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事——史铁生静．学

灵魂的事——史铁生

静．学

倾听一个真诚的灵魂对生命与神性的追问

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们使它有意义

　　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只要你这样问了，答案就肯定是：有。因这疑问已经是对意义的寻找，而寻找的结果无外乎有和没有；要是没有，你当然就该知道没有的是什么。换言之，你若不知道没有的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判定它没有呢？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生死繁衍，比如诸多确有的事物，为什么不是？此既不是，什么才是？这什么，便是对意义的猜想，或描画，而这猜想或描画正是意义的诞生。

　　存在，并不单指有形之物，无形的思绪也是，甚至更是。有形之物尚可因其未被发现而沉寂千古，无形的思绪——比如对意义的描画——却一向喧嚣、确凿，与你同在。当然，生命中也可以没有这样的思绪和喧嚣，永远都没有，比如狗。狗也可能有吗？那就比如昆虫。昆虫也未必没有吗？但这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

　　既然意义是存在的，何以还会有上述疑问呢？料其真正的疑点，或者忧虑，并不在意义的有无，而在于：第一，这类描画纷纭杂沓，到底有没有客观正确的一种？第二，这意义，无论哪一种，能否坚不可摧？即：死亡是否终将粉碎它？一切所谓意义，是否都将随着生命的结束而变得毫无意义？

　　如果不是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都有着对意义的描画与忧虑，那就是说，意义并非与生俱来。意义不是先天的赋予，而显然是后天的建立。也就是说，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们使它有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

　　建立意义，或对意义的怀疑，乃一事之两面，但不管哪面，都是人所独具。动物或昆虫是不屑这类问题的，凡无此问题的种类方可放心大胆地宣布生命的无意义。不过它们一旦这样宣布，事情就又有些麻烦，它们很可能就此成精成怪，也要陷入意义的纠缠了。你看传说中的精怪，哪一位不是学着人的模样在为生命寻找意义？比如白娘子的“千年等一回”，比如猪八戒的梦断高老庄。

“我”，和生命，并不完全是一码事

　　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此言如果不错，那就是说：“我”，和生命，并不完全是一码事。

　　没有精神活动的生理性存活，也叫生命，比如植物人和草履虫。所以，生命二字，可以仅指肉身。而“我”，尤其是那个对意义提出诘问的“我”，就不只是肉身了，而正是通常所说的：精神，或灵魂。但谁平时说话也不这么麻烦，一个“我”字便可通用——我不高兴，是指精神的我；我发烧了，是指肉身的我；我想自杀，是指精神的我要杀死肉身的我。

　　“我”字的通用，常使人忽视了上述不同的所指，即人之不同的所在。

精神不同于肉身，灵魂不同于精神

　　不过，精神和灵魂就肯定是一码事吗？那你听听这句话：“我看我这个人也并不怎么样。”——这话什么意思？谁看谁不怎么样？还是精神的我看肉身的我吗？那就不对了，“不怎么样”绝不是指身体不好，而“我这个人”则明显是就精神而言，简单说就是：我对我的精神不满意。那么，又是哪一个我不满意这个精神的我呢？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我，不仅高于（大于）肉身的我并且也高于（大于）精神的我，从而可以对我施以全面的督察呢？是灵魂。

　　但什么是灵魂呢？精神不同于肉身，这话就算你说对了，但灵魂不同于精神，你倒是解释解释这为什么不是胡说？

　　因为，还有一句话也值得琢磨：“我要使我的灵魂更加清洁。”这话说得通吧？那么，这一回又是谁使谁呢？麻烦了，真是麻烦了。不过，细想，这类矛盾推演到最后，必是无限与有限的对立，必是绝对与相对的差距，因而那必是无限之在（比如整个宇宙的奥秘）试图对有限之在（比如个人处境）施加影响，必是绝对价值（比如人类前途）试图对相对价值（比如个人利益）施以匡正。这样看，前面的我必是联通着绝对价值，以及无限之在。但那是什么？那无限与绝对，其名何谓？随便你怎么叫他吧，叫什么其实都是人的赋予，但在信仰的历史中他就叫做：神。他以其无限，而真。他以其绝对的善与美，而在。他是人之梦想的初始之据，是人之眺望的终极之点。他的在先于他的名，而他的名，碰巧就是这个“神”字。

　　这样的神，或这样来理解神性，有一个好处，即截断了任何凡人企图冒充神的可能。神，乃有限此岸向着无限彼岸的眺望，乃相对价值向着绝对之善的投奔，乃孤苦的个人对广博之爱的渴盼与祈祷。这样，哪一个凡人还能说自己就是神呢？

　　精神，当其仅限于个体生命之时，便更像是生理的一种机能，肉身的附属，甚至累赘（比如它有时让你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但当它联通了那无限之在（比如无限的人群和困苦，无限的可能和希望），追随了那绝对价值（比如对终极意义的寻找与建立），它就会因自身的局限而谦逊，因人性的丑陋而忏悔，视固有的困苦为锤炼，看琳琅的美物为道具，既知不断地超越自身才是目的，又知这样的超越乃是永远的过程。这样，它就不再是肉身的附属了，而成为命运的引领——那就是它已经升华为灵魂，进入了不拘于一己的关怀与祈祷。所以那些只是随着肉身的欲望而活的，你会说他没有灵魂。

　　比如希特勒，你不能说他没有精神，由仇恨鼓舞起来的那股干劲儿也是一种精神力量，但你可以说他丧失了灵魂。灵魂，必当牵系着博大的爱愿。

　　再比如希特勒，你可以说他的精神已经错乱——言下之意，精神仍属一种生理机能。你又可以说他的灵魂肮脏——但显然，这已经不是生理问题，而必是牵系着更为辽阔的存在，和以终极意义为背景的观照。这就是精神与灵魂的不同。

　　精神只是一种能力。而灵魂，是指这能力或有或没有的一种方向，一种辽阔无边的牵挂，一种并不限于一己的由衷的祈祷。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能歧视傻人和疯人的原因。精神能力的有限，并不说明其灵魂一定龌龊，他们迟滞的目光依然可以眺望无限的神秘，祈祷爱神的普照。事实上，所有的人，不都是因为能力有限才向那无边的神秘眺望和祈祷吗？

《灵魂的事》囊括了作者对于生命、爱情和信仰的沉思。有一回记者问到史铁生的职业，他说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并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小说与散文发表。1998年患尿毒症，终至透析。病情稳定后，有随笔集《病隙碎笔》、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随笔集《扶轮问路》和电影剧本及影评集《妄想电影》出版。作品曾多次获奖。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2010年12月31日凌晨逝世。

作家在《我与地坛》的叙事手法、人称转换以及对人物的刻画处理上，都带有小说意味。除了对母亲形象的传神刻画之外，像那对十五年如一日来地坛的夫妇，像那个漂亮的不行的小姑娘与她的哥哥，像那个业余歌唱家等等，寥寥几笔便神形兼备栩栩如生，这种写人物的手法完全得益于史铁生作为小说家的训练，他这篇散文的哲学思考就像他在地坛给我们留下的背影一样，是与命运进行着殊死抗争，是向那些饱受命运折磨孤苦无告的人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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