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昱

中国文明的思想主流，来自周公和孔子。为什么孔子要找到周公作为自己的榜样？从商周文化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到，商文化是崇敬鬼神、每事占卜的宗教型文化，而周文化则更重视人德的，讲究敬天保民的文化。商周文化的变化，是从一个神学性的“帝”为主的信仰到一个半神学半理性的“天”为主的信仰的变化，而周文化的“天”虽然还保有神学的内容，但理性思考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农业生产与其它生产的不同，一定要要遵循自然规律，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护理，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收割，都是要依照一定节气的，早也早不得，晚也晚不得。由农业生产中的“莫违农时”，慢慢地培养出对天道规律的遵守，又渐渐增加着对天道规律的理性思考。从《史记》中《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的比较，以及其它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夏、商、周三族之初，其先祖，都充满了神话色彩，而在其后的演进中，周代显出了越来越多的理性色彩。

中国型的农耕文明与世界上其它农耕文明的区别，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农业实践活动，在远古就建立起了一个独特的礼乐文化，在秦汉之后演进成一个独特的礼仪之邦。用现代的汉语来解释，礼相当于仪式，仪式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中国的礼仪从图腾仪式到神型仪式，再到帝型仪式的演化，都是以礼乐文化的方式进行的。孔颖达《春秋左传正》里说：“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饰之美谓之华。”中华民族也被称为华夏民族，从华夏两字起源就可以看出，中国礼乐文化一直非常地发达。

礼乐文化的特点，一是礼作为意识形态具有对社会各种活动都紧密关联的广泛性，一切活动都有礼贯穿其中，也就是完成从图腾时代的百兽率舞到朝廷的理性仪式的复杂演进。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里说：“孔子称尧舜焕乎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也”。其首要目的就是为巩固等级制社会，同时也是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反对“淫乐”，采取“节乐”措施。并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烦琐的礼仪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两君相见，例用大雅；诸侯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天子祭祖用《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关于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乐队的规定是：“王宫县”，即排列成东西南北四面；“诸侯轩县”，排列三面；“大夫判县”，排列两面；“士特县”，只排列一面。歌舞队的规定是：天子用六十四人，列成八行，称为“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列成六行，称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列成四行，称为“四佾”；士用四人，列成二行，称为“二佾”。这一切都对夏朝的五服制（华夏中心、四夷、八荒的天下格局）和殷商文化崇敬鬼神的继承，另方面又加进了周文化重视亲戚关系，把亲情与政治的融为一体的的家国同构型政治结构，是对中国上古社会的文化整合，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初的高级形式。

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不是说礼乐文化崩溃了，而是诸侯们不再把周天子当回事，自然也就不会遵守周朝限制他们的礼乐制度，谁的拳头大谁最扇风。西周建立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辖地千里，有大面积的公田，有实力进行战争。进入春秋，天子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但在诸侯国内部那还是等级森严，有一套严格礼乐制度。到了秦汉之后，礼乐文化得到全面恢复，并一直贯穿清帝国灭亡为止。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狠批礼乐文化与礼乐制度，但一旦具体到官方公众性活动中，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谁坐什么位子，那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稍微越过一点雷池，就等于挑战那个人位置，就是看不起那个人。私下是好朋友，可以不拘一格，但在场面上绝对是地位高低分明，座次井然有序。违背这个规则，就不能进行正常的官场交往。就是在民间，就是一个简单婚庆宴席，也是长着与有地位人坐上席，乱坐就是无教养，会被人看不起的。至于音乐，那更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官方组织大型活动，演奏错了歌曲那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就是民间的活动，什么场合该演奏什么，是不言自喻的，弄错会让人耻笑的。礼乐文化其实早已经深入人们灵魂深处，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5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