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滴淚花

　　一九五一年，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台湾省佛教会发给我新台币五十元的月薪，对于一般人而言，这是一笔微乎其微的数目，但是，因为我从小在丛林中长大，养成不贪不聚的习惯，五十元对我来说，也算是很多了。我每个月拿这笔钱为教室校舍添置教学设备，为贫苦学生购买文具用品，自己几乎身无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学子在佛学上有所成长，能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非常欣慰，这不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吗?原来，“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过了两年，我到了宜兰念佛会，每月有新台币三百元的供养，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富有了!当时，耶教十分盛行，于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购买银制的卍字项链，与前来听经闻法的青年佛子结缘，希望他们能挂在颈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分，好让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项链，也有人以挂佛教项链为荣。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则用来订购一百份《人生杂志》供信徒阅读。一九五四年，每月的供养金提升为六百元，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补助张优理(慈惠)、吴素真(慈容)等三人到台中接受幼教师资训练，其余的一百五十元则用来资助演慈等就读汐止佛学院。我每月如是，后来，随我学佛的青年有增无减，阅读《人生杂志》的信徒跟着我到处传教，学习幼教的女青年则回来帮我办理佛教幼儿园，为寺院道场服务。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六年，我放弃了日本大正大学博士班的入学机会，将这笔开销节省下来，帮助青年设置“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起佛教徒购书读书运动。甚至后来供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留学，当年，正是经济最为拮据之时，很多人都笑我是个没有财务头脑的傻子。结果，事实胜于雄辩，他们在学成归国后，均以所学奉献佛门。几十年来，我不断地资助年轻佛子念书求学，甚至到国外参学，现在他们都陆续成为佛光山的中坚分子。这些都一再证明了“钱，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普通家庭不过三五儿女，其教育费用就已非常吃力，而我目前不计算在家弟子，光是随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我办了六所佛学院供他们念书，负责养他教他，尤其是数十名徒众在英国牛津，美国耶鲁、天普、加州，法国巴黎，日本驹泽、佛大、大正、东京，印度国际，韩国东国等大学的留学费用，更为可观。此外，为了增广弟子的见闻，我还鼓励他们到国外旅行参学，每年所费不赀。我从不叫穷，也不为难，因为，我以为：不播种，就没有收成;有钱不用，纵使积聚再多，也不是自己所有。

　　“钱，用了才是自己的!”尤其是用在培养人才的身上，我一点也不吝惜，但是，布施金钱给人，最难的是公平恰当。记得早期随我出家的青年，所来自的家庭有贫有富，所需不一，所以，我就把钱置于一处，随其自取，我认为让他们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平等。

　　回忆自一九五三年起，出外布教都在露天广场，装一盏临时电灯要十二元，请一个人打锣宣传要十五元，还有其它的文宣、交通费用等等，对于当时财源有限的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困难。然而，有感于弘法利生的重要，我无惮于捉襟见肘的日子，常常系紧裤带，饿着肚皮，到各处广结法缘。我曾多次在台湾环岛布教，我出钱在电台广播，我是第一个购买电视时间，让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

　　如今台湾佛法普及，岂不是当年遍洒各地的菩提种子开花结果了吗?我们不要怕花钱，因为，“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在编辑《人生杂志》时，我据理力争，建议将本来的篇幅由二十页增加至二十八页，以飨读者。发行人要求我补贴多加八页的费用，我没有钱，但也硬着头皮答应，从此每日更加省吃俭用。花钱还是小事，我往往因为社内编校仅我一人，只得日夜焚膏继晷，绞尽脑汁，改稿撰文，增添的篇幅也成了我写作的园地，《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都是我那时的作品，久而久之，竟然也磨练出我会写文章的笔来。佛教讲布施，看来好像是给人，实则是给自己。如果当初我吝于出资，也就无法培养自己敏锐的觉知与思考的能力。现在想来，真正是：“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有了写作的习惯，我更发奋笔耕，在各书报杂志发表文章，每次以所得稿酬，买了千百份小纪念品送给信徒。我并非好施小惠，我不望回报，只想以此广结善缘。后来，有许多学子受了我的鼓励，前来学习佛法;而卖纪念品的小贩也发了小财，在买卖之间，受到佛法的熏习加被，而自愿皈依在三宝座下。后来，台湾到处有佛教小纪念品的流通处，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于此，更印证了：“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不但编辑杂志，还自掏腰包，购买佛教书刊给信众阅读，《菩提树月刊》、《人生杂志》、《觉世旬刊》，及台湾印经处和瑞成书局的佛书，都是我常与人结缘的礼品。我希望大家多读多看，以便思惟与佛法契合，成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为净化世间的一股清流。果然，当年受我馈赠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讲台，发挥了力量。我深深感到：少少的钱，成长了佛教如许的花果。诚然，花钱，不光是买自己的所需，最好能买取智慧，贡献大众。

　　还记得二十六年前，叶鹏胜的父亲以做僧鞋为业，卖价一双三十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购买;经常往来高雄和台北，在中途彰化午餐，小面店里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阳春面，我都付给五块钱。人皆怪之，我却感到理所当然：因为那时佛教事业并不普遍，身为佛子，我只是想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抛砖引玉，鼓励商人多从事有关佛教的事业，如此一来，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购买佛教用品，方便大家吃素，岂不一举两得?

　　我常到香港，香港的出租车经常拒载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以双倍的车资给他，希望能改变风气。后来，我更将这种理念扩及一些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布教，往往买了一大堆当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回来之后，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访问，在小摊子边徘徊良久，左看右看，都没有自己欢喜的东西，只得给每个摊贩泰币一百元，一百多个摊贩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我只是实践我“小小布施”的心愿。

　　率团出国，观光名胜，我也总是率先购物，俨然一付采购团团长的模样，其实我自奉甚俭，并不需要那些纪念品，只是我知道：随行的信徒看到我买，就会跟进，让他们跟那些小贩结缘，也是好事。甚至我组织弘法探亲团到大陆时，看到徒众与商家讨价还价，也会被我斥责，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索价是高了一些，但他们的生活那么贫苦，我们怎么忍心还价。

　　我没有购买的习惯，但要买时，从未想买便宜货，总怕商人不赚钱。我以为：本着一种欢喜结缘的心去消费购买，将使商人因经济改善而从事产品质量的改良创新。钱，与其购买自己的方便，不如用来购买大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贵。如此一来，“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会大家所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