的,静静的一只小渔船,点一盏红灯笼……那时候真是如痴如醉地喜欢着呀!”

:“是的,他们有一种雅气的风韵,非常可爱的。”

张:“对于我,倒不是完全因为他们的雅气。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他们有一种含蓄的空气。”

:“嗳,好的就是那种空气。譬如说山上有一层银白的雾,雾是美的,然而雾的后面还是有个山在那里。山是真实。他们的雾,后面没有山。”

张:“是的,他们有许多感情都是浮面的。对于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他们没有感情;对于熟悉的东西,每一样他们都有一个规定的感情——‘应当怎样想’。”

:“看他们的画,在那圆熟嫣丽之中,我总觉得还有更多更多的意思,使人虚心地等待着。可是现在我知道,一眼看到的,就全在那里了。”

张:“……”

:“……”

张:“……”

:“你想我们批评得太苛刻么?我们总是贪多贪多,总是不满足。”

张:“我想并不太苛刻。可是,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较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

:“我也是。”

张:“现在的中国和印度实在是不大好。至于外国,像我们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就连我所喜欢的赫克斯莱,现在也渐渐的不喜欢了。”

:“是的,他并没有我们所想的伟大。”

张:“初看是那么深而狭,其实还是比较头脑简单的。”

:“就连埃及的艺术,那样天高地厚的沉默,我都有点疑心,本来没有什么意思,意思都是我们自己给加进去的。”

张:“啊,不过,一切的艺术不都是这样的么?这有点不公平了。”

:(笑)“我自己也害怕,这样地没常性,喜欢了又丢掉,一来就粉碎了幻象。”

张:“我想是应当这样的,才有个比较同进步。有些人甚至就停留在王尔德上——真是!”

:“王尔德那样的美真是初步的。——所以我害怕呀,现在我同你说话,至少我知道你是懂得的;同别人说这些,人家尽管点头,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懂得了没有?家里人都会当我发疯!所以,你还是不要走开吧!”

张:“好,不走。我大约总在上海的。”

:“日本人的个性里面有一种完全——简直使人灰心的一种完全。嫁给外国人的日本女人,过了大半辈子的西洋生活,看上去是绝对地被同化了,然而丈夫一死,她带了孩子,还是要回日本,马上又变成最彻底的日本人,鞠躬,微笑,成串地说客气话,爱国爱得很热心,同时又有那种深深浅浅的凄清……”

张:“嗳,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同家乡真的隔绝了的话,就简直不行。像美国的日侨,生长在美国的,那是非常轻快漂亮,脱尽了日本气的了;他们之中就很少好的,我不喜欢他们。不像中国人,可以有欧化的中国人,到底也还是中国人,也有好有坏。日本人是不能有一半一半的。”

:“你记得你告诉过我,一个人种学家研究出来,白种人的思想是一条直线,中国人的思想是曲折的小直线;白种人是严格地合逻辑的,而中国人的逻辑常常转弯,比较活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却是更奇怪的,是两条平行的虚线,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然后再是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这样推行下去。——这不是就像一个人的足印?足印与足印之间本来是有空隙的,即使高一脚,低一脚,踏空了一步,也没有大碍;不像一条直线,一下子中断了,反而不容易连下去。”

张:“呀,真好,两条平行的虚线比作足迹。单是想到一个人的足迹,这里面就有一种完整性。”

从咖啡店里走出来,已经是黑夜,天上有冬天的小小的蛾眉月和许多星,地上,身上,是没有穿衣服似的,漫了水似的,透明透亮的寒冷。她们的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同样的远近;可是梦坚持着要人送,张爱玲虽然抱怨着,还是陪她向那边走去。

张:(战抖着)“真冷!不行,我一定要伤风了!”

:“不会的。多么可爱的,使人神旺的天气!”

张:“你当然不会伤风,再冷些你也可以不穿袜子,吃冰淇淋,出汗。我是要回去了!越走,回去的路越远。不行,我真的要生病了!”

:“啊,不要回去,送我就送到底吧,也不要生病!”

张:“你不能想象生病的苦处。现在你看我有说有笑,多少也有点思想,等回去发烧呕吐了,却只有我一个人。我姑姑常常说我自私:‘只有梦,比你还自私!’”

:“啊,难道你也真的这样想么?喂,我有很好的一句话批评阿部教授的短篇小说《星期五之花》。那一篇我看到实在很失望。”

张:“我也是。仿佛是要它微妙的,可是只做到轻淡。”

:“是的,不过是一点小意思,经不起这样大写的。整个地拉得太长,摊得太薄了。可是我说得它很美丽,我说它是一张铅笔画,上面却加上了两笔墨水的勾勒,落了痕迹了。我就这样写在作文里交了进去,你想他会生气么?”

张:“不会的吧?可是不行,我真的要回去了,太冷了!”

:“啊,这样走着说话不是很好么?”

张:“是的,可是,回去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有时候我耐不住一刻的寂寞。电车上倒是有许多人,热热闹闹的,可是挤不上。不然就坐三轮车回去,把时间缩短一点也好,我又不愿意花那个钱,太冤枉了!为什么我要把你送到家然后自己叫三轮车回去?又不是你的男朋友!——除非你替我出一半钱。”

:“好了好了,不要叽咕了,你叫三轮车回去,我出一半。”

张:“好的,那么。”

张爱玲没有一百元的票子,问梦借了两百块,坐车用了一百七十,在车上一路算着梦应当出八十五,下次要记着还她一百十五元。她们的钱向来是还来还去,很少清帐的时候

十一、我看苏青

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情形。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普通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话既多,又都是直说,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一览无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许多人,对于文艺本来不感到兴趣的,也要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写。我想他们多少有一点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骂的资料。大众用这样的态度来接受《结婚十年》,其实也无损于《结婚十年》的价值。在过去,大众接受了《红楼梦》,又有几个不是因为单恋着林妹妹或是宝哥哥,或是喜欢里面的富贵排场?就连《红楼梦》大家也还恨不得把结局给修改一下,方才心满意足。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生长出来的,同时又是高等的艺术,那样的东西,不是没有,例如有些老戏,有些民间故事,源久流长的;造形艺术一方面的例子尤其多。可是没法子拿这个来做创作的标准。迎合大众,或者可以左右他们一时的爱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写不出苏青那样的真情实意的书。

而且无论怎么说,苏青的书能够多销,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

我认为《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点:从前她进行离婚,初出来找事的时候,她的处境是最确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而她现在的地位是很特别的,女作家的生活环境与普通的职业女性,女职员女教师,大不相同,苏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种特殊的习气,不能代表一般男人。而苏青的观察态度向来是非常的主观,直接,所以,虽然这是一切职业文人的危机,我格外的为苏青虑到这一点。)也有两篇她写得太潦草,我读了,仿佛是走进一个旧识的房间,还是那些摆设,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很惆怅。有人批评她的技巧不够,其实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喜欢花哨的稚气些的作者读者是不能领略的。人家拿艺术的大帽子去压她,她只有生气,渐渐的也会心虚起来,因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可是这些以后再谈吧,现在且说她的人。她这样问过我:“怎么你小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着,总找不到。”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发现人家的短处,不过是将立体化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墙上,已经画好了在那里,只等用黑笔勾一勾。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书里多的是这等人,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现社会的空气,同时也比较容易写。从前人说“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似乎倒是圣贤豪杰恶魔妖妇之类的奇迹比较普通人容易表现,但那是写实工夫深浅的问题。写实工夫进步到托尔斯泰那样的程度,他的小说里却是一班小人物写得最成功,伟大的中心人物总来得模湖,隐隐地有不足的感觉。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说了,总把他们的好人写得最坏。所以我想,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吧,等我多一点自信再尝试。

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受,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见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需有接触,也是斤斤较量,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但是像苏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会记恨的。——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她起初写给我的索稿信,一来就说“叨在同性”,我看了总要笑。——也不是因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第一,我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苏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女人的弱点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讲理。譬如说,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记者”方面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爱的。

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她与她丈夫之间,起初或者有负气,得到离婚的一步,却是心平气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简单。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他不能养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职业上的发展。而苏青的脾气又是这样,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开。这使我想起我自己,从父亲家里跑出来之前,我母亲秘密传话给我:“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当时虽然被禁锢着,渴想着自由,这样的问题也还使我痛苦了许久。后来我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擘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味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中国的房屋有所谓“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这里就有一点苏青的空气。

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发来解释。说到物质,与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开的。可是我觉得,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就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也许我见识得不够多,可以这样想。

我对于声色犬马最初的一个印象,是小时候有一次,在姑姑家里借宿,她晚上有宴会,出去了,剩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对门的逸园跑狗场,红灯绿灯,数不尽的一点一点,黑夜里,狗的吠声似沸,听得人心里乱乱地。街上过去一辆汽车,雪亮的车灯照到楼窗里来,黑房里家具的影子满房跳舞,直飞到房顶上。

久已忘记了这一节了。前些时有一次较紧张的空袭,我们经济力量够不上逃难(因为逃难不是一时的事,却是要久久耽搁在无事可做的地方),轰炸倒是听天由命了,可是万一长期地断了水,也不能不设法离开这城市。我忽然记起了那红绿灯的繁华,云里雾里的狗的狂吠。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只白蜡烛,黄瓷缸上凸出绿的小云龙,静静含着圆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搭滴搭走。蜡烛放在热水汀上的一块玻璃板上,隐约的照见热水汀管子的扑落,扑落上一个小箭头指着“开”,另一个小箭头指着“关”,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烛光,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慨叹着回忆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代。这一切,在着的时候也不曾为我所有,可是眼看它毁坏,还是难过的——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了呀!

一只钟滴搭滴搭,越走越响。将来也许整个的地面上见不到一只时辰钟。夜晚投宿到荒村,如果忽然听见钟摆的滴搭,那一定又惊又喜——文明的节拍!文明的日子是一分一秒划分清楚的,如同十字布上挑花。十字布上挑花,我并不喜欢,绣出来的也有小狗,也有人,都是一曲一曲,一格一格,看了很不舒服。蛮荒的日夜,没有钟,只是悠悠地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日子过得像钧窖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晕,那倒也好。

我于是想到我自己,也是充满了计划的。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在那边三年,于我有益的也许还是偷空的游山玩水,认为是糟蹋时间。我一个人坐着,守着蜡烛,想到从前,想到现在,近两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应当有数。

后来看到《天地》,知道苏青在同一晚上也感到非常难过。然而这末日似的一天终于过去了。一天又一天。清晨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房里嗤嗤嗤拉窗帘的声音;后门口,不知哪一家的男佣人在同我们阿妈说话,只听见嗡嗡的高声,不知说些什么,听了那声音,使我更觉得我是深深睡在被窝里,外面的屋瓦上应当有白的霜——其实屋上的霜,还是小时候在北方,一早起来常常见到的,上海难得有——我向来喜欢不把窗帘拉上,一睁眼就可以看见白天。即使明知道这天不会有什么事发生的,这堂堂的开头也可爱。

到了晚上,我坐在火盆边,就要去睡觉了,把炭基子戳戳碎,可以有非常温暖的一刹那;炭屑发出很大的热气,星星红火,散布在高高下下的灰堆里,像山城的元夜,放的烟火,不由得使人想起唐宋的灯市的记载。可是我真可笑,用铁钳夹住火杨梅似的红炭基,只是舍不得弄碎它。碎了之后,灿烂地大烧一下就没有了。虽然我马上就要去睡了,再烧下去于我也无益,但还是非常心痛。这一种吝惜,我倒是很喜欢的。

我有一件蓝绿的薄棉袍,已经穿得很旧,袖口都泛了色了,今年拿出来,才上身,又脱了下来,唯其因为就快坏了,更是看重它,总要等再有一件同样的颜色的,才舍得穿。吃菜我也不讲究换花样。才夹了一筷子,说:“好吃,”接下去就说:“明天再买,好么?”永远蝉联下去,也不会厌。姑姑总是嘲笑我这一点,又说:“不过,不知道,也许你们这种脾气是载福的。”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的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划得这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趁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称了一声“Sister”。她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我也没有多寒暄,径自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为止。第二天我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简直可笑——我自从长大自立之后实在难得掉眼泪的。

我对姑姑说:“姑姑虽然经过的事很多,这一类的经验却是没有的,没做过穷学生,穷亲戚。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了的缘故。”姑姑说:“你什么时候做过穷亲戚的?”我说:“我最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刚离开父亲家不久,舅母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她要把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我穿。我连忙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红了脸,眼泪滚下来了,我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

真是小气得很,把这些都记得这样牢,但我想于我也是好的。多少总受了点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

想到贫穷,我就想起有一次,也是我投奔到母亲与姑姑那里,时刻感到我不该拖累了她们,对于前途又没有一点把握的时候。姑姑那一向心境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兴,因为我想吃包子,用现成的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包子上面皱着,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皱了起来,一把抓似的,喉咙里一阵阵哽咽着,东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有什么滋味。好像我还是笑着说“好吃”的。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

看苏青文章里的记录,她有一个时期的困苦的情形虽然与我不同,感情上受影响的程度我想是与我相仿的。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个性的关系。

姑姑常常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一身俗骨!”她把我父母分析了一下,他们纵有缺点,好像都还不俗。有时候我疑心我的俗不过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时候又觉得是天生的俗。我自己为《倾城之恋》的戏写了篇宣传稿子,拟题目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浮起的是:“倾心吐胆话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话廿年”之类的题目,有一句非常时髦的,可是被我一学,就俗不可耐。

苏青是——她家门口的两棵高高的柳树,初春抽出了淡金的丝,谁都说:“你们那儿的杨柳真好看!”她走出走进,从来就没看见。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种无意的隽逸,譬如今年过年之前,她一时钱不凑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书又掉下来了,《结婚十年》龙凤贴式的封面纷纷滚在雪地里,那是一幅上品的图画。

对于苏青的穿着打扮,从前我常常有许多意见,现在我能够懂得她的观点了。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苏青的作风里极少“玩味人间”的成份。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试样子的时候,要炎樱帮着看看。我们三个人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樱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褶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减掉。最后,前面的一排大钮扣也要去掉,改装暗钮。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钮扣总要的吧?人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

我在旁边笑了起来,两手插在雨衣袋里,看着她。镜子上端的一盏灯,强烈的青绿的光正照在她脸上,下面衬着宽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憧憧的,更显明地看见她的脸,有一点惨白。她难得有这样静静立着,端相她自己,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之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我想到“乱世佳人”。

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她的家族观念很重,对母亲,对弟妹,对伯父,她无不尽心帮助,出于她的责任范围之外。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那还是自己人。她疼小孩子也是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孩子占我的便宜”。她的恋爱,也是要求可信赖的人,而不是寻求刺激。她应当是高等调情的理想对象,伶俐倜傥,有经验的,什么都说得出,看得开,可是她太认真了,她不能轻松,也许她自以为轻松的,可是她马上又会怪人家不负责。这是女人的矛盾么?我想,倒是因为她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的缘故。

高级调情的第一个条件是距离——并不一定指身体上的。保持距离,是保护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应用到别的上面,这可以说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结果生活得轻描淡写的,与生命之间也有了距离了。苏青在理论上往往不能跳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苏青来提倡距离,本来就是笑话,因为她是那样的一个兴兴轰轰火烧似的人,她没法子伸伸缩缩,寸步留心的。

我纯粹以写小说的态度对她加以推测,错误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我只能做到这样。

有一次我同炎樱说到苏青,炎樱说:“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总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安心。”然而苏青认为她就吃亏在这里。男人看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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