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缘

古之夔州府，于今之奉节，自唐以来被称之为“诗城”。当问及为何称之为“诗城”，皆答曰：因此地有山水之形胜，文化历史之悠久，被历代文豪诗人所赞颂，留下不朽的诗篇。殊不知，国内名胜众多，历代诗人汇聚吟咏的更多，为何没能称之为“诗城”？况且很多著名诗人的出生地，即便是李白故里江油虽有“李白故里，九寨门户，蜀道咽喉，华夏诗城”之称，最终也只是以“李白故里”命名；也没有被冠名 “诗城”。如果仅仅是因为有诗人题诗，而被名之为“诗城”的话，全国众多的风景名胜也许都可以被命名为“诗城”。
为何奉节能被公认为“诗城”，想必另有原因，究竟是何原因，翻阅相关典籍，无法得知。也许是夔州人自诩？后见今人王慎之（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王子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在《竹枝词研究》中说道“竹枝,起初本是民间歌咏形式，受到文人注意时，又多体现边远偏僻地区民俗风情，于是有“蛮俗”、“夷歌”、“俚词”，“其声伧儜”的说法。自唐代刘禹锡、白居易等借用传统“竹枝”体而又造新词起，其平易朴实的风格明显影响了传统知识人的文学创作，诗家争相仿拟，一时清新之风吹拂诗坛”。马稚青在《竹枝词研究》中有一段话：“《竹枝》原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绝少人注意及之。殆刘、 白出，具正法眼，始见其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乃从而传写之，拟制之，于是新词几曲，光芒大白，于文学史上别辟境界，其功绩诚不可没焉”。也许就是自古流传于当地的民歌《竹枝词》，为唐代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了唐诗中的重要组城部分，这才是奉节“诗城”的真正灵魂，也正是奉节能称之为“诗城”的关键所在。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这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而来。刘禹锡于长庆二年（八八二年）任夔州刺史时，这年春正月在当地见到民间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边唱边舞，以“曲多为贤”。带有赛歌的性质。他由此受到启发，就仿效屈原作“九歌”的方式，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实际是为当时民间的竹枝词歌舞作的新词。他的新词具有鲜明的民间歌谣格调，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刘禹锡竹枝词在民间流传很广，一直到宋代还在传唱。据邵伯《闻见后录》记载：“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又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余当夜行苕溪，闻舟人唱渔歌，歌中有此后两句，余皆杂俚语，岂非梦得之词自巴逾传至此乎？” 苕溪在浙江流入太湖，渔歌中的后两句，指刘禹锡词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把民歌变成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宋代黄庭坚称赞刘的竹枝词说：“刘梦得竹枝歌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苏轼也很赞赏，当黄庭坚向苏吟读刘禹锡九首中的第一首，即：“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苏轼叹道：“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见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词》）。
《竹枝词》以容俗为特点，还具有语言流畅、通俗易懂，不拘格律、束缚较少，诗风明快、诙谐风趣，广为记事、以诗存史的特色，特别是在唐代写诗讲求严格的平仄、对仗、格律情况下，《竹枝词》不拘格律的特点，给唐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竹枝词》虽然格律宽泛，但并没有破坏诗的韵律之美，反而还让诗人们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之作，繁荣了诗歌的创作。
至唐代以后，宋代不少文人也写《竹枝词》，除苏轼、黄庭坚外、还有苏辙、杨万里、范成大、汪元量等，都有成名之作。元明清皆有著名诗人写《竹枝词》，乃至清朝弘历皇帝也写《竹枝词》，据《竹枝词》研究家们估计，从唐至今，《竹枝词》作品至少有十数万首以上，远远超过全唐诗歌总量。 
      从上可知，《竹枝词》作为民间歌舞早就在巴蜀民间流传的《竹枝词》，到了唐元和年间由于刘禹锡、白居易等著名诗人们的吸收、发扬，使《竹枝词》逐步脱离乡村俚曲而成独辟蹊径的新诗体，成为唐诗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繁荣了诗歌的创作。《竹枝词》备受历代诗人的青睐，成为了诗词中的一大重要流派，培育了大量的诗人，古夔州正是《竹枝词》的发源地，自唐以下《竹枝词》其数量之大，精品之多，足以使《竹枝词》成为诗词宝库中的瑰宝，由此给《竹枝词》的发源地奉节冠以“诗城”美誉也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