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历史的朗健与人性的忧伤——评陈冲小说《紫花翎》
精彩摘编
作者：司敬雪
作家陈冲年逾古稀却宝刀不老，这两年写了许多批评文章，出版两部批评文集，又荣获《文学报》“新批评奖”，被人誉为新批评家。不过，陈先生本业还是小说，近期《人民文学》（2014年第2期）就推出了他的中篇新作《紫花翎》。这部小说写的雁翎队故事曾经家喻户晓，而作者竟然能够新翻杨柳令人眼前一亮，确实值得细细品味。
在以往的雁翎队叙事中，作家们的关注点主要放置在家国历史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华北后，冀中白洋淀一带的猎户们组建起雁翎队。他们神出鬼没，英勇善战，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穆青等作家、编剧从1943年开始用报告文学、小说、连环画、舞剧等多种形式演绎这段抗战传奇，让雁翎队名扬天下、家喻户晓。不过，总体上看，以往那些作品基本上都致力于塑造抗战英雄群像，并借此展现雁翎队同仇敌忾、共同御侮保家的英雄风采。
与过去的作家不同，陈冲将小说叙事的重心由历史位移到个人，写出了抗战历史中个人的性格以及个人的命运。他的小说取名《紫花翎》，讲述了紫花翎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对水凤的真挚感情、因违犯纪律被处决的不幸命运。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塑造群体形象还是塑造个体形象。过去作家塑造的群体形象也都是由一些个体形象组成的。关键在于，紫花翎这个人物形象与以往抗战叙事中人物形象有不小的区别。过去，有的作家也曾经刻意要写出富有个性的英雄形象。不过，他们笔下人物的个性通常表现为某些不痛不痒的小疵小刺，比如语言粗鄙，比如嗜酒，比如冒犯上级等等。这些毛病基本都是微不足道、无伤大雅的，那些人物形象基本上都属于革命英雄群体的标准件。紫花翎则不是这样。紫花翎的“问题”要严重得多。紫花翎不怎么讲“政治”，他佩服一个人，一定是这个人胜过他一头，比如他对孙涛五体投地，因为孙涛的枪法比自己强很多。他瞧不上一个人，则不论这个人地位比自己高多少他都不肯示弱，比如他一点不买姬政委的账，尽管姬政委比他高出好多级别。按过去的理论，紫花翎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
但是，很显然作者并不想简单地定性紫花翎为个人主义者，更不想简单地借此解构英雄群体的历史。他的立意要宏远得多。陈冲无法接受早期作家们那种过分简单化的处理历史的方法，他也无法接受后来一些作家过分虚无化的处理历史的方法。陈冲无意解构历史，他要的是重新建构历史，他要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多面性。在他的笔下，个人作为历史的基础性要素的地位得到还原，个人的个性不是作为可有可无的修饰，而是作为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多面性加以呈现，正是一个个富有个性的个体的激情与热力最终构成一部雁翎队抗战史。阅读《紫花翎》会发现，一方面，陈冲关于雁翎队历史的叙述基调依然是朗健的，队员们同仇敌忾、奋勇御侮的英雄风采依然是感染人、鼓舞人的。另一方面，作者的着力处放在了雁翎队抗战史褶皱中的个人身上，个人作为构成英雄群体历史的基础性地位，以及个人的个性受到压抑，被历史惯性严重灼伤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不幸命运得到充分呈现。在肯定雁翎队抗战历史功绩的同时，作者也对那个年代存在的思维粗疏、精神压抑进行了深刻反思。总体来看，陈冲通过紫花翎的死亡指证了我们的抗战历史中压抑个性的一面，不尽如人意的一面；但是，他没有把紫花翎塑造成群体精神的终结者，没有借强调紫花翎的不幸遭遇来放大英雄群体的暗影，消解英雄群体的价值。在陈冲的笔下，紫花翎归根结底是一个抗战精神的践行者，正是个性张扬的紫花翎短暂却活色生香的生命史让雁翎队英雄群体熠熠生辉。
说到底，中国历史在处理族群与个体关系上一直存在一个瓶颈。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惯常以无限度牺牲个体为代价来谋求整个族群的利益。当整个社会处于水平低下的状态时，这种惯性扩张通常是奏效的。强大的族群话语威势使得任何一个个体都显得微不足道，根本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资格和能力。但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对个人的压抑，导致族群中的个体出现两种形式的变态扭曲，或者彻底泯灭个性、激情，成为驯服的失去创造力的人体工具；或者乖张暴戾，成为反叛的充满破坏力的人体工具。无论哪一种情况，个体都无力或不愿担当族群发展的推动者，整个族群因而外强中干、难以为继。这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在遭遇现代化了的西方族群时溃不成军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冲的小说《紫花翎》以文学的形式凸显了中华民族历史瓶颈的存在。紫花翎生命的过早凋零，是那个年代中国个体激情、热力对于中国压抑性文化结构的一次献祭，令人惋惜，也令人深思。我们这个民族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处理群体与个人关系的方式方法，寻找一种既保护个人意志又促进群体意志最大实现的完美结构。如果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意识到个体意志的不可剥夺，意识到个体激情对于群体、对于历史的不可或缺，我们又该如何建构个体与整体、自我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又该如何对待个体与自我？如何对待整体与历史？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一个充满激情、富有责任感的个体紫花翎的死亡向读者发出重重一问，而答案或许就埋伏在这令人窒息的叩问中。
二
在叩问历史的同时，陈冲还用浓重的笔墨讲述了紫花翎和水凤的凄美情爱故事。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处理群体历史与个人情爱的关系时使用了一种并置的结构，让它们沿着各自的轨道分别向前发展。在小说中，虽然紫花翎与情人水凤相识于抗战期间，但是他们之间说不上是革命情谊缔结出的爱情佳话，而只是一段十分单纯的男女欢爱。紫花翎第一次对水凤表白，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一个成年的男性向一个成年的女性不停发出求欢信号。“跟紫花翎头一回的时候，她还老大不愿意，只因搁不住他再三央告，说我就是想知道知道那事儿是怎么回事儿，为人一遭，知道那事儿了，就再没别的冤枉了，听着怪可怜见的，这才半推半就地从了。后来跟一个过得着私房话的姐妹念叨起这个，那姐妹只说了她一个字：傻！想想也对着哩，可不就是个傻。”（《紫花翎》）我很佩服陈冲的这副笔墨。在中国的小说中，有人把情爱处理的莫测高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或许可以使少不更事的读者神思恍惚，却让成年的读者啼笑皆非。另外一些人则把情爱处理得十分邪性，简化成了器官的碰撞与欲望的放纵，了无趣味。陈冲的文字却十分干净，十分有韵味。这里透出了作者对人事、天道的明了。只有明了了天人底里的作家才可以写出如此干净、韵味悠远的文字。紫花翎与水凤之间的情投意合让人感受到人性的原初与根本。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当他们的身体成熟后自然而然生出的相互吸引、相互爱慕，这是生活最原初的一课，也是世间最美丽的图景。陈冲用一副老到的笔墨，在一个十分开阔的背景里演绎了一对成年男女的欢爱故事，确实令人感动。
接下来，陈冲写了这场欢爱的毁灭。毁灭或许可以归结为因小失大。紫花翎年轻气盛，恃才犯上，可谓冒失。最后被姬政委抓住把柄，轻而易举置之死地而后快。毁灭或许也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打击报复。也许姬政委根本不认为紫花翎强奸了农村妇女，他只是对紫花翎的当面顶撞心怀怨结，借机以权谋私杀死紫花翎。其实，我认为这些推测并非作者的本意。在小说中，姬政委说不上是个合格的政委，他不怎么懂战术，也不怎么关心战士；他脱离群众，搞瞎指挥。但是，在对待紫花翎的问题上他还是基本上做到了秉公处理。“‘俗话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对不对？咱们就来个实的。你现在就去趟南齐庄，守在那个受害人家里。若是一宿无事，呼保信这个案子就算结了。可如果他真去了，那就没啥可说的了，你给我就地打死他，看他还说不说冤枉！’这么一安排，还真让孙涛说不出别的来。”（《紫花翎》）不管今天看来处死紫花翎（也就是呼保信）的理由到底有多么不充分，在当时的环境里还是令人信服的。所以，这场欢爱的毁灭，总的来看应该属于命运悲剧。也许某个人比如姬政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决定紫花翎死亡、毁灭他与水凤幸福欢爱的并非某个具体人物，而是历史的误会。
在这里，紫花翎与水凤的欢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它的源头不在抗战，当然也不在非抗战，它的源头在遥远的过去。他们的欢爱碰巧发生在抗战期间，它的终结似乎与抗战有关，如果他们早些年或者晚些年出生并相识，他们的命运可能完全不同，因为在和平年代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为自己申辩，争取公正的对待。但是，从根本上说紫花翎与水凤的爱情悲剧与抗战关联不大。他们的悲剧并非抗战的必然产物，也并非只有抗战背景下才可能发生。而且说到根本上，欢爱是男女间的一份浪漫，一份激情，注定要消逝。“一个多月没来，水凤就预感到紫花翎不会再来了。她的心里不断翻腾着他撂下过的那句话：你可以想我，但别等我。我这一走，什么时候再来，能不能再来，老天爷他爹都说不准。”后来水凤的预感得到证实，紫花翎确实死了，他临终前托人捎来一句话，“大妹子别等我了，自个儿好好往前走吧！”紫花翎与水凤的欢爱因为紫花翎的死亡而瞬间凋零。这份早逝的欢爱让人感受到美好的短暂易逝，感受到人性的难以完满，感受到深深的忧伤。
这又是令我佩服的一点。有很多作家喜欢直线叙述，在他们的小说里，一个因导致一个果，所谓的写实派；或者一个因不导致一个果，所谓的现代派。这都太简单化了，世界原本不是这样。事物与事物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原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小说不是生活，当然可以根据叙述的需要对各种关系进行取舍，但绝不可以过分简单化。而应该尽量尊重世界的本相，尽量还原世界的丰富性、多面性。陈冲的小说《紫花翎》也有自己的叙事重心，他要破解人们对族群价值的过度阐释，也要为个人价值的基础性地位张目。但是，由于作者对世界丰富性的深刻体认以及对于小说审美趣味的孜孜追求，所以他在小说中避免将紫花翎、水凤的情爱悲剧同雁翎队的抗战主题简单对立起来，而是将它们并置在一起，一方面这样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发人们对战争与情爱，群体与个人，历史与人性诸种关系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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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冲年逾古稀却宝刀不老，这两年写了许多批评文章，出版两部批评文集，又荣获《文学报》“新批评奖”，被人誉为新批评家。不过，陈先生本业还是小说，近期《人民文学》（2014年第2期）就推出了他的中篇新作《紫花翎》。这部小说写的雁翎队故事曾经家喻户晓，而作者竟然能够新翻杨柳令人眼前一亮，确实值得细细品味。
在以往的雁翎队叙事中，作家们的关注点主要放置在家国历史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华北后，冀中白洋淀一带的猎户们组建起雁翎队。他们神出鬼没，英勇善战，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穆青等作家、编剧从1943年开始用报告文学、小说、连环画、舞剧等多种形式演绎这段抗战传奇，让雁翎队名扬天下、家喻户晓。不过，总体上看，以往那些作品基本上都致力于塑造抗战英雄群像，并借此展现雁翎队同仇敌忾、共同御侮保家的英雄风采。
与过去的作家不同，陈冲将小说叙事的重心由历史位移到个人，写出了抗战历史中个人的性格以及个人的命运。他的小说取名《紫花翎》，讲述了紫花翎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对水凤的真挚感情、因违犯纪律被处决的不幸命运。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塑造群体形象还是塑造个体形象。过去作家塑造的群体形象也都是由一些个体形象组成的。关键在于，紫花翎这个人物形象与以往抗战叙事中人物形象有不小的区别。过去，有的作家也曾经刻意要写出富有个性的英雄形象。不过，他们笔下人物的个性通常表现为某些不痛不痒的小疵小刺，比如语言粗鄙，比如嗜酒，比如冒犯上级等等。这些毛病基本都是微不足道、无伤大雅的，那些人物形象基本上都属于革命英雄群体的标准件。紫花翎则不是这样。紫花翎的“问题”要严重得多。紫花翎不怎么讲“政治”，他佩服一个人，一定是这个人胜过他一头，比如他对孙涛五体投地，因为孙涛的枪法比自己强很多。他瞧不上一个人，则不论这个人地位比自己高多少他都不肯示弱，比如他一点不买姬政委的账，尽管姬政委比他高出好多级别。按过去的理论，紫花翎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
但是，很显然作者并不想简单地定性紫花翎为个人主义者，更不想简单地借此解构英雄群体的历史。他的立意要宏远得多。陈冲无法接受早期作家们那种过分简单化的处理历史的方法，他也无法接受后来一些作家过分虚无化的处理历史的方法。陈冲无意解构历史，他要的是重新建构历史，他要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多面性。在他的笔下，个人作为历史的基础性要素的地位得到还原，个人的个性不是作为可有可无的修饰，而是作为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多面性加以呈现，正是一个个富有个性的个体的激情与热力最终构成一部雁翎队抗战史。阅读《紫花翎》会发现，一方面，陈冲关于雁翎队历史的叙述基调依然是朗健的，队员们同仇敌忾、奋勇御侮的英雄风采依然是感染人、鼓舞人的。另一方面，作者的着力处放在了雁翎队抗战史褶皱中的个人身上，个人作为构成英雄群体历史的基础性地位，以及个人的个性受到压抑，被历史惯性严重灼伤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不幸命运得到充分呈现。在肯定雁翎队抗战历史功绩的同时，作者也对那个年代存在的思维粗疏、精神压抑进行了深刻反思。总体来看，陈冲通过紫花翎的死亡指证了我们的抗战历史中压抑个性的一面，不尽如人意的一面；但是，他没有把紫花翎塑造成群体精神的终结者，没有借强调紫花翎的不幸遭遇来放大英雄群体的暗影，消解英雄群体的价值。在陈冲的笔下，紫花翎归根结底是一个抗战精神的践行者，正是个性张扬的紫花翎短暂却活色生香的生命史让雁翎队英雄群体熠熠生辉。
说到底，中国历史在处理族群与个体关系上一直存在一个瓶颈。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惯常以无限度牺牲个体为代价来谋求整个族群的利益。当整个社会处于水平低下的状态时，这种惯性扩张通常是奏效的。强大的族群话语威势使得任何一个个体都显得微不足道，根本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资格和能力。但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对个人的压抑，导致族群中的个体出现两种形式的变态扭曲，或者彻底泯灭个性、激情，成为驯服的失去创造力的人体工具；或者乖张暴戾，成为反叛的充满破坏力的人体工具。无论哪一种情况，个体都无力或不愿担当族群发展的推动者，整个族群因而外强中干、难以为继。这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在遭遇现代化了的西方族群时溃不成军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冲的小说《紫花翎》以文学的形式凸显了中华民族历史瓶颈的存在。紫花翎生命的过早凋零，是那个年代中国个体激情、热力对于中国压抑性文化结构的一次献祭，令人惋惜，也令人深思。我们这个民族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处理群体与个人关系的方式方法，寻找一种既保护个人意志又促进群体意志最大实现的完美结构。如果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意识到个体意志的不可剥夺，意识到个体激情对于群体、对于历史的不可或缺，我们又该如何建构个体与整体、自我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又该如何对待个体与自我？如何对待整体与历史？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一个充满激情、富有责任感的个体紫花翎的死亡向读者发出重重一问，而答案或许就埋伏在这令人窒息的叩问中。
二
在叩问历史的同时，陈冲还用浓重的笔墨讲述了紫花翎和水凤的凄美情爱故事。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处理群体历史与个人情爱的关系时使用了一种并置的结构，让它们沿着各自的轨道分别向前发展。在小说中，虽然紫花翎与情人水凤相识于抗战期间，但是他们之间说不上是革命情谊缔结出的爱情佳话，而只是一段十分单纯的男女欢爱。紫花翎第一次对水凤表白，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一个成年的男性向一个成年的女性不停发出求欢信号。“跟紫花翎头一回的时候，她还老大不愿意，只因搁不住他再三央告，说我就是想知道知道那事儿是怎么回事儿，为人一遭，知道那事儿了，就再没别的冤枉了，听着怪可怜见的，这才半推半就地从了。后来跟一个过得着私房话的姐妹念叨起这个，那姐妹只说了她一个字：傻！想想也对着哩，可不就是个傻。”（《紫花翎》）我很佩服陈冲的这副笔墨。在中国的小说中，有人把情爱处理的莫测高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或许可以使少不更事的读者神思恍惚，却让成年的读者啼笑皆非。另外一些人则把情爱处理得十分邪性，简化成了器官的碰撞与欲望的放纵，了无趣味。陈冲的文字却十分干净，十分有韵味。这里透出了作者对人事、天道的明了。只有明了了天人底里的作家才可以写出如此干净、韵味悠远的文字。紫花翎与水凤之间的情投意合让人感受到人性的原初与根本。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当他们的身体成熟后自然而然生出的相互吸引、相互爱慕，这是生活最原初的一课，也是世间最美丽的图景。陈冲用一副老到的笔墨，在一个十分开阔的背景里演绎了一对成年男女的欢爱故事，确实令人感动。
接下来，陈冲写了这场欢爱的毁灭。毁灭或许可以归结为因小失大。紫花翎年轻气盛，恃才犯上，可谓冒失。最后被姬政委抓住把柄，轻而易举置之死地而后快。毁灭或许也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打击报复。也许姬政委根本不认为紫花翎强奸了农村妇女，他只是对紫花翎的当面顶撞心怀怨结，借机以权谋私杀死紫花翎。其实，我认为这些推测并非作者的本意。在小说中，姬政委说不上是个合格的政委，他不怎么懂战术，也不怎么关心战士；他脱离群众，搞瞎指挥。但是，在对待紫花翎的问题上他还是基本上做到了秉公处理。“‘俗话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对不对？咱们就来个实的。你现在就去趟南齐庄，守在那个受害人家里。若是一宿无事，呼保信这个案子就算结了。可如果他真去了，那就没啥可说的了，你给我就地打死他，看他还说不说冤枉！’这么一安排，还真让孙涛说不出别的来。”（《紫花翎》）不管今天看来处死紫花翎（也就是呼保信）的理由到底有多么不充分，在当时的环境里还是令人信服的。所以，这场欢爱的毁灭，总的来看应该属于命运悲剧。也许某个人比如姬政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决定紫花翎死亡、毁灭他与水凤幸福欢爱的并非某个具体人物，而是历史的误会。
在这里，紫花翎与水凤的欢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它的源头不在抗战，当然也不在非抗战，它的源头在遥远的过去。他们的欢爱碰巧发生在抗战期间，它的终结似乎与抗战有关，如果他们早些年或者晚些年出生并相识，他们的命运可能完全不同，因为在和平年代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为自己申辩，争取公正的对待。但是，从根本上说紫花翎与水凤的爱情悲剧与抗战关联不大。他们的悲剧并非抗战的必然产物，也并非只有抗战背景下才可能发生。而且说到根本上，欢爱是男女间的一份浪漫，一份激情，注定要消逝。“一个多月没来，水凤就预感到紫花翎不会再来了。她的心里不断翻腾着他撂下过的那句话：你可以想我，但别等我。我这一走，什么时候再来，能不能再来，老天爷他爹都说不准。”后来水凤的预感得到证实，紫花翎确实死了，他临终前托人捎来一句话，“大妹子别等我了，自个儿好好往前走吧！”紫花翎与水凤的欢爱因为紫花翎的死亡而瞬间凋零。这份早逝的欢爱让人感受到美好的短暂易逝，感受到人性的难以完满，感受到深深的忧伤。
这又是令我佩服的一点。有很多作家喜欢直线叙述，在他们的小说里，一个因导致一个果，所谓的写实派；或者一个因不导致一个果，所谓的现代派。这都太简单化了，世界原本不是这样。事物与事物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原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小说不是生活，当然可以根据叙述的需要对各种关系进行取舍，但绝不可以过分简单化。而应该尽量尊重世界的本相，尽量还原世界的丰富性、多面性。陈冲的小说《紫花翎》也有自己的叙事重心，他要破解人们对族群价值的过度阐释，也要为个人价值的基础性地位张目。但是，由于作者对世界丰富性的深刻体认以及对于小说审美趣味的孜孜追求，所以他在小说中避免将紫花翎、水凤的情爱悲剧同雁翎队的抗战主题简单对立起来，而是将它们并置在一起，一方面这样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发人们对战争与情爱，群体与个人，历史与人性诸种关系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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