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昱

殷商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

到了西周，朝廷设有史馆。据《周礼》记载：史馆中的“史官”是“世守其职”的，负责记录君王言行,发布朝政信息，其主持人叫做“太史”。“史”们有明确分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紧随在君王身边，负责现场记录：凡专记内庭之事、人事任免者为“内史”，凡专记外廷之事、国家军政大事者为“外史”，凡专记后宫之事者为“女史”；还有一批在史馆供奔走服务的“小史”。这些史官的第一责任是“现场记事”,他们要把记录依年月日累积排列起来，整理后就成了“历史”书。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齐国的大臣崔杼杀了国君，齐国的太史秉笔直书，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把太史杀了，并一连杀了他的两个兄弟，而太史的第三个弟弟又接着写下去。崔杼没有办法，只好作罢，由他写。民族英雄文天祥也为之感慨，在《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归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史官职责由太史公负责，常务工作由史书令史承担。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唐朝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是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

 “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因此，才、学、识，乃史官必备，“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更重要的是，当史官，就要立心纯正，不唯势，不唯利，只为实。《左传》记载，提到当时晋国的重臣赵盾得知晋灵公要杀他，于是连夜逃走。赵盾的族人赵穿不满，把晋灵公杀了。之后，赵盾回来，立了晋成公。晋国的史官董狐，记录这段历史时，就写“赵盾弑其君”。赵盾分辩，灵公不是我杀的。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结果仍以“赵盾弑其君”记载于史，为此孔子赞董狐是“古之良史”。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春秋时代，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儿子谋弑父亲，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地位与利益，又都在追逐权力、地位与利益的过程中丧失了理性。“《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周文王及周公时代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此时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列国间相互倾轧的“礼崩乐坏”、“春秋无大义”的纷争时代。孔子编定《春秋》，寓礼乐制度于说史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被后世儒学学者尊为“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褒贬前人、警戒后人。《春秋》“微言大义”，从它面世之后，激励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也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惊惧、却步。因此，儒家学者们说“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也就是说“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贼子心灵世界，也彰显文化的力量、史笔的力量、舆论的力量。

鲁迅评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因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后来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被判了死刑。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悲痛欲绝的他多次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官，历史是什么就写什么，不能隐讳事实真相，“直笔”才能治史，这才是史官的风骨。“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不管你才有多高，官有多大，钱有多多，如果少了“德”这根骨头，你不会写出有价值的史书。中国历史上，史书多如牛毛，能让荡人心魄也就那么几部书。史官更是比比皆是，然而能立得住脚的就那么几个人，然而他们才是民族脊梁，他们身上体现了史官的风骨。

                                                  201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