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鹰

                                       从朱德批判会说到毛时代的党内斗争

“朱德批判会记录”是一个重要文献。一些人在会上给这位可敬的革命元勋罗织各种罪名，肆意攻击，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批朱言论作为一个切入点，清理一下前前后后的历史脉络和一些人物的相互关系，就可以见到毛时代党内斗争的一些重要侧面。

在历史上，“朱毛”曾经是齐名的，红军也常被人称为“朱毛红军”，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60岁生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破例在延安为朱德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延安全城悬旗三天，各界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为朱德写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周恩来的祝词更是动情，他说：“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全党中，你首先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你的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中共中央也有祝词。但几年以后，1950年代初，朱德实际上就淡出了权力中心。但我对朱德却始终怀有敬意。有的人对“权力美学”滚瓜烂熟，用起来得心应手，石破天惊，老实巴交的朱德则“浑浑噩噩”，懂不起；贡献卓著的他老实憨厚不报怨；他老实憨厚，早在江西时，就因此赢得了许多战士、干部的信任、拥戴，很得人心；他严以待已，宽以待人，从不把历史纠葛牢牢记着，到时候一笔一笔地算账；从现有的材料里，找不到他整战友、同志的记录，更不见他对谁落井下石。彭德怀蒙冤后，高层领导人中只有他一人常去看望（两人心照不宣，只下棋，不交谈，彼时无声胜有声）；在党内外对毛泽东的一浪高过一浪、言过其实的颂扬声中，他还是一次次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看成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因为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他不处处紧跟，不管是对大跃进，还是对中苏关系，他的意见常显得不合时宜，但多年以后回头看，他比好些狂热的斗士更经得起历史检验；他的那些意见，在好的情况下，说了就说了，没人理睬，在坏的情况下，别人把它们作为辫子紧紧抓住，攻击他……正因这样，我对前面提到的那些含含糊糊，语焉不详，总是很困惑。

但在读到了“朱德批判会记录”之后，我终于慢慢开了窍，由此又想到别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这份材料记录了23日朱德批判会的情况。从“记录”看，这一次要批判朱德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对批判、处理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其实，批朱，进一步消除他的影响，势在必然。在历史上，“朱毛”曾经是齐名的，红军也常被人称为“朱毛红军”，1946年12月1日朱德60岁生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破例在延安为朱德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延安全城悬旗三天，各界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为朱德写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周恩来的祝词更是动情，他说：“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中共中央也有祝词。那时，朱德的威望如日中天。但几年以后，1950年代初，朱德实际上就淡出了权力中心。他虽然仍挂着一些重要官职，却几乎什么事也不能管。此中缘由不言自明。不过，朱德的影响是长期形成的，怎么会一下子消失了？正因这样，就要批他。主持会议的是即将被打倒的刘少奇，另一个即将被打倒的邓小平也参加了，但刘没有发言，邓也只在最后宣布了对彭、罗、陆、杨的处理意见。没有批朱德，也许是因为他们已多少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不像往常那样意气风发了。

会上发言攻击朱德最恶毒的是首先是林彪。

林彪拿不出任何事实，却硬诬老实憨厚，没有野心的朱德“不服毛主席”，“想当领袖”，“想当主席”。他无视历史，胡说朱德（事实上）“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似乎朱德从来就是个尸位素餐的庸材，那个“总司令”的头衔是毛泽东送给他的，让他“跑龙套”时多少光彩些。“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林彪恨朱德，这是不难理解的。林彪看准了因为历史的原因毛泽东一直对朱德不满，以前，比如在延安的时候，毛需要朱德，得用他，为他题辞“人民的光荣”，说他“意志坚如铁，度量大如海”，那是“雪恨”的时候未到，他忍着，现在时候到了。林批朱德，贬低朱德，就是讨毛泽乐的欢心，这是明明白白的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林彪要通过否定朱德来抬高自己在军内的地位，他是在宣告：除毛泽东外自己才是军内第一人。

如果只是林彪中伤，这里也不用多说了，令人惊诧的是，批朱德时冲在前头的还有周恩来，陈毅，而他们，一个被人视为道德楷模，一个也被视为光明磊落，敢于直言的人。

陈毅和朱德的关系，渊源更深，他应当更了解朱德，他在会上的发言哪里是同志似的善意批评?那是恶意攻击！因此，在这件事上，他更显得没有良心。他的发言，火药味比林彪还浓，竟质问朱德是不是要搞政变，“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朱德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当年叱咤风云的元帅此时竟用这般口气来为自己辩护，抵挡战友的诬陷，实在令人唏嘘。对中共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井岗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陈毅并不比朱德差。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对他的老战友朱德想“黄袍加身”的责问，非常理所能解释，只能说他是歪曲历史、推卸责任，讨好毛泽东。至少在这件事上，他的心地绝不像人们过去以为的那样光明正大。

周恩来发言最长，和陈毅一样毒：先是点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事实，硬把朱德和“历次错误路线”挂上钩，虽说他一边“揭露”朱德一边检讨自己，但又说朱德的“问题”比他自己更严重（“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1950年代初，朱德虽然仍挂着诸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职务，实际上早就被挤出了权力中心，尽管这样，周恩来还是不放过他，说朱的“问题”，“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一向谨慎的周恩来，居然操着朱德的上级的语气：“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想当年在延安的为朱德祝寿的大会上，“周公”独自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说，不仅歌颂朱德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还说，“全党中，你首先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你的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历史竟如此多变，不知当年的“周公”和此时的“周公”，哪一个说的是“违心之言”？

还有两个人物发言批判朱德，令人啼笑皆非：一个是乌兰夫，另一个是薄一波。

在批斗朱德的前一天，乌兰夫参加了刚开始的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这边厢，他也参加攻击朱德，那边厢，别人已经为他准备下了“大刑”，他似浑然不察，还忍不住在批朱会上挣表现。前门会议从5月22日开始，一直开到7月25日才结束，开了64天，有内蒙自治区各级负责人146人出席会议。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给乌兰夫下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他的“罪行”要远远超过他所批判的朱德。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至于薄一波，他参加批判朱德后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为“叛徒集团”为首份子，坐了九年的牢。

陈毅在文革中也受够了罪。

1966年底，67年初，中央文革支持军内造反派四处冲击军队首脑机关，“告急电报”雪片般飞向北京。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的党委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老帅们强调军队不能乱，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应和地方有所区别，江表一伙则认为军队不能特殊，甚至说“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林彪是不容别人攻击军队的，知道以后勃然大怒，把江表叫来大骂了一顿，还要拉她去见毛泽东。江青不得不承认错误，但她把问题推到陈伯达头上。叶群怕把事闹大，跪在林彪面前求他息怒，他才慢慢安静下来。事后毛泽东批评了江青、陈伯达。见江青等的威风暂时被压了下去，老帅们胆子大了，他们，还有几位仍在工作的副总理，在随后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与中央文革一伙唇枪舌战。这被说成是“二月逆流”。陈毅在发言中千不该万不该提到了毛泽东发领导的延安整风，这就犯了大忌。毛泽东知道以后，立刻改变了态度，决定出来保护中央文革，以免文化大革命流产。因为和中央文革“对着干”的有几个老帅，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甚至调动军队星夜赶到指定地区，准备“勤王”。部署完成以后，他就亲自出面，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文革的错误只有百分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还声色俱厉地训斥：“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让刘邓上台办不到！”如此等等。

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江青等又嚣张起来。

张春桥等在“反击”时自然不会放过陈毅的“历史问题”（陈本想都推给到朱德身上的），他抓住陈毅的“硬伤”狠整。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全会。会议的主题本是为九大做准备，但会议期间也对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进行了批斗。陈毅等六人被分隔编到各个小组，直接听取别人揭发批判他们“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陈毅原想推到朱德头上的那些“历史老账”自然被翻了出来清算，以证明他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决非偶然。10月26日林彪在全会上作了一次讲话，他说：“二月逆流”是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讨论中有人反对陈毅当“九大”代表，毛泽东表态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会后，张春桥等就用毛泽东的话来羞辱陈毅。张春桥叫人起草了一封很有挑衅性的致陈毅的信，如下：

陈毅同志：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要在过去，陈毅还不一脚把桌子踢翻？但时势比人强，他这“右的方面的资格”，是伟大领袖钦定的，他还扳得脱？他只得忍。他不得不含屈忍辱回信表示接受了“右的代表”这个头衔，并对能有这个“右派代表”头衔表示感愧。

张春桥还叫人编了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以备后用。九大期间，陈毅要参加上海组的讨论。张春桥、王洪文等又把小组会变成了批斗陈毅的大会。陈毅刚进会场，人们就高喊批判陈毅的口号。王洪文还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已！”对这般的羞辱，此时的陈毅也只好接受了。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说：“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刚说到这里，有人就吼：“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

还在所谓“二月逆流”中，2月16日晚上，陈毅在外交部接见了归国留学生代表时，他就慷慨激昂地一口气讲了七个小时。他说：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

诚哉斯言！只不过，人们想知道，几个月前，当他质问朱德是不是要搞政变时，如此掷地有声的话语，是否在他的脑子里闪现过？

就在这次讲话中，陈毅居然提到了朱德，当然，调子不同了。他说：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唉！这是怎么回事啊！确实，“陈毅是个好同志”，但这个好同志，是把自己不到一年以前如何攻击朱老总的事全忘了，还是他的革命良心此时回归了？

陈毅这时万万没想想到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反“二月逆流”中的处境。

这里还不能不提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那次会上，陈毅极力维护毛泽东是天才，对张春桥一伙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我想，此时的陈毅当是有恃不恐，那还会再犯“错误”吗？谁知，历史似乎偏要跟陈老总开玩笑，他又错了，居然上了陈伯达等的“贼船”。这时，“周公”又有惊人之语，那就是“二陈合流”。“堂堂堂正正”的陈毅竟与他看不起的陈伯达穿了同一条裤子，据说，陈毅知道周恩来这话，气得要死。

他的晚年何其悒郁！

在历史上，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复杂，两人既是战友，又有一些难解的历史纠葛，而毛周历史恩怨的根子则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的来龙去脉已有大量回忆录、文献可以查阅，不再赘言，这里只强调几点：1，这个时候正值王明路线掌权；2，宁都会议是要讨论“前方”和“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问题上的争论，但具体说来，它的召开，实起于周恩来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信；3，会议的后半段是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份主持的（前半段因周在前线，由任弼时主持）；4，毛在会上被批判斗争，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会上周并不完全赞同与会的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还因此受到指摘，说他是调和派，但他对毛也确有严厉的批评；5，会议期间毛被完全剥去了军权，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取而代之；6，毛离开部队以后，蒋介石即发动第四次围剿，在毛不在的情况下，周恩来等指挥红军打了两个大胜仗，与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相比，第四次反围剿打得更加漂亮，于是，一些人认为没有毛泽东也可以，这就使毛泽东以为自己很快会被请回军队的愿望落了空。毛泽东在离开军队后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一有机会就要翻出来算老账。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不管人们如何说来说去，却莫不发源于此。周由此铸成大错，深深结怨于毛，用周后来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

可以说，遵义会议以后，除了偶尔出现的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以外，周恩来已完全臣服于毛泽东，但在毛方面，他要用周，却又对他始终存有怀疑，时不时要敲打他，如果不是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周在延安整风就被毛泽东以“经验主义”的罪名开除出党了。1949年后也是如此，周对毛忠心耿耿，殚精竭力，呕心沥血，即使在细节上，他对毛泽东形象的维护也到了常人想像不到的地步。但因为“反冒进”等，他还是好几次差一点就丢掉总理的职位。文革中，他处境艰难，他一再地检讨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后来，他干脆把这种“错误”说成是“罪恶”，但还是没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在林彪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民望更是扶摇直上，但越是如此，他的处境越是险恶。

1973年，那时周恩来已查出身患绝症，毛泽东还是看好机会，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当时的传言是：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对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问题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有人认为是关于台湾问题。文革结束以后，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还有人提出，此事周恩来并没有错，是毛泽东在联美反苏战略问题上态度“出尔反尔”。其实，我认为问题根本不在此，毛要整周，主意早就定了，只是抓住什么事做文章而已。可以肯定，没有这事，也一定会抓住别的事来整他。

那次批周，先是开政治局会议，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们也奉命星夜赶到北京参加批判，然后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其中很多人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在会上，他们有的是被迫，有的是心甘情愿，面对面地怒斥周恩来的种种不是，有的人还党照内生活的一贯做法，连带着痛揭他的老底，如宁都会议。那是周恩来革命生涯中最悲惨的一页！

批周会上，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攻击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批判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的所有外交活动，并上升到周要“夺权”的高度。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周恩来不得不作过头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它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周恩来因为手颤抖，请乔冠华帮忙整理记录，谁知遭到喝止，并规定周的检查只准自己写，不准秘书帮忙。会议结束，第一个让周恩来出来，会议再继续进行，商量下一次怎么批判。周恩来“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卫士赶紧用双手架着他上电梯。原来主动向周请示问好的一些中央政治局成员，现在见面尽量回避周，即使迎面相遇也十分冷淡。人们连对周的随从工作人员也不敢理睬，把他们冷落在一边。周的随员互相之间甚至提起了要准备被捕（见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330-336页；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310-315页）。

那时，周恩来的凄凉，超过几年前批判会上的朱德又何止十倍！

本是同根，相煎何急——读“朱德批判会纪录”（四）

朱德批判会的主持者是刘少奇，那时他还在位，不主持不行，但从“纪录”看，他只是“主持”，并无一言批判朱德。在此以前，“彭、罗、陆、杨”都倒了，他们中有的人，如彭真，和他关系密切。刘少奇是否知道即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冲着他来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要说他早已洞察毛泽东之心，未必。据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的说法：“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如果，刘少奇早已经窥见毛泽东的用心，文革开始后，他的应对之策就难以解释。自己大难临头，还在想把毛泽东1957年的“阳谋”再实践一次，也学着毛，来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等运动末在群众中抓一批右派？自己都快被毛泽东“踩扁”了，不但没考虑自己如何应对，还在想着这等美事？但要说他毫无觉察，毫无防范，也好像说不通。毛早就秣马厉兵，一步步从外围扫荡过来，以刘对毛的了解，以刘的政治智慧、经验，他怎会浑然不察？总之，要知道刘少奇在1966年5月下旬的内心世界，大概是不可能了。我们只能把话题扩大到朱德以外，来讨论我们的问题。这里就说刘少奇对彭德怀冤案的态度吧。

据刘少奇的一个卫士回忆，1950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同刘少奇散步的时候，曾向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刘少奇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

有一些至今仍狂热拥毛的人为了替毛开脱，竟说不是毛而是刘少奇制造了彭德怀的冤案，毛中了刘的离间计。这是在编故事，编最离奇的故事。不过，刘在彭德怀的冤案上起了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正如当时他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第二号人物。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时就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他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这几话，特别是前两句，是说彭德怀要造反，想搞政变，可说是刀刀见血，触及到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为了打倒彭德怀，他在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了李自成，他说彭德怀就像刘宗敏。刘少奇对毛泽东十分了解，他知道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最痛恨刘宗敏那样的人。

甚至到了数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是在彭德怀庐山谏言已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之后，刘少奇还是附和着毛泽东，继续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

“七千人大会”要讨论的问题，说白了，是讨论如何收拾大跃进失败造成的烂摊子。当时的艰难局面，正好证明了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毛泽东真个是心地光明磊落，他就应当承认自己错了，彭德怀是对的。但要毛承认自己错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毛泽东，外宽而内忌，他可以宽大处理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大特务，他可以饶恕末代皇帝，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会体会到一种胜利者的自豪和快感。但他绝不能放过昔日的战友彭德怀，历史越是证明彭德怀是对的，毛越是不能放过他。但是，继续用两年多前庐山会议上那一套来说明彭德怀罪大恶极，那就不行了。得有新的理由，得给彭另加罪名，不然何以服人？于是，刘少奇又出面了。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毛、刘，还有周，你唱他和，大谈彭是高饶联盟的重要成员，甚至是彭德怀而不是高岗才是这个“联盟”的领袖，“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抓住高岗曾在彭德怀面前谈过刘的不是，加以夸大，编造事实。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一事，许多史实长期说不清，道不明，现在总算可以略知其概貌了。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1，在高饶出事之前，毛很赏识高岗，而对刘、周则很不满，高岗显然受到鼓舞；2,高岗绝未反毛；3，高岗、饶漱石绝不反对社会主义，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而是相反。他们并未提出一套自己的路线；4，高岗勾结苏联，是苏共在中共里的代理人，想把东北并入苏联等等“罪名”，难以查证；5，毛最后权衡利弊，抛弃了高，支持刘、周，导致高饶的落马。高饶事件发生在1953年，1954年初被揭露（到1955年春处理完毕），而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是在这之后，在1954年9月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如果彭德怀真如毛、刘所说，是高、饶联盟的真正的领袖，彭能在这之后担任国防部长的要职吗？也许，他们会辩解说，那时没有动彭德怀，是一种斗争策略，打击高饶，团结争取彭德怀，但是，能有这样的事吗？他们不但能放过“领袖”，还把他提拔到国防部长的要职上吗？毛岂会干这样的蠢事！他们还可能辩解说，那时，彭德怀的问题还没有揭露出来，好！如果是这样，彭德怀任国防部长达五年之久，五年之久都没有查出他是高饶联盟的领袖？这样辩解是不是太丑化自己的执政能力了？

刘少奇的那一番话完全是玩弄权术，是精心炮制的欺人之谈，目的要把毛的“错”证明为“对”！

根据彭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彭德怀看到刘少奇的报告后，放声大哭，手脚冰凉。2月1日开始到6月结束，彭德怀气愤难平地撰写了著名的万言书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中央常委，“万言书”长达82000字，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详细细地写了下来，辩驳了加在他身上的所谓的彭高联盟和里通外国等无中生有的罪名。8月22日，彭德怀再次给毛泽东上书，称：“如果审查出我有里通外国、颠覆中国的企图，可以受到任何党纪国法的严惩，绝不怨恨。”而此前，毛泽东在8月5日视察武汉时，和陶铸、张平化、王任重等人谈话时就指出：“彭德怀这个人我比较清楚，那是不能给他平反的，这是个铁案。”彭德怀上书不久，毛泽东批示：翻案。中央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挑选贺龙为主任（彭德怀和贺龙，因为社会背景，早年经历，性格脾气等关系，本来就说不拢。后来因1937年的“反军阀主义”，二人结怨很深）。专案审查委员会给彭德怀定的调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和篡党篡军的头子。彭德怀从此失去人身自由，过了长达十二年的屈辱的生活。彭德怀之死，更令人仰天长叹，天地改色。1974年12月17日，他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1974年12月23日，彭德怀骨灰以“王川”的化名存入成都东郊殡仪馆。在四川，成都，即使是高层领导，也没人知道那个“王川”是谁。

刘少奇讲前面所引的那番话是在1962年1月27日，当时，他志得意满，风头十足，他哪能料到仅仅四年多以后自己是什么遭遇！他是否料到：

1969年11月11日受尽迫害的他在开封死去，在场的工作人员给他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他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伸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20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不过，彭德怀也是整过人的。说大的，他就整过刘伯承、粟裕（1958年，在彭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被扣上“资主阶级个人主义”帽子，被解除参谋总长职务，调作国防部副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这里只说他整刘伯承。

刘伯承战功卓著，无人不知，但他却是1949年后第一个淡出权力中心的老帅。这事主要源于毛泽东对刘的不满，但彭德怀也起了重要作用。

从背景看，刘伯承从来不是毛泽东的嫡系。他早年是川中名将，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但在这之后他并没随朱德上井冈山，而是去了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1937年1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对喝过“洋墨水”的人，有种先天的成见；他看重的是像他自己那样从山沟里战斗出来的。刘伯承的正规化军事理念也和毛的游击战观念不完全一致，常有冲突。宁都会议时，朱德、彭德怀都力主毛泽东留下继续指挥军事，但刘伯承却反对，随后，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指摘毛有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毛自然十分不满。毛泽东被解职后，刘伯承立刻担任了红军的参谋长。正因这样，以后，毛对刘伯承始终是使用而不信任。毛泽东虽雄才伟略，但又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他甚至对几十年前的一些小事也难以释怀，谁谁谁曾经反对过他，他多少年后也记得一清二楚，只是等待雪恨的时机，即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宁都会议对毛的打击远超过以前的那些“小挫折”，是毛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1949年后，毛去过他当年战斗过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井冈山，他去过多次，但同是在江西的、离井冈山不远的瑞金，曾经的红色的圣地，他却是一次也没去，据说有好几次他路过瑞金，竟刻意绕道而行。他厌恶宁都，乃至连瑞金这个地方都他都厌恶，由此可以想象他在内心深处对当时投了他反对票、批过他的刘伯承是什么感情。在战争年代，强敌当前，刘伯承在军中又有极高的声望，毛虽对他不满，但也不得不暂时忍耐着。有人查过，毛对其它九名元帅都有过题诗或是赞言，但对刘伯承却是一个标点符号也没写，好不耐人寻味！晚年，说话向来刻薄的毛泽东在对张玉凤评价邓小平时，还用蔑视的口吻说过“他只听两个半人的话，从不听我的话”。“两个人”指刘少奇、周恩来，“半个人”则指刘伯承，因为他是残疾人，毛对刘伯承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刘伯承何许人也，他还不懂得毛泽东？还不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西南刚解放的1950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主动交出兵权，辞去本兼各职，去南京筹办军校。毛泽东欣然同意。但是，这种激流勇退在毛时代还是不能避祸。刘伯承还是受到无情的批斗。事件直接起因于南京军校的授课内容中，有不少苏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例（苏军归纳为“十次打击”）。彭德怀也是早就对刘不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延安时，刘伯承在工作总结中，充分了肯定彭德怀领导、但刘伯承的129师也参加了的“百团大战”，同时又批评了它的缺点和问题）。此时大权在握的彭德怀，立即向毛泽东进言。毛竟大怒，说：“专门讲人家的什么十次打击，而我们自己一百次打击都有过，却不肯讲。”要说刘伯承领导的南京军校看不起自己从工农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的革命历史，看不起自己的战略战术，把它们通通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谁会相信呢？无非是把苏联的在现代化战争中积累的军事经验讲多了，这却唤起了毛泽东的联想。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话在军委内部批判刘伯承，还迫令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检讨。当时刘伯承旧伤复发，还是被迫兼程进京，在怀仁堂的数百名高级将领面前，发着高烧检讨自己，当场“独眼之中老泪纵横”。这之后，刘伯承辞去军事学院院长、政委职务，曾被白崇禧称为“共军第一号悍将”的他从此淡出军界中枢，彻底边缘化。这次事件也成为后来波及更大的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前奏曲。刘伯承长期卧病在床，于1986年10月7日病逝，那已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他及早淡出政界、军界，自甘边缘，也算换来一个善终。

前面提到的那些大人物们，现在都一个个“见马克思”去了。当年，他们（除了朱德）为了迎合毛泽东，不顾革命情谊，相互泼脏水，揭疮疤，吐口水，说狠话，要扫尽对方的“威风”，甚至把别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准翻案”，争斗不息，忘乎所以；最后，把别人一身抹黑了，自己身上也差不多无处不黑。我常常想：如果他们聚集在马克思的客厅里，相视而坐，回忆当年的这些作为，会有何感想？是有几分羞愧，还是依旧那样硬朗，无怨无悔，在马克思身边继续斗下去，享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乐趣？

              -----------------------------《完》----------------------------------

                                   苍鹰2012年3·8妇女节于广州蓓妮工作室

 《新样板戏》-------------------------------------------作者：苍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