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马上下达到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现解剖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年赴苏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可以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月9日天刚亮，刘湘屏见到赶来的徐静后，拉着她，坐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这就是地震后毛主席的新住处，对外代号“202”室。

她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说：“召集你们来这里，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徐静思索了一会儿，提出3点要求：第一，需要回院和同行专家们共同研究方案；第二，要先看看毛主席遗体情况；第三，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要的器械、药品。这3条都得到汪东兴的首肯：“完全可以，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随即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泽东卧室。

徐静粗略计算了一下毛主席的身高，仔细观察着皮肤有无损伤、褥疮等，轻轻地触摸了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并一一牢记在心中。她顺便还看了一下毛泽东的居室，寻找着适合实施遗体防腐处理的房间。看后，认为卫生间条件还算好：既宽敞，又有上下水，只需经过严格消毒，即可在此进行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

返回医科院院部后，刘湘屏与杨纯研究后确定，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就由徐静负责，张炳常和陈克铨参加，组成3人小组。此时，张炳常教授还在平谷县参加巡回医疗和教学改革。

 小组成员之一的陈克铨年仅38岁，也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是3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得到通知后，他用了1个半小时，备齐了必要的药品、器械，其中有些物品还是临时借来的。

9时左右，张炳常也从平谷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张炳常是1948年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才子。他一到，即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商议，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还不到10点，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等已提前赶到中南海。

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等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3位医学专家未见过这种场面，略感有些紧张。

汪东兴让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讲述了方案的依据、效果和实施的方法。

政治局委员们听后，又就遗体保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询问，徐静等做了扼要的回答。

最后，张春桥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两个沙发之间走来走去，拿出“军师”的样子，指着徐静的鼻子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这时徐静已经顾不得紧张了，她镇定下来，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3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存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最后，华国锋拍板说道：“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遗体处理工作的时效性很强，时间稍许延误，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徐静等人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实施方案之中。

做好防腐后，当日下午，工作人员重新量了主席遗体的尺寸，由红都服装厂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给主席穿了浅灰色的那一套。理发师小周则为毛主席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马燕龙技师为主席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当晚，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一些首长在中南海“游泳池”，向主席遗体举行了告别仪式。整个过程中，江青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传“首长要来”，周围的气氛马上变得严肃、紧张起来。约两小时后，江青身着黑衣，面遮黑纱，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冷漠地与大家握过手，什么话也没讲，一滴眼泪也没掉。她在主席遗体旁摆着各种姿势，让摄影师杜修贤为她拍了照，然后就匆匆离开。

遗体防腐处理工作完成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976年9月11日17日，毛主席遗体要移进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举行群众吊唁、瞻仰活动。

9月11日凌晨3点20分，毛主席的灵车来了。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毛主席遗体走出中南海，来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遗体被放在宽大的平担架上，由警卫战士抬着，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遗体在北大厅放定，专家们细心测定周围的温度、光照等。防腐小组的同志，也随着遗体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上午10时许，吊唁活动正式开始。

在人民大会堂吊唁期间，华国锋曾在大会堂福建厅多次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汇报。负责遗体保护的徐静参加了所有的会议。

她回忆说：第二次会议，气氛就紧张起来，当我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时，话还未说完，张春桥、江青就出开了馊主意，要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等等。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势必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可取的。接着，谷牧、顾明等同志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事后，谷牧副总理也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他们不时地出难题，制造障碍，要是遗体真的保护不好，他们是要兴师问罪的。其实，兴师问罪倒是小事，如果搞不好，我们这些人怎么向下一代交代？”

来源：《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作者：曹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