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咏叹

个人日记

       莫高窟的称谓,据说来自于三种可能,其一是鸣沙山势高于大漠戈壁,莫者,漠之谐音,因地势而得名;其二,鸣沙山又名莫高山,近有莫高乡等属地,因山、因地得名;其三,因凿壁供佛的乐僔和尚德行广大,后人自觉莫高于此,因此得名。孰是孰非已无从考证,我倒觉得,依照国人古今取名的惯例,第一种可能似乎更合乎情理。
       莫高窟位于敦煌西南二十多公里的鸣沙山麓,今天,它已经成为敦煌的代名词。它的出现,得益于敦煌这一古代边贸古城特殊的地理位置。敦煌,古谓“沙洲”,顾名思义,乃西陲关外荒漠戈壁的概称。作为河西走廊的西尽头,敦煌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原与大漠戈壁的划界线,成为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水岭,成为西域文明与中华汉文化的融接点,成为古代丝绸之路内通外联三个方向的交汇点。正是古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亚的波斯文化、藏文化与中华文化在这里结合、融汇、碰撞与贯通,造就了莫高窟这一奇特的历史遗存,也造就了它曾经的繁荣与多舛的命运,弹奏出文化交流史上的千古绝唱。
       莫高窟的鼻祖,是一位蓑衣芒鞋、拄杖云游的和尚,名曰乐僔。对于乐僔,我们无从查考,只知他于东晋中期的366年自西域传教而来,行至鸣沙山下,只见山顶佛光四溢,金辉迸发,千佛云立,顿有所悟,遂于山崖之上凿壁供佛,以求普度众生、四方平安。此后,莫高窟借佛光金浴、人气鼎盛的呵护,被后人连续开凿了十个朝代一千多年,所供佛像何止千万,而莫高窟也因此被俗称为“千佛洞”。
       正是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张骞的西出阳关,为华夏古国引进了无数印支和波斯商旅、政客、佛学僧侣,以及五光十色的异国风情,开创了丝绸之路的通衢大道。而隋唐时代发展到高峰的敬佛、礼佛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社会风气,使敦煌成为那个时代世界的最大陆路通商口岸,成为东方大都会,也使莫高窟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使者。尽管之后的五代十国、宋夏辽金金戈铁马、统合纷争、刀光剑影、朝代更替,但远在大漠深处的敦煌与莫高窟,受佛祖保佑,不但能够繁华不减,而且得以发扬光大,在历时1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洞窟累造、寺院遍布、佛学昌盛、文献成山,以彩塑、经卷、佛像、文牒为代表的文化积淀与日俱增,浩如烟海,使其成为仅次于古印度的当之无愧的佛教艺术文化中心。
       世间万事万物的演化,总是有暗淡与辉煌、巅峰与谷底的对比,敦煌与莫高窟亦不能幸免。
       晋隋盛唐十六国的礼乐歌舞,伴随着凿壁的锤击声和供佛的颂经声,在莫高窟的穹顶、壁画上,回荡了千年后,最终跌落在蒙古可汗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的铁骑扬沙里。随着元朝的覆灭,一统江山的朱元璋,害怕大漠戈壁的铁骑卷土重来、放马中原,不惜抛弃沙、瓜二州,于1372年耗时168年,耗费重金修建嘉峪关及千里长城,撤并关外一切行政属地,摒弃关外土地人民于胡蕃,封关锁国达200多年,“风播楼柳空千里,日照流沙别一天”,从此,富庶繁华的敦煌和金碧辉煌的莫高窟,逐渐消失在马帮驼队稀疏寂寥的的丝绸之路上。。。。。。据推算,藏经洞的封闭,在于伊斯兰教的东进入关,大概在公元1000年前的几十年间。当关外的大片土地被信奉伊教的回鹘人统治以后,佛教已无立锥之地,其教徒遭到迫害和驱逐,为了保存经典文献,只好藏匿以待光复,而这一等就是一千年,当它们重见天日时,早已改朝换代、物是人非,也是它们遭遇浩劫之时。
       我想,封关500多年后的清朝末年,那位穷困潦倒的王道士沿路乞讨到莫高窟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座外表破败不堪、几乎为流沙掩埋的寺院,不但会让他生前衣食无忧、坐收钱财,而且令他死后名声鹊起,安享立碑造塔、香火缭绕的祭奠,甚至与莫高窟一样永垂不朽
       王道士本名王园箓,湖北麻城人,因家贫而当兵吃粮,离开军队后为了混口安逸饭吃,作了道士,后只身逃荒一路化点钱米到了敦煌。此地为佛教地盘,僧侣喇嘛居多,无他容身之地,便打算离开。行至莫高窟时,或许他也暗自思忖:“我一个道士,住在佛家寺院,可乎?”,怎奈已是饥肠辘辘难以迈步,便寻一空寂无人、千疮百孔的石窟且住,以待天明。好在这里偶有善男信女的供果可以果腹,再者,此地空无一人,日后开一畦田地种点口粮也不赖,便以此为家暂住了下来。王道士倒也勤快,无所事事时,以清理洞窟内的流沙、打扫佛像壁画上的灰尘、清理庭院杂草为业。觉得洞内不够敞亮,自己寻来石灰,将高就低粉饰一下墙壁,将石窟墙壁上那些或妖魔鬼怪、或婀娜多姿的壁画给遮去,把那些看着吓人的彩塑砸了和泥巴用,在佛祖造像之前塑起他所信奉的老君天官来拜,既务了道士的本份,又改善了自己的居住环境,可谓自鸣得意。时间久了,王道士便俨然成了莫高窟这座佛院唯一的主人,管理着纵横长达1600米、最高可达五层的莫高石窟。
       公元1900年的夏天某日,王道士在打扫石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被用青砖砌住的门洞,扒开后,里面满满地码放了一屋子的丝绢佛像、书籍、册页、经卷,让他眼花缭乱、不知所以。对于目不识丁的他来说,这个发现,不过是给他增添了一些清扫的工作量,或许在天寒取暖、烧水做饭时,尚可多一些引火之物罢了。这个洞窟后来被命名为“藏经洞”。
       毕竟世道艰难。也难怪,中原大地正闹革命,群雄并起,军阀开战,天朝良民尚难生存,河西荒漠,地瘠民贫,靠自力更生和佛供香火果腹是难以为继的,道士搜遍石窟,只有这如山的经卷帛画似可换做钱粮度日,便随手拣取一些投奔县衙道府寻找买家,可惜,虽有惜货之人,却无重金酬答,更无哪级政府愿意托管,害的王道士倒腾了几箱东西,好不容易赶了几百公里挪腾到酒泉,除了当官的留下了少许以供参酌,道士力所能及挑回来两箱,其余的径自丢弃了,王道士倒搭了些许路费,还得答应过些时日给领导当贡品地送些过去,让他懊悔不已。
       王道士这趟酒泉之行,虽未换回国人的真金白银,却着实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先后换取了英、法、日、美、俄等国慕名而来的寻宝人白花花的银子和生活日用品,让他在安逸、自在的生活中,嘲笑着这些洋大人漂洋过海趟沙漠,来到他的身边翻检破烂的滑稽和荒唐,而其代价是近两万件莫高窟的艺术精品流落国外。王道士安详地圆寂了,当地的村民和他的后继人感恩他守护了几十年寺院,并为寺院立下了不世之功,为他在莫高窟的最前端造了圆寂塔,立了功德碑,以享香火。
       在王道士初次打开藏经洞的时候,洞里大概存放了五万多件敦煌文物,它们在那里积累了至少1000年,又在那里安静地沉睡了至少800年。当这些东西于上世纪初的1900年被发现截止到1940年前后运抵京城和用于系统研究时的短短四十年,已经只有一万多件。所以洋大人自豪地说,正是他们及时保护了更多敦煌的宝贝免遭涂炭。这毫不奇怪,因为洋人的“探险”和炫耀,大凡有头脸的国人都知道其价值,也因为大清政府的倒台、自顾不暇,民国政府连年忙于内耗,兵荒马乱的,稍有权势的各级官员,谁不借机捞点值钱的东西用以敛财或荣升。今天我们的学者研究莫高窟艺术,只能出高价从他人的博物馆买胶片使用。
       当那些欧美所谓探险者带着敦煌文物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纷纷展出后,世人惊奇地获悉,它们来自中国,来自那座在漫漫黄沙的掩埋中几近废墟的莫高窟,来自一位头带瓜皮帽、身穿旧棉袍、两手笼袖、神情猥琐的王道士,而国人也群起大骂:“愚昧道士,丧权辱国!”“窃我国宝,无异强盗!”,甚至有人嘴角不屑:“一个道士看管佛家的寺院经典,焉能尽职?岂能无罪?”
       今天,莫高窟已经是林荫蔽道、青砖砌护的内藏石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加以科学保护,接受世界各地游客的膜拜和学者的垂青,其中的藏品被广泛研究和探讨,同时被拜访的,还有王道士矗立在大院中央的圆寂塔和功德碑,其碑极尽溢美歌颂之辞,其塔香火氤氲缭绕。。。。。。
       莫高窟是无言的,正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你看到它的躯壳时,总能感觉它的精魂仍旧依附着,呼之欲出,摄人心魄!
       或许,乐僔只是一个视凿壁供佛为己任的普通佛教徒,他没有传带佛学的意向和能力;或许,敦煌只是一个穿梭着各色人等往返交流的小城镇,它没有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潜质以及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或许,王园箓只是一位愚昧无知、温饱即安的流浪汉,他无力也不该肩负文化精髓保护的天降大任。。。。。。在他们和历史面前,我无言,而又痛心,是沉重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们无法担当的职责,造就了被扭曲的敦煌与莫高窟的历史。
       夕阳西下时,我离开了莫高窟,留下的,是长长的一声喟叹!









 

文章评论

莲叶青青

终于看到兄长有关西行的大作了,但心情却被兄长感染得一样沉重。可惜,流落在外的我们的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