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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川，我始终被一个伟大的民族精神所鼓舞，这种精神使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描绘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救灾画面，谱写了跌宕起伏、催人泪下的史诗，这种精神感动了世界，也震撼了世界。 ­

         5.12，中国在行动，世界在行动，从得到大地震消息的那一刻起，我也一直在电脑前搜索灾区的信息。 ­

         5月13日，地球上的华人纷纷慷慨解囊，我也捐了款，并在北京红十字网站报了名。下午与山东红会拨通了电话，要求组建一支山东救援队，队员组成以中共党员为核心，以医护人员为骨干，以退伍军人为辅助，并在山东红会论坛发布信息。 ­

         5月18日，我们经过认真筛选 ，组织了一支11人的救援队伍，和四川红会通了话，承诺一定为灾区带去一支精锐的队伍，一支纯洁的队伍，随后买了当日的机票。 ­

         5月19日早晨到达成都，接受四川省红会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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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0日被四川红会分配到绵阳，把个人资料递交给绵阳市红十字会和绵阳团市委后，除了到救灾物质仓库搬卸救灾物质，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晚上团市委把我安排在市政府大楼北边的商务E通宾馆，22点28分，团市委打来电话，同时也给我下达了去北川一线从事医疗救护工作的任务。 ­

接到任务后，就像无业人员找到了称心的工作一样，我心情十分激动。 ­

          5月21日，我来到了市政大楼前的火炬广场，等待团市委安排的车辆，期间遇到了山东《鲁中晨报》的记者姜涛，他拎起我的包说：“我给你背包，我们一起去北川。” ­

    车来了，团市委副书记是位青年妇女，她眼里含着泪把我们一行送上车，并再三嘱咐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接着绵阳电视台为我们录像，我们喊口号。我们的领队杜军是绵阳团市委的工作人员，路上车内很沉闷，杜军建议我们合唱一首《爱的奉献》，四川工业大学的一位学生先开了个头，于是都认真的唱了起来，虽然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嗓子都已经沙哑，但是我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我听到的最好听的歌，我们的歌声飘在了整条路上。 ­

    北川羌族自治县全境皆山，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溪流密布，丛林交错。北川的山集奇、险、秀于一身，有九寨之秀，青城之幽。经历了5.12震灾的洗礼后，除了滑坡的几座山裸露着砾石以外，余峰依旧草木丛生，鸟语花香。 ­

北川民风淳朴，北川人勤劳善良，北川的女孩语音柔美，口齿伶俐，皮肤白嫩，身材婀娜。 ­

         11时50分，我们到了北川县擂鼓镇，这里已经有20多名提前来的山东志愿者在帐篷前的空地上欢迎我们，我和来自济南的吕队长紧紧的握住了手。老吕比我小两岁，经过了不到一个礼拜不分昼夜的干活，早已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了。山东卫视生活台的前线女记者拿过话筒，让我接受采访，我操着沙哑的嗓门说：还是编个口号，让我们一起喊吧。 ­

    正在我们集体拍照时，两辆满载救灾物质的半挂开了过来。志愿者的总队长罗鹏过来招呼我们先卸货后吃饭，罗鹏来自湖北武汉新华医院，是个硕士研究生，他在这里主动担起了志愿者的组织工作。罗鹏身高1.75米左右，偏瘦，上身穿深蓝色的体恤，下身穿牛仔裤，黝黑的脸上长着浓浓的落腮胡，高高的鼻梁，炯炯有神的双眼闪烁着犀利的光。他手里总拿着一个扩音喇叭扯着破锣嗓子使劲的喊，从他的整体装束和神态谁也不会看出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

我所在的点是绵阳市司法局救助中心，我们这里一共有三千多顶帐篷，估计一共安置两万多名灾民。如今北川救灾指挥部安在了安县的安昌镇，大多数成员是绵阳市政府的下派干部。 ­

     我的医疗救护点是两顶帐篷，另外还有一顶帐篷储存药品。所谓的医疗救护队就是我们几个来自不同省份各级医疗机构的大夫，我来之前只有来自河南安阳的王大夫一个人，他已经在这里奋战了将近一个礼拜，随着大批灾民的不断涌入，王大夫已经感觉出力不从心了。我来后先把每个人的任务交代清楚，冉兰以前是阳谷县人民医院的手术室护士，由于无菌条件达不到，无法开展注射和输液，她只好和来自济钢总院的刘雯充当我和来自内蒙的李润华大夫的司药。 ­

     我们开展工作的最大困难就是缺药，每个病号我们只能保证他一天的药量。我们在工作中最要命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我们几个医护人员都说普通话，但35岁以上的灾民大部分说“川语”，我只好“抓”来几个擂鼓当地的小“志愿者”当翻译，后来这些小孩都喊我干爸了。 ­

          5月22日凌晨5点，天刚微微亮我就起床了，因为第一次睡地铺，感到全身酸痛，我刚想舒展下身体，三个病号就围了过来，于是我顾不上刷牙便给病人检查身体。没多久李大夫她们几个女同志也起床了，我才滕出身子去洗脸刷牙。 ­

    上午10时，又有近两千名灾民转移到我们的救助中心，集中在绵阳九州体育中心的灾民正向他们原籍疏散，相信不出三天我们中心的所有帐篷就会住满。 ­

    中午，我安排她们三位女同志先去吃饭，等她们回来我们再去吃的时候就只剩下米饭了。 ­

下午病号明显增多了，帐篷里的温度也达到了5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病号把帐篷的门口堵的水泄不通，我们几个都憋的喘不上气来，但我们依旧一丝不苟的为患者服务。 ­

     我们的药品越来越少了，马上就要到无药可用的困境了，我便到志愿者队伍中去游说，号召志愿者捐药，志愿者们都很慷慨，但也是杯水车薪。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下午3点26分，北川县的副县长杜勇来看望灾民时顺便到我们医疗点包扎伤腿，我把我们缺药的困难作了如实的汇报，杜县长在我配药计划上签了字，让我到指挥部卫生组去找擂鼓镇医院的民院长。于是我马上和市司法局的李局长协调，李局长给我安排了一辆得利卡面包车，让司机胥洪斌和我一起去拉药，我经过努力终于找到民院长，民院长看到我的计划后，先是抿了抿嘴，后又语重心长的说：“哪有这么全啊？我尽量给你想办法吧”，随后他喊过来两名工作人员，带我们去领药。 ­

    我们首先来到捐赠救灾物质的仓库，在如山的救灾物质中找到了三件左氧氟沙星片，两件一次性无菌口罩。然后我们来到镇医院自己的帐篷，把他们库存的所有药品都搬上了车，虽然离我的计划还相差甚远，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

         5月23日，病号继续增多，整个上午我们连厕所都没法去，下午发现一名手足口病疑似病例的4岁男孩，我把他安排在药库进行隔离，等待绵阳市疾控中心来接病号。 ­

    深夜12点左右，有个两岁零3个月的男孩发热39摄氏度，我和吴总指挥开警车把他送到了沈阳军区野战医院。当时野战医院没有儿科，他们不愿接受，我找到车政委，好说歹说，车政委从自己帐篷里拿出了饼干和水果给孩子吃。我给车政委要了一缸子开水说：“他们都已经10多天没喝热水了，就给孩子喝点开水吧”。孩子先胆怯的看了看我们，然后大口吃了起来，喝了开水以后，精神明显比刚来的时候好了许多。车政委对军医说：“其实孩子们都是营养跟不上才得的病，你们根据孩子的体重用药，用点抗菌素，再补充点能量合剂看看。” ­

      一个战士给我拿来一瓶纯净水，我先说了声，“谢谢”，然后又对着车政委半开玩笑的说：“这辈子不喝纯净水我都不想了，我们天天喝冷水吃方便面”。 ­

      车政委看了看我，幽默的说：“过不了几天，你们这些志愿者也成病号了。” ­

           “有这个可能，我们哪有条件喝到开水啊？”我寒暄着。 ­

     看到给孩子输液后，我给车政委要了联系电话。 ­

临出门的时候我对车政委说：“以后遇到困难还来找你们，我们的条件差，需要输液的病号就让他们直接到你们这里来吧，好吗？” ­

           “ 好，我们一定接收。” ­

     就这样我们的医疗点和野战医院搞起了协作，成了他们的社区门诊，我也和车政委这个正团级干部结下了友谊。 ­

             5月24日，小雨，周围的山都被笼罩在了云里，时隐时现的，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

      上午10时，央视1套的记者要我领他们去介绍灾民的情况，我安排给了小冉。 ­

      吃过午饭，我去101号帐篷去看病号，路上的土很粘，泥泞难行，皮鞋被沾掉了好多次。 ­

      病号男性，86岁，有老慢支和冠心病史，我仔细的为他查体后发现他的心脏没有急性发病的体征，但感冒很重，于是和野战医院拨通了手机，然后让病人家属照顾好老人，等待有车的时候护送去野战医院。 ­

      下午4点，为王大夫送行，送别时没有鲜花，没有轰轰烈烈的场景，没有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更没有电视上那种俗套的领导台词，只有王大夫的疲惫和我们眼中的热泪，最令我感动的是王大夫临上车时还一再的嘱托——让我们一定要替他照顾好那几个关键病号。 ­

     王大夫走了，我甚至连他的名子都没记住。他是请了事假来的，他不图名，不图利，除了我们，谁也不会知道他曾经来过，他曾经在北川这方热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抢救过受伤的百姓。他来的时候曾经做过最坏的打算，他把工资卡和所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都交给了他的家人，只带了身份证，他只是千千万万个志愿者中的普通一员，但他是个无名英雄。 ­

     今天共收治353名患者，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身上黏糊糊的，我们都已经5天没有洗澡了，衣服也没法洗，体恤衫紧紧的贴在身上，难受异常。 ­

          5月25日，下午4时20分左右，我正在为一位抱小孩的青年妇女开药时，突然感到双脚止不住地颤动，我旁边的诊断桌开始摆动起来，接着帐篷也在不停的晃动，我看到铺在地面上的砖块在波浪式的向前移动，顿时我觉得好像整个世界全都动了起来，我马上意识到有发生大型余震了，于是使劲抓住了病号。不到一分钟余震结束了，我马上走出帐篷，见距离我们不远的一座山正在坍塌，一棵棵绿树倒下了，一块块的山石正往山下滚，并不时的发出轰鸣声，不一会儿，从山峰到山脚露出了赭石色的山脊。 ­

      没过多长时间，便传来了青川的受灾消息，才知道这是自5.12以来最大的一次余震，震中心就是青川的观音店乡，震级里氏6.4级。 ­

             5月26日，晴空万里，不知是哪个单位给我们救助中心捐赠来了一台卫星电视地面接收投影机，总之，从此我们每天就能看40多分钟的电视节目了。 ­

     下午3点，两辆满载着山东救灾物质的车开进了我们的救助中心。在千里之外能见到山东人心里倍感亲切，于是我走到车前，向司机师傅打听。这时山东红十字会的王主任从另外一辆车上走了下来，我紧紧握住了王主任的手，王主任仔细的询问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都认真详细的一一做了汇报。王主任又向我打听了灾民的情况，我把自己了解的都如实的告诉了他。 ­

       “你们这个篷区不小啊！”王主任说。 ­

       “这里目前是北川县最大的篷区，将来还有灾民入住。”我回答。 ­

        “现在我们省对口支援北川，没想到你们提前来了，一定受了不少苦吧!”王主任关切的问。 ­

        “哪里，还有比我们来的更早的呢，你看他们，”我指了指正在卸车的老吕对王主任说。 ­

这两车救灾物质是山东的一个个体老板提供的，王主任是跟随他们来运送救灾物质的。 ­

王主任指了指远处说：“下边的点上有好多山东人，我们省建设厅厅长正在坐镇指挥，他们正在为灾民搭建活动板房。” ­

      我对王主任说：“主要是我太忙了，我有时间了一定去拜访他们。” ­

我叫来冉兰和刘雯，让生活台的摄影师给我们和王主任合影，随后王主任嘱咐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保证身体健康。” ­

     我们含着泪，用沙哑的嗓子高喊：“我们绝对不会辜负山东父老的期望，我们一定不给山东人丢脸！” ­

           5月27日，北川没有飘雨的中午实在难熬，太阳发着刺眼的光，地上就象下了火，树叶也纹丝不动，人们一活动就汗流浃背。 ­

     从上午8点开始，5架图着迷彩的军用直升机就在空中飞来飞去，后来又飞来了两架橙红色的大型直升机，下边挂着两根钢丝绳，钢丝绳的下端系着挖掘机，两吨多重的挖掘机在空中就像儿童玩具一样在空中吊着，他们是来解决唐家山堰塞湖大坝问题的。他们每次从头顶上飞过以后就像刮了一场大风，给我们带来了些许凉意。 ­

    今天病号不是很多，病号少也不能闲着，到灾民的帐篷内去转转。我刚走到36号帐篷，就有一个中年妇女把我喊了进去，让我给一个近百岁的老人看看，老人见了我后就一直在流泪，并对我说，他这辈子都很少流泪，但这次地震让他流泪了，因为他失去了7个孩子。我一时语塞，地震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实在是太严重了，但我不懂得心理救助。只是不住地劝老人，北川人是很通情达理的，我没用多长时间老人就不哭了，我接着为老人听诊，老人的心脏没问题，双肺也没问题，可能是因为这些天饮食结构的改变，他出现了肠功能紊乱，我给他开了一个处方，让喊我的中年妇女到医疗点去取药。我又同老人说了一会话，便到另外的帐篷继续查看。 ­

    我转完所有的帐篷已是下午三点了，到指挥部汇报我的成果，并说了老人的问题，征求领导的意见是不是给老人做个心理指导，于是武总指挥把北京的志愿者董玉找来，让我领她去为老人做心理救助。 ­

我从老人那里出来后就顺着擂鼓初中的门口向下走，准备考查一下周围的篷区。现在整个擂鼓镇车水马龙的，什么样的车都有，好多车我都没见过，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我敢说这十多天来擂鼓的车辆比十年来的都多。等我转完整个擂鼓镇以后，我发现这么大片地方，除了我们和野战医院以外，没有看到其他的医疗机构，搞心理救助的单位倒是不少。于是我就在四军医心理咨询的帐篷门口停了下来，走进帐篷和里面的老师攀谈起来，我问他们忙不忙，他们都说不忙，我说你们这个心理咨询的条幅太显眼了，有心理障碍的人哪敢进，再说大多数灾民也不懂什么叫心理咨询啊，我班门弄斧的跟他们讲，让他们要到灾民中间自己去找治疗对象。 ­

     出来他们的帐篷时正好遇到一位捐药的同志，我说：“他们这里是搞心理救助的，你们如果有药的话就跟我说吧。”于是我跟这个人来到一辆挂川0牌照的黑色桑塔纳旁边，他问了我的医疗救助地点，我和他说了我所在的位置，他们正好想去我们的救助中心，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会，又来了一个背摄像机的女同胞，我们就开车上路了。 ­

     到了我们的救助中心，我让他们到指挥部把捐赠的药品登记一下，然后就下了车，那个女的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先自我介绍说她是《成都日报》的记者，随后又记下了我的个人资料，便开始采访。 ­

　     “你认为现在灾民最需要什么？” ­

　     “他们最需要开水”，我想都没想就回答。 ­

　     “灾民当中最常见的是那种病” ­

　     “急性肠功能紊乱” ­

　     “其次呢？”　　　　 ­

             “其次就是就是感冒和外伤” ­

　     “发现什么流行病了吗？” ­

　     “目前除了一例手足口病疑似病例以外，没有发现其他流行病” ­

　　 　……. ­

　　   5月28日，直升机仍在忙活，在闷热的天气里他们的噪音显得更加刺耳。 ­

冉兰和刘雯的假期马上到了，其实经过这一个礼拜的忙碌，我也想家了。她们两个走后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开始困绕了我，当我正在发愁的时候，绵阳市委组织部主抓卫生防疫的下派干部周科长来我们救助中心检查工作了。趁此机会，我汇报了这一周以来我们的工作情况，并阐明了将要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我问：“周科长，能不能在附近安置一个当地的医疗救助组织。” ­

      周科长冲我笑了笑，对我说：“首先我代表北川灾民向你表达深切的谢意，然后……”周科长把我拉到一边，指了指陪同他的男同志接着对我轻声的说：“他就是北川人民医院的魏院长，现在他们医院已经组织不起来大夫了。” ­

     我看着不远处满脸忧郁的魏院长随口问：“他是怎么幸存的？” ­

        “他是在回医院的路上被倒塌的楼房砸到了面包车的尾部，整个车被撬了起来，捣碎前挡风玻璃后爬出来的”     ­

        “那他的家人呢？” ­

         “就剩他和在上海上学的儿子了” ­

         “哦——” ­

     我同情的看了看魏院长，没有再说什么。 ­

     周科长给我瓶矿泉水，关切的说：“看你嗓子哑的”   ­

         “我在绵阳时嗓子就哑了” ­

         “这样吧，你陪我到野战医院好吗？”周科长征求我的意见。 ­

          “好的，我们步行好么？我领你看看周围灾民的情况，也看看我们这里的消杀免疫情况。”我说。 ­

      路上我和周科长聊的很开心，周科长问我到北川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感到困惑的问题。 ­

      我看着一排排整齐的帐篷，看着步调一致、擦肩而过的战士，看着一群群激情洋溢、朝气蓬勃的志愿者，看着灾民一张张朴实无华、从容面对的笑脸，……；这里不久前发生过山崩地裂、天塌地陷的自然灾害，这里至今还有地震留下的残砖碎瓦、破壁残亘，这里曾经让人惨不忍睹、望而却步；这里的人们曾经心碎过，这里的人们曾经极度悲痛、心灰意冷过，这里的人们因肢体和心灵的伤害曾经感到希望渺茫过，…… ­

     才短短的十几天，这十几天对于人的一生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可就是这十几天，我们的党和国家政府创造了何等的辉煌，就是十几天里我们的党和国家政府在北川山河破碎、狼藉满目的瓦砾中创建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安谧、秩序井然，这不都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政府完善的救助体系带来的么？这不正是我们国家的强大和政府的快速应变能力的充分体现吗？这不也是我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的充分体现吗？ ­

            5月29日，我成功的把医疗救护点交给了绵阳市政府有关组织，目前李润华大夫仍然在我们的救助点奋战。 ­

6月14日，我带老婆和儿子，去看灾区来山东上学的孩子，在分别了将近半个月后，我和北川擂鼓的杨明雄和孙媛媛在济南相见了。 ­

    如今灾区已经开始了热火朝天的重建工作，相信不会多久，一个美丽的现代化的新北川将会出现。 ­

北川救灾，已成往事。在茫茫人海中，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志愿者，在抗震救灾的大潮中我只是沧海一粟，我所做的工作也微乎其微、不足挂齿。但是我认为我的北川救援亲历对于我个人来说意义重大，这些天有首歌一直在北川的天空回荡，也一直在我心中唱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将变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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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组照片【只是一少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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