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昱

殷商末年，政治动荡，文王、武王都曾经谈论过“梦”，《逸周书》就有不少这样的篇章。如《程寤》篇，记载文王在程地时，太姒梦商庭生棘，惊以告文王，文王以为是吉兆，于是召太子发拜吉梦；《文儆》篇中，文王疾，告梦，惧后祀无保，告太子发民之多变，命其敬之；《寤儆》篇则记载武王梦见灭商的计划泄露，自己被梦境警醒，深以为忧。周公劝导武王说：“天不虞周，惊以寤王，王其敬命！”他鼓励武王，说这是上天为了让他居安思危。

上述事实中不难看出，文王、武王、周公正处在由夏商“尊命”、“尊神”向西周“尊礼”文化的过渡时期，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启了人文思潮和理性主义的大门。尤其周公的“明德”、“保民”、“勤政”、“尚贤”、“慎罚”等德治思想，已经十分注重社会现实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然而就整个商周时期而言，占梦作为一种预卜吉凶的方术也曾经十分流行，它属于宗教的领域。《周礼·春官宗伯》中的“占梦”之官负责占梦，而周公应该是周初宗教的首脑。在周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形象，一种是善于占卜的“大巫师”，一种是制礼作乐的政治家、思想家。孔子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继承人，剔除了周公政治思想中的宗教成分，而使之更加人文世俗化。

孔子生于乱世，凝念注神，日思周公之德，夜即梦之，这属于后人所谓“意精之梦”。周公成为后世占梦文化的形象代言人，不能不说是周公与孔子结缘的结果。与之相契的是道家庄子的“蝴蝶梦”。庄周忽而觉得梦见蝴蝶，忽而又感觉蝴蝶梦见庄周，恍惚之间，不知是庄周梦见蝶，还是蝶梦见了庄周，这也许就是后来道家说的“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至于佛经中的梦喻，特别是《金刚经》中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表达的一切现实存在都如镜花水月般的空幻感。

　　文学梦也为后来的梦文化增加了不少传奇色彩。比如唐沈既济的《枕中记》的黄粱一梦，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中的南柯一梦，都是借入梦的方式表达了荣华皆幻、浮生若梦之感。《西厢记》中的“草桥惊梦”，《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都如汤显祖所说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而《红楼梦》则兼取幻与情，一方面提示了繁华等幻、万境归空，一方面又试图建立一个“有情之天下”。“显幻归真”四字可以总括红楼一梦的宗旨，显幻和归真之间的桥梁，是觉悟，是妙悟才能最终把握，觉悟才知梦的意义。

可是觉悟之后又能如何，弘一法师出家后，面对深重民族危难，陷入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沿海城市时，无辜群众死伤甚多，哀鸿遍野，大师发起慈悲心，向当时任泉州佛教会秘书的荣标居士说：“我们佛教徒同属国民分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保卫国家乃国民天责，然而佛教徒原应以慈悲为主，修持戒律，首重戒杀，但护国卫民亦应尽责。因此作为佛教徒理应组织救护队，担任救护工作，庶护国卫教两得其宜。”庄荣标居士得大师指示，立即通过泉州佛教会（当时亦称晋江佛教会）全体理监事开联席会议，决议组织“晋江县佛教徒战地救护队”。队部设在大开元寺准提禅林，由佛教会推送瑞超法师为正队长，蒋文泽居士为副队长，庄荣标居士为辅导员，挑选教内爱国爱教的僧众及信徒集中培训，聘请医生、护士，授予救护技术。可见弘一法师虽然出家了，但对国事依然念念不忘。贾宝玉倒是彻底出了家，断绝了红尘，用现在时髦说法就是换了一种活法，摆脱原先的困局，开始新的生活。

可时至今日，好多人想出世，可现实生活逼得他们更加入世。那座寺庙会收一个白吃饭的人，那座有名的寺庙不是游人如织，那座寺庙能容你逍遥地清修。觉悟难，梦醒之后的路更难走，好马都不吃回头草。还是希腊哲人柏拉图说得好 “好人做梦，坏人做恶。”善弱的人永远盼着世界平安、人人过上好日子，而要强的人总想着搏风斗浪，在竞争中发展自己。人真正梦醒之后，不过是让世俗的炽心冷却下来，视野下移，能够越来越多地平视一般人，让自己活得平和一点而已。

                                                     2015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