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口常开

第五编　文章寸心

目次

三十九、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四十、自己的文章

四十一、写什么

四十二、存稿

四十三、论写作

四十四、谈看书

四十五、谈看书后记

四十六、丈人的心

四十七、诗与胡说

四十八、忆胡适之

四十九、编后记

第五编　文章寸心

三十九、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四十、自己的文章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MichaelAngelo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斯泰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失。和《复活》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仍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营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在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实相适应的。他们需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偕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男人窦尧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小官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不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们也操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四十一、写什么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四十二、存稿

我写文章很慢而吃力，所以有时候编辑先生向我要稿子，我拿不出来，他就说：“你有存稿，拿一篇出来好了。”久而久之，我自己也疑心我的确有许多存稿囤在那里，终于下决心去搜罗一下。果然，有是有的。我现在每篇摘录一些，另作简短的介绍。有谁愿意刊载的话，尽可以指名索取——就恐怕是请教乏人。

年代最久远的一篇名唤《理想中的理想村》，大约是十二三岁时写的。以前还有，可惜散失了。我还记得最初的一篇小说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关于一个小康之家，姓云，娶了个媳妇名叫月娥，小姑叫凤娥。哥哥出门经商去了，于是凤娥便乘机定下计策来谋害嫂嫂。写到这里便搁下了，没有续下去，另起炉灶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我喜欢那时候，那仿佛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我记得这一篇是在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起的稿，簿子宽而短，分成上下两截，淡黄的竹纸上印着红条子。用墨笔写满了一张，有个亲戚名唤“辫大侄侄”的走来看见了——我那时候是七岁罢，却有许多二十来岁的堂房侄子——他说“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我觉得非常得意，可是始终只写了这么一张，没有这魄力硬挺下去。

（似乎我从九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但那时候投稿《新闻报》本埠附刊几次都消息沉沉，也就不再尝试了，直到两年前。）

再歇了几年，在小学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写成一篇有收梢的小说。女主角素贞，和她的情人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的表姐芳婷。她把男朋友介绍给芳婷，便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素贞愤而投水自杀。小说用铅笔写在一本笔记簿上，同学们睡在蚊帐里翻阅，摩来摩去，字迹都擦糊涂了。书中负心的男子名叫殷梅生，一个姓殷的同学便道：“他怎么也姓殷？”提起笔来就改成了王梅生。我又给改回来。几次三番改来改去，纸也擦穿了。这是私下里做的。在学校里作文，另有一种新的台阁体，我还记得一行警句：“那醉人的春风，把我化成了石像在你的门前。”《理想中的理想村》便是属于这时期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我写的，这里有我最不能忍耐的新文艺滥调；“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晚饭后，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褪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幅桃色的网，从山顶上撒下来，笼罩着全山……这里有的是活跃的青春，有的是热的火红的心，没有颓废的小老人，只有健壮的老少年。银白的月踽踽地在空空洞洞的天上徘徊，她仿佛在垂泪，她恨自己的孤独。……还有那个游泳池，永远像一个慈善的老婆婆，满脸皱纹地笑着，当她看见许多活泼的孩子像小美人鱼似的噗通噗通跳下水去的时候，她快乐得爆出极大的银色水花。她发出洪亮的笑声。她虽然是老了，她的心是永远年轻的。孩子们爱她，他们希望他们不辜负她的期望。他们努力地要成为个游泳健将。……沿路上都是蓬勃的，微笑着的野蔷薇，风来了，它们扭一扭腰，送一个明媚的眼波，仿佛是在时装展览会见表演时装似的。清泉潺潺地从石缝里流，流，流，一直流到山下，聚成一片蓝光滟潋的池塘。在熏风吹醉了人间的时候，你可以耽在小船上，不用划，让它轻轻地，仿佛是怕惊醒了酣睡的池波，飘着飘着，在浓绿的垂杨下飘着。……这是多么富于诗意的情景哟！”

虽然我不喜欢张资平，风气所趋，也不免用了两个情感洋溢的“哟”字。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她姓张，我也姓张；她喜欢张资平，我喜欢张恨水，两人时常争辩着。后来我就写了个长篇的纯粹鸳蝴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回目是我父亲代拟的，颇为像样，共计五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隐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

开端写宝玉收到傅秋芳寄来的一张照片：“宝玉笑道：‘袭人你倒放出眼光来批评一下子，是她漂亮呢还是——还是林妹妹漂亮？’袭人向他重重的瞅了一下道：‘哼！我去告诉林姑娘去！拿她同外头不相干的人打比喻……别忘记了，昨天太太嘱咐过，今儿晚上老爷乘专车从南京回上海，叫你去应一应卯儿呢，可千万别忘记了，又惹老爷生气。”写贾琏得官：“黑压压上上下下挤满了一屋子人，连赵姨娘周姨娘也从小公馆里赶了来了，赵姨娘还拉着袖子和凤姐儿笑着嚷：‘二奶奶大喜呀！’……凤姐儿满脸是笑，一把拉着宝玉道：‘宝兄弟，去向你琏二哥道个喜吧！老爷栽培他，给了他一个铁道局局长干了！’宝玉……挤了进去，又见贾母歪在杨妃榻上，鸳鸯蹲在小凳上就着烟灯烧鸦片，琥珀斜欠倚在榻上给贾母捶腿……贾琏这时候真是心花一朵朵都开足了，这一乐直乐得把平时的洋气派洋礼节都忘得干干净净，退后一步，垂下手来，恭恭敬敬给贾政请了个安，大声道：‘谢谢二叔的栽培。’”

凤姐儿在房中置酒相庆，“自己坐了主席，又望着平儿笑道：‘你今天也来快活快活，别拘礼了，坐到一块儿来乐一乐罢！’……三人传杯递盏……贾琏道：‘这两年不知闹了多少饥荒，如今可好了……’凤姐瞅了他一眼道：‘钱留在手里要咬手的，快去多讨两个小老婆罢！’贾琏哈哈大笑道：‘奶奶放心，有了你和平儿这两个美人胎子，我还讨什么小老婆呢？’凤姐冷笑道：‘二爷过奖了！你自有你的心心念念睡里梦里都不忘记的心上人放在沁园村小公馆里，还装什么假惺惺呢？大家心里都是透亮的了！’贾琏忙道：‘尤家的自从你去闹了一场之后，我听了你的劝告，一趟也没有去过，这是平儿可以作证人的。’凤姐道：‘除了她，你外面还不知养着几个堂子里的呢！我明儿打听明白了来和你仔仔细细算一笔总账！’平儿见他俩话又岔到斜里去了，连忙打了个岔混了过去。”

贾珍带信来说尤二姐请下律师要控告贾琏诱奸遗弃，因为他“新得了个前程，官声要紧，”打算大大诈他一笔款子。贾琏无法筹款，“想来想去唯有向贾珍那里去通融通融，横竖这事起先是他也有一份儿在内的，谅他不至坚拒。”贾珍挪了尤氏的私房钱给他，怕他赖债，托词是向朋友处转借来的。

底下接写主席夫人贾元春主持的新生活时装表演，秦钟智能的私奔，贾府里打发出去的芳官藕官加入歌舞团，复为贾珍父子及宝玉所追求；巧姐儿被绑；宝玉闹着要和黛玉一同出洋，家庭里通不过，便负气出走，贾母王夫人终于屈服。“袭人叫宝玉到宝钗处辞行，宝玉推说：‘姨妈近来老不给人好脸子看，’后来他自己心里也觉不过意，问袭人道：‘宝姐姐有什么怪我的话吗？’袭人道：‘我怎么知道你们的事呢？’宝玉……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临行的时候，宝黛又拌了嘴，闹决裂了，一时不及挽回，宝玉只得单身出国去了。

这是通俗小说，一方面我也写着较雅驯的东西。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在校刊上发表了两篇新文艺腔很重的小说，《牛》与《霸王别姬》。《牛》可以代表一般“爱好文艺”的都市青年描写农村的作品，也许是其志可嘉，但是我看了总觉不耐烦：

 “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水心疏疏几把狗尾草，随着水涡，轻轻摇着浅栗色的穗子。迎面吹来的风，仍然是冰凉地从鼻尖擦过，不过似乎比冬天多了一点青草香。

禄兴在板门上磕了磕烟灰，紧了一紧束腰的带子，向牛栏走去。在那边，初晴的稀薄的太阳穿过栅栏，在泥地上匀铺着长方形的影和光。两只瘦怯怯的小黄鸡抖着粘湿的翅膀，走来走去啄食吃。牛栏里面，积满灰尘的空水槽寂寞地躺着，上面铺了一层纸，晒着干菜。角落里，干草屑还存在。栅栏有一面磨擦得发白，那是从前牛吃饱了草颈项发痒磨的。禄兴轻轻地把手放在磨坏的栅栏上，抚摸着粗糙的木头，鼻梁上一缕辛酸味慢慢向上爬，堵住了咽喉，泪水泛满了眼睛。”禄兴卖掉了牛，春来没有牛耕田，打算送两只鸡给邻舍，租借一只牛。禄兴娘子起初是反对的：“‘天哪！先是我那牛……我那牛……活活给人牵去了，又是银簪子……又该轮到这两只小鸡了！你一个男子汉，只会算计我的东西……’”

牛到底借来了，但是那条牛脾气不好，不伏他管束。禄兴略加鞭策，牛向他冲过来，牛角刺入他的胸膛，他就这样的送了命。

“又是一个黄昏的时候，禄兴娘子披麻戴孝送着一个两人抬的黑棺材出门。她再三把脸贴在冰凉的棺材板上，用她披散的乱发揉擦着半干的封漆。她那柔驯的战抖的棕色大眼睛里面充满了眼泪；她低低地用打颤的声音说：‘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会吃会做的壮牛……活活给牵走了……银簪子……陪嫁的九成银，亮晶晶的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还有你也让人抬去了……’她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淅淅飞去。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口，被炊烟熏得迷迷镑镑，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犬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

去年看了李世芳的《霸王别姬》，百感丛生，想把它写成一篇小说，可是因为从前已经写过一篇，当时认为动人的句子现在只觉得肉麻与憎恶；因为摆脱不开那点回忆，到底没有写成。那篇《霸王别姬》很少中国气味，近于现在流行的古装话剧。项羽是“江东叛军领袖”，虞姬是霸王身背后的一个苍白的忠心的女人，霸王果然一统天下，她即使做了贵妃，前途也未可乐观。现在，他是她的太阳，她是月亮，反射他的光。他若有了三宫六院，便有无数的流星飞入他们的天宇。因此她私下里是盼望这战一直打下去的。困在垓下的一天晚上，于巡营的时候，她听到敌方远远传来“哭长城”的楚国小调。她匆匆回到营帐里去报告霸王，但又不忍心唤醒他。“他是永远年轻的人们中的一个：虽然他那纷披在额前的乱发已经有几根灰白色，并且光阴的利刃已经在他坚凝的前额上划了几条深深的皱痕，他的熟睡的脸依旧含着一个婴孩的坦白和固执。”

霸王听见了四面楚歌，知道刘邦已经尽得楚地了。“虞姬的心在绞痛，当她看见项王的倔强的嘴唇转成了白色。他的眼珠发出冷冷的玻璃一样的光辉。那双眼睛向前瞪着的神气是那样的可怕，使她忍不住用她宽大的袖子去掩住它。她能够觉得他的睫毛在她的掌心急促地翼翼扇动，她又觉得一串冰凉的泪珠从她手心里一直滚到她的臂弯里。这是她第一次知道那英雄的叛徒也是会流泪的动物。

“他甩掉她的手，拖着沉重的脚步，歪歪斜斜走回帐篷里。她跟了进来，看见他伛偻着腰坐在榻上，双手捧着头。蜡烛只点剩了拇指长的一截。残晓的清光已经透进了帷幔。

“‘给我点酒。’他抬起眼来说。

“当他捏着满泛了琥珀的流光的酒盏在手里的时候，他把手撑在膝盖上，微笑看着她。

“‘虞姬，我们完了。看情形，我们是注定了要做被包围的困兽了，可是我们不要做被猎的，我们要做猎人。明天——啊，不，今天——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行猎了。我要冲出一条血路，从汉军的军盔上面踏过去！哼，那刘邦，他以为我已经被他关在笼子里了吗？我至少还有一次畅快的围猎的机会，也许我的猎枪会刺穿他的心，像我刺穿一只贵重的紫貂一般。虞姬，披上你的波斯软甲，你得跟随我，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要死在马背上。’”

虞姬不肯跟他去，怕分了他的心。他说：“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把你献给刘邦吧！”

虞姬微笑。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

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

“‘我比较欢喜这样的收梢。’

“等她的身体渐渐冷了之后，项王把她胸脯上的刀拔了出来，在他的军衣上揩抹掉血渍。然后，咬着牙，用一种沙嗄的野猪的吼声似的声音，他喊叫：

“‘军曹，军曹，吹起号角来！吩咐备马，我们要冲下山去！’”

末一幕太像好莱坞电影的作风了。

后来我到香港去读书，歇了三年光景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为了练习英文，连信也用英文写。我想这是很有益的约束。现在我又写了，无限制地写着。实在是应当停一停了，停过三年五载，再提起笔来的时候，也许得有寸进，也未可知。

四十三、论写作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们大家点头领会。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们早已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当我将一篇小说写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撕毁了的时候，我想到那位教师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

写作果然是一件苦事么？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说话也同样是发表意见，不见得写文章就比说话难。古时候，纸张笔墨未经发明，名贵的记录与训诲，用漆写在竹简上，手续极其累赘麻烦，人们难得有书面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作风方面力求其简短含蓄，不许有一句废话。后来呢，有了纸，有了笔，可以一摇而就，废话就渐渐多了。到了现在，印刷事业发达，写文章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郑重出之。最近纸张缺乏，上海的情形又略有变化，执笔者不得不三思而后写了。

纸的问题不过是暂时的，基本问题还是：养成写作习惯的人，往往没有话找话说，而没有写作习惯的人，有话没处说。找并不是说有许多天才默默无闻地饿死在阁楼上。比较天才更为要紧的是普通人。一般的说来，活过半辈子的人，大都有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也许是至理名言，也许仅仅是无足重轻的一句风趣的插诨，然而积少成多，究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项损失。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太太，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对于老年人的脱发有极其精微的观察。她说：中国老太太从前往往秃头，现在不秃了。老太爷则反是，从前不秃，现在常有秃的。外国老太太不秃而老太爷秃。为什么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结论：旧时代的中国女人梳着太紧的发髻，将头发痛苦地往后拉着，所以易秃。男子以前没有戴帽的习惯，现在的中国男子与西方人一般的长年离不开帽子，戴帽于头发的健康有碍，所以秃头的渐渐多了。然则外国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秃呢？因为外国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压在眉心，忽而钉在脑后，时时改变位置，所以不至于影响到头皮的青春活力。诸如此类，有许多值得一记的话，若是职业文人所说，我就不敢公然剽窃了，可是像他们不靠这个吃饭的，说过就算了，我就像捡垃圾一般的捡了回来。

职业文人病在“自我表现”表现得过度，以致于无病呻吟，普通人则表现得不够，闷得慌。年纪轻的时候，倒是敢说话，可是没有人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出话来相当分量，谁都乐意听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学做人，一味的唯唯否否，出言吐语，切忌生冷，总拣那烂熟的，人云亦云。等到年纪大了，退休之后，比较不负责任，可以言论自由了，不幸老年人总是唠叨的居多，听得人不耐烦，任是入情入理的话，也当做耳边风。这是人生一大悲剧。真是缺乏听众的人，可以去教书，在讲堂上海阔天空，由你发挥，谁打呵欠，扣谁的分数——再痛快也没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请人吃饭，那人家就不能不委屈一点，听你大展鸿论，推断世界大战何时结束，或是追叙你当年可歌可泣的初恋。

《笑林广记》里有一个人，专好替人写扇子。这一天，看见朋友手摇白折扇，立刻夺过来要替他写。那朋友双膝跪下。他搀扶不迭道：“写一把扇子并不费事，何必行此大礼？”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写，我是求你别写。”

听说从前有些文人为人所忌，给他们钱叫他们别写，像我这样缺乏社会意识的，恐怕是享不到这种福了。

李笠翁在《闲情偶寄》里说“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入彀之法。开卷之初，当有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遽别，此一法也。”又要惊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稳住了人，似乎是近于妾妇之道。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西方有这么一句成语：“诗人向他自己说话，被世人偷听了去。”诗人之写诗，纯粹出于自然，脑子里决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面我们的学校教育却极力的警告我们作文的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这样究竟较为安全，除非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旷世奇才。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

说人家所要说的，是代群众诉冤出气，弄得好，不难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舆论对于左翼文学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诊脉不开方”。逼急了，开个方子，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分子之谈意识形态，正如某一时期的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这毛病的，这可以说是“男人病”的一种，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说了。

退一步想，专门描写生活困难吧。固然，大家都抱怨着这日子不容易过，可是你一味的说怎么苦怎么苦，还有更苦的人说：“这算得了什么？”比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无从诉苦了。

那么，说人家所要听的吧。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软性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错误观念。我们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来打比吧。抛开二者的文学价值不讲——大众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学价值的——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销路广的小说，家传户诵的也不是“香艳热情”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所以秽亵不秽亵这一层倒是不成问题的。

低级趣味不得与色情趣味混作一谈，可是在广大的人群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作者们感到曲高和寡的苦闷，有意的去迎合低级趣味。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既不相信他们那一套，又要利用他们那一套为号召，结果是有他们的浅薄而没有他们的真挚。读者们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觉得了。

要低级趣味，非得从里面打出来。我们不必把人我之间划上这么清楚的界限。我们自己也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也喜欢听明皇的秘史。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用不着扭捏地说：“恐怕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那不过是推诿。作者可以尽量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所能拿的。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

“要一奉十”不过是一种理想，一种标准。我们还是实际化一点，谈谈写小说的甘苦吧。小说，如果想引人哭，非得先把自己引哭了。若能够痛痛快快哭一场，倒又好了，无奈我所写的悲哀往往是属于“如匪浣衣”的一种。（拙作《倾城之恋》的背景即是取材于《柏舟》那首诗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吧？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心里很‘雾数’。”“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相等的名词。）

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就连P．G．Wodehouse那样的滑稽小说，也得把主人翁一步一步诱入烦恼丛中，愈陷愈深，然后再把他弄出来。快乐这东西是缺乏兴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乐，所以没有一出戏能够用快乐为题材。像《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与“闲情记趣”是根本不便搬上舞台的，无怪话剧里的拍台拍凳自怨自艾的沈三白有点失了真。

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愁烦。我写小说，每一篇总是写到某一个地方便觉得不能写下去了。尤其使我痛苦的是最近做的《年轻的时候》，刚刚吃力地越过了阻碍，正可以顺流而下，放手写去，故事已经完了。这又是不由得我自己做主的……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的吧？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

写这篇东西的动机本是发牢骚，中间还是兢兢业业的说了些玩话。一班文人何以甘心情愿守在“文字狱”里面呢？我想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文字的韵味。譬如说，我们家里有一只旧式的朱漆皮箱，在箱盖里面我发现这样的几行字，印成方块形：

高州钟同济铺在粤东省城城隍庙左便旧仓巷开张自造家用皮箱衣包帽盒发客贵客光顾请认招牌为记主固不误光绪十五年

我立在凳子上，手撑着箱子盖看了两遍，因为喜欢的缘故，把它抄了下来。还有麻油店的横额大匾“自造小磨麻油卫生麻酱白花生酱提尖锡糖批发”。虽然是近代的通俗文字，和我们也像是隔了一层，略有点神秘。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申曲里的几句套语：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照例这是当朝宰相或是兵部尚书所唱，接着他自思自想，提起“老夫”私生活里的种种问题。若是夫人所唱，便接着“老身”的自叙。不论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哀家”，他们具有同一种的宇宙观——多么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思之令人泪落。

四十四、谈看书

近年来看的书大部分是记录体。有个法国女历史学家佩奴德（ReginePernoud）写的艾莲娜王后传——即《冬之狮》影片女主角，离婚再嫁，先后母仪英法二国——里面有这么一句：“事实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沉的戏剧性，向来如此。”这话恐怕有好些人不同意。不过事实有它客观的存在，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确比较耐看，有回味。譬如小时候爱看《聊斋》，连学它的《夜雨秋灯录》等，都看过好几遍，包括《阅微草堂笔记》，尽管《阅微草堂》的冬烘头脑令人发指。多年不见之后，觉得《聊斋》比较纤巧单薄，不想再看，纯粹记录见闻的《阅微草堂》却看出许多好处来，里面典型十八世纪的道德观，也归之于社会学，本身也有兴趣。纪昀是太平盛世的高官显宦，自然没有《聊斋》的社会意识，有时候有意无意轻描淡写两句，反而收到含蓄的功效，更使异代的读者感到震动。例如农忙的季节，成群到外乡“插青”的农妇，偶尔也卖淫，当地大户人家临时要找个女人，她们公推一个少妇出来，她也“俯首无语”。伙伴间这样公开，回去显然瞒不住，似乎家里也不会有问题，这在中国农村几乎不能想象，不知道是否还是明末兵燹，满清入关后重大破坏的结果。手边无书，可能引错。这又已经六七年了，也说不定都缠夹，“姑妄言之”（纪昀的小标题之一）。

又有三宝四宝的故事：两家邻居相继生下一男一女，取名三宝四宝，从小订了婚，大家嘲笑他们是夫妻，也自视为夫妇。十三四岁的时候逃荒，路上被父母卖到同一个大户人家，看他们的名字以为是兄妹，乡下孩子也不敢多说。内外隔绝，后来四宝收房作妾，三宝抑郁而死。四宝听见这消息，才哭着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的婢媪，说一直还想有这么一天团聚，现在没指望了。长嚎几声，跳楼死了。转述这件新闻的人下评语说：“异哉此婢，亦贞亦淫，不贞不淫。”惋惜她死得太晚。纪昀总算说他持论太严，不读书的人，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

这里的鬼故事有一则题作《喷水老妇》，非常恐怖：一个人宿店，夜里看见一个肥胖的老妇拿着烫衣服用的小水壶，嘴里含着水喷射，绕着院子疾走。以为是隔壁裁缝店的人，但是她进屋喷水在大炕上睡的人脸上，就都死了。他隔窗窥视，她突然逼近，喷湿了窗纸，他立刻倒地昏迷不醒，第二天被人发现，才讲出这件事。这故事有一种不可思议，而又有真实感，如果不是真事，至少也是个噩梦。但是《阅微草堂》的鬼狐大都说教气息太浓，只有新疆的传说清新浑朴，有第一手叙述的感觉。当地有红柳树，有一尺来高的小人叫红柳娃，衣冠齐整，捉到了，会呦呦作声哀告叩头。放它走，跑了一段路又返身遥遥叩首，屡次这样，直到追不上为止。

最近读到“棉内胡尼”的事，马上想起红柳娃。夏威夷据说有个侏儒的种族，从前占有全部夏威夷群岛，土著称为棉内胡尼（Menehuni）。内中气候最潮湿的柯艾岛——现在的居民最多祖籍日本的菜农——山林中至今还有矮人的遗民，昼伏夜出，沿岸有许多石砌的鱼塘，山谷中又有石砌沟渠小路，都是他们建造的。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暂定棉内胡尼确实生存过，不过没有传说中那么小。像爱尔兰神话中的“小人”（littlepeople）与欧洲大陆上的各种小精灵，都只是当地早先的居民，身材较瘦小。棉内胡尼与夏威夷人同种，是最早的一拨移民，西历十二世纪又来了一拨，自南方侵入，征服了他们。柯艾岛似乎是他们最后的重镇，躲在山上昼伏夜出，有时候被迫替征服者造石阶平台等工程。据说只肯夜间工作，如果天明还没完工，就永远不造成。

后来他们大概绝了种，或者被吸收同化了，但是仍旧有人在山间小路上看见怪异的侏儒，神出鬼没。有个檀香山商人，到这荒山上打猎，夜间听见人语声，是一种古老的夏威夷方言，而他们这一行人始终没看见这山谷里有人烟。檀香山又有个科学家到这岛上收集标本，在山洞里过夜，听见像是钉锤敲打石头的声音，惊醒了在洞口张望，看见小径上有一点灯光明灭。他喊叫着打招呼，灯光立即隐去。第二天早上看见地下补上新石头，显然在修路。以为是私贩酿酒搬运下山，告诉老夏威夷人，却微笑着说：“棉内胡尼只打夜工。”——见夏威夷大学葛罗夫·戴教授（A．GroveDay）编《夏威夷的魅惑》（“The Spel of Hawaii”）散文选。人种学家瑟格斯（R．G．Suggs）说：“夏威夷的‘棉内胡尼’传说，在南太平洋有些别的岛上也有，其他的太平洋岛屿也有。出自一个共同的神话底层……夏威夷从来没有过漆黑的侏儒。”原来棉内胡尼非常黑，会不会是指菲律宾小黑人？马来亚、安达门群岛、新几内亚、澳洲东北角森林也有小黑人，台湾残存的少数“矮人”想必也是同种。现在零零碎碎剩下不多了，原先却是亚洲最早出现的人种之一，结集处分布很广。戴教授说科学“暂定”夏威夷有过矮人，大概因为夏威夷从未有过小黑人，所以认为与夏威夷人同种。同种而稍矮，似乎不会给传得这么玄乎其玄。

前面引瑟格斯的话，在他的书《泡丽尼夏的岛屿文化》里面。夏威夷、塔喜堤等群岛统称泡丽尼夏，书中说岛人来自华南，广州、海南岛一带。因为汉族在黄河流域势力膨胀，较落后的民族被迫往南搬，造成一串连锁反应，波及到东南亚。考古学发现四千年前华南沿海居民已经有海船，在商朝以前就开始向海外发展。港台掘出的石器陶器，代表当时华南的文化，用石头捶捣树皮作布，也跟夏威夷一样——为求通俗，以下概用夏威夷代表泡丽尼夏——尤其是一种梯级形凿子，柄部一边削掉一块，拿着比较伏手，是夏威夷石凿的特征，起源于华南内陆与沿海，亚洲别处都没有。

夏威夷人相信他们来自西方日落处一个有高山的岛，“夕阳里的故乡夏威基（Hawairi）”，原来夏威基就是多山的华南越南海岸，也确是在西边。

夏威夷又有大木筏，传说有人驾着七级筏子回夏威基，两层在水底。有的回去了又出来，也有的留在大陆被同化了。这样说来，他们是最早的华侨，三四千年前放洋，先去菲律宾，南下所罗门群岛，也许另有一支沿东南亚海岸到印尼。西汉已经深入南太平洋，东汉从塔喜堤航行三千英里，发现夏威夷，在太平洋心真是沧海一粟，竟没错过，又没有指南针，全靠夜观星象，白天看海水的颜色，云的式样。考古学家掘出从前船上带着猪、鸡、农植物种籽，可见是有计划的大规模移民，实在是人类史上稀有的奇迹。同一时代西方中东的航海家紧挨着海岸走，都还当桩大事。

    我们且慢认侨胞。语言学家戴安（I．Dyen）根据计算机分析，认为夏威夷人另有发源地，在所罗门群岛东南，纽海不列地斯或边克斯群岛，岛人打渔为生，约在五千年前就在大洋面上航行，往西到印尼、菲律宾、台湾通商，又不知道在东南亚什么地方学到农业，印尼等地都还没有。倒了过来自东而西，推翻了前此一切从亚洲出海东行的理论，——日本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来自东方日出处，不知道是否指这批东来的航海者。当地本来已经有土著，但是他们有理由对这一支引以为荣。许多民间传说都像荷马史诗一样在近代证实了。

夏威夷人究竟是亚洲出去的还是西太平洋上来的，论争还在进行中，是倾向后一说的较多：先向西发展到东南亚，再向东扩张，商朝中叶的时候发现塔喜堤，是少数人遇见风暴漂流去的，内中有印尼人。他们有计划的移民只限二三百英里之遥，长程的都是飓风吹去或是潮流送去。此外又有秘鲁的印第安人乘筏子漂流到塔喜堤，都混合成为一族。后来发现夏威夷，也是无意中漂流到的，不是像名著小说与影片《夏威夷》中的壮举。——见魏达（A．P．Vayda）编《太平洋的民族与文化》——事实往往就是这样煞风景。瑟格斯说夏威夷黑侏儒的传说，许多别的岛上都有，“出自一个共同的神话底层”，换句话说，是大家共同的意识下层酝酿出来的神话，也就是所谓“种族的回忆”。南太平洋岛人的潜意识里都还记得几千年前在菲律宾、台湾、马来半岛遇见的小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