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钓寒江雪

 像武威至天祝这样的短途班车，总是尽量从沿路的村镇经过，这样车主才能拉到更多的人。今天我坐的这趟车也一样，我很高兴它把我拉到安远镇，这样，我就可以走一条很久没有走过的路。安远镇经过冯家庄到三沟台的那条路我上学的时候走了七八年。一条路每天走两次，一直走八年，不走出感情就怪了。考上学离家以后，就再也没有走过那条路。一直想再走一次，今天终于来机会了。

 

 安远镇上所有我记忆深刻的东西都变样了。电影院的门窗砖砌泥糊了几十年，新华书店改作了杂货店，原来县政府大院里那些青砖的苏式平房全拆了，建了一座毫无个性的四层小楼。中学也是，白墙青瓦的平房不见了，那些高大的杨树被赶出校园，圈在墙外面，像一群老人被遗弃在路边。一个没有树的校园，是多么无趣啊。记得那时候老师教我们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现在校园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群孩子被老师压在桌子上往脑子里灌东西。冯家庄的变化也很大，不过我还是在那些拐来拐去的巷子里准确地找到了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路。巷子里人家的院墙外，照例晾晒着牛羊粪，过一会儿就有人出来拿个铁锨什么的划拉两下，让它快些晒干。没有一条狗追出来咬我，也没有人问我要去哪里。
 

 正在秋收，人们正在拉捆子、挖洋芋。有的地里长满了杂草，一些稀稀拉拉的洋芋秧子忍气吞声地匍匐在野草的脚下。年轻人都出去到城里打工，努力要在那里扎根，留下他们的父辈祖辈在故土守着那几亩土地打拼。种地的人，日益茫然，不知道有一天他们死了，谁来种地，地是不死的。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对种地也开始不怎么用心——一件看不到希望的事，谁会全力去做。
 

 出了冯家庄，要过一条小河。以前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河里的水往往很大，我们顺着河岸上下跑，寻找一处能过去的地方。现在只有不多的几处河卵石，证明这里曾经有过一条河。原来兰新铁路在经过安远盆地时，绕了一个大大的反S形。我们每天上学回家都要路过两次铁路，谓之上火车路、下火车路。上下火车路之间有一个陡坡，即使现在看来也依然很陡。路边是田地。



    几个人在挖洋芋。我跟他们打了声招呼，问他们这条路上现在还有人走吗？一个中年男子说很少有人走了。现在都有车了，摩托车、面的。人都不走路了。我每次回家，到安远下了车，都是坐车回家。人和路之间，多了一层橡胶、几层铁皮，还有一些织物——人和路，变得疏远了。原来自己的双脚走的路，现在交给汽车的轮胎去走了。人不熟悉路，路也不了解人。千百年来一辈又一辈的人在路上踩啊踏啊，硬是把路踩得比周围的地面低下去好多。我往往在第二天还能找到自己头一天的脚印，也能辨认出天天一起走路的别人的脚印。现在在村子北面的平坦开阔的地方，修了一条混凝土路通往安远镇，你走一辈子磨破一百双鞋子，也留不下一只脚印。



    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本来有的路，没有人走了，路也就不存在了。人又把路还给了田野。我看到荒草一口一口地在啃路，啃得豁落牙茬的，路像一条无人照管的草绳，在岁月里一寸一寸地腐朽烂掉了。现在三沟台的小孩子们，也许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路，能从安远镇通往他们家。人丢掉路，路也会抛弃人。它崩塌、毁坏，让你走不成，逼着你绕道，去寻找另外一条路。




    
    高速公路从柔曼的山体撕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蛮狠地戳过去，像一根铁钎子戳穿了两条鱼。路上的汽车耀武扬威地吼叫着冲过去，车里坐着无聊冷漠的过客。他们不会看见脚下的这条土路，他们走得太快，而且，他们的故乡在远方，这条路，也不认识他们。于是，一条路，俯下身来给另一条路让路，让它从自己身上跨过去。就像，我的乡亲把自己的驴车牵到一旁，让外来的汽车先过去。毕竟，驴车那么慢。

 我们那时候也坐过汽车。有一年大队不知道从哪里买了一辆二手的十轮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进了村。安远镇是县城，有时候大卡车去县城拉东西，顺路就会拉上我们。到校门口嘎吱一声停下来，我们叽叽喳喳往下跳，别的村子的学生们就羡慕得很。大卡车一开始由一个姓吴的村民开，后来交给一个姓王的小伙子开。他是我的小学同学，隔着玻璃看他这儿拧一下那儿扳一下，就把那么一个大家伙驯得服服贴贴地动起来，我实在把他佩服得不得了。



   
    周围的庄稼都收割拉走了，只有这一块麦子还孤零零地长在地里，自己都有点不自在，我拍它的时候，躲躲闪闪的，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主人忘记了，撂在这里，被风摇落，被鸟雀老鼠啄光啃光。














      王家坟滩
      一定会路过这里，每次一个人走的时候，心里都有点惴惴的。尤其冬天，乌漆墨黑的，到这里就害怕得很。一个人走到这里，我老远里就开始唱歌，加快步子，头也不敢回，一回头好像就会有个什么朝我扑过来。有一次实在不敢过，就靠着路旁的电线杆子等人结伴。天阴沉而寒冷，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寒风刮着电线呜呜地响，不远处有一只猫头鹰蜷缩在另一根电线杆上，看不见它，只听见它的怪叫。终于等来了一个同学，他戴着棉帽子，双手还压着两个耳挂子，一路小跑着过来。等他到跟前，我像个幽灵似的从电线杆后面冒出来。他一定被我吓坏了，狠狠地踢了我一脚，虽然那坟滩里埋着的全是他的先人们。
    白天就不怎么害怕了。
    有一次和一个同学相约去挖猪草，走到半路他提议去冯家庄的地里偷豆角。一人背着一个芨芨草编的背篼没地方安顿，背着背篼目标大，被看地的黄胡子老汉追起来也跑不快。最后俩人把背篼藏在王家坟滩的草丛里。坟地里的草一般都很高，谁也不会到坟地里去割草，放牲口的人也不会吧驴马縻在坟地里。背篼藏在那里是再安全不过了。我们偷完豆角回来，背篼还好好地在原地。
    那时候好像什么都想偷，偷生产队的萝卜，偷生产队的蔓菁，最想偷的就是冯家庄的豆角。冯家庄的豆角被一个黄胡子老汉看着，他骑着一匹土黄骡子，眼神凶恶的像南霸天，女人们吓唬爱哭的小孩子，都会说黄胡子老汉来了。我们即使不偷豆角，路上遇到黄胡子老汉骑着他的土黄骡子过来，也会恭恭敬敬地立在路边等他过去，大气都不敢喘。也没有听见他打断了偷豆子的谁家小孩的腿子，也没有看见他揪着某个调皮鬼的耳朵去找家长找老师，黄胡子老汉究竟为什么使我们那么害怕，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反正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害怕。




      


    望见村子了。
    那些高大挺拔的白杨树是这个村子从远处看上去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也在这里种过树，现在这些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栽的，差不多都有碗口粗细了。有一次在校园里栽树，栽好后，我在我栽的那棵树正对的墙头上放了一块砖头，后来上中学，有几次我到小学校园里去看，我栽的树还在，砖头也在。那时候我们村子里树很少，我们那一片只有姑父家院子里有两棵白杨树。冬天树上蹲满了叽叽喳喳晒太阳的麻雀，有人扫了树下的鸟粪和上猪胰子、肥皂、冰糖、红枣做香皂，说是洗出来的手又细又白。





    三沟台小学
    


    放假了，校园里静悄悄的。
    听说以前退休的老校长每年六一儿童节都会从兰州专程来看望这里的老师和孩子，自己花钱给他们带来节日礼物。他也教过我，是一个做事认真热情的人。记得有一次他教我们唱歌，一句一句地极富耐心，唱到高兴处，他自己摇头晃脑地陶醉得不行，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那位老先生。



村里在修路，修广场戏台



    这是改革开放后村里首富的故居。
    房屋的主人买了村里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第一个带着夫人去北京上海旅游，第一个在上海吃西餐。据他自己说，本来他要的是稀饭。结果看到服务员碟子刀叉摆了一桌子，七碟子八碗整了一河滩，吓得目瞪口呆，心想上海人就是不一样，喝个稀饭搞这么多名堂，最后才弄清楚这是西餐不是稀饭。当然，对他这种说法我当年就心存怀疑。在他们家，我第一次见到彩色遥控电视机。他拿着一个小玩意儿对着电视这么捣一哈那么捣一哈，电视声音一下大了一下小了，一会儿有图像了一会儿没图像了，因为无线信号只有一个节目，然后也就再没有什么好捣的了。财富总会招来嫉恨。有一个村民就愤愤不平，因为首富的夫人竟然没有捡起掉落的一张两毛纸币。他后来逢人就提这件事。


   
    商店。原来门窗上都是一块一块的长条门板锁着。
    我们那时候叫合作社。大人们在这里灌煤油，称白糖，买砖茶，郑重地从口袋里掏出纸币和购货证。购货证上记载着你家的人口，一口人一个月几两煤油、几两白糖茶叶，都是有限量的。有一个蓝泉村的老奶奶，每个月必定提着一个拴着细绳的玻璃瓶，步行几公里来灌煤油。她没有鼻子，脸上两个黑洞洞，看见她又好奇又害怕。我们家有两个扁平玻璃瓶的煤油灯，脖子上拧了一圈细铁丝，柱子上钉了个铁钉挂在上面。其中一个在我小时候掉下来，正好落在柱顶石上打碎了。父亲不但没有生气，还开心地笑了一气，因为我临场发挥，慢悠悠地说了一句：灯灯打，油油倒。这是我的第一首诗，是父亲眼里的《咏鹅》，我那会儿大概两三岁左右吧。
    女人们在这里扯布，哔叽、华达呢、毛蓝条绒，有钱，还得有购布证。我曾经在母亲箱子里见到一大片连城块的购布证，因为面额是五寸的，足有半平方米那么大。家里来了客人，大人们也会打发我们去买烟买酒。价钱是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尖庄酒在武威卖一块八，在安远也卖一块八，找零的三分五分，大人们一高兴就会打散给小孩子，就能买三两块水果硬糖甜几天。后来就不买糖了，改买火柴。一盒火柴两分足够火柴枪几天的弹药。
    我慢吞吞地走，每一段路都会想起一些什么，拍照片，发说说，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姐姐家。



    姐夫有一辆摩托车，我让他明天早晨把我送到雷公山脚下。他要去给人家帮忙开拖拉机拉捆子，姐姐就说好了邻居家的一个小伙子骑姐夫的摩托送我，作为交换，姐姐得去他们家和泥接土坯，直到他回来，因为他们家在盖房子。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收拾好东西，邻居家的小伙子就来了。我换上冲锋衣，背上登山包跨上去。小伙子车骑得很好，一路抱歉似的地说，现在山上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是说，没什么，我上去随便转一转，感觉到他的身体瘦弱单薄。
    我的计划是从黄石头沟上山，到歪巴郎山，再顺山脊回来，从上窑洞出来，顺路给父亲上坟。
    在黄石头口上遇到王守义两口子在翻晒青草捆子。我们曾经是邻居，但他们认不出我了，直到我报出名字，他们才恍然大悟地哦哦哦。王守义问我哪里去哩，鄂博上去哩吗？我就随话搭话地说，嗯，鄂博上去哩。他指给我去鄂博的方向，一再叮嘱我，下来了来，我们喧咯。我就往鄂博上去了，虽然要绕一段路，因为我相当于已经许了一个愿。村子里每年都派人来祭鄂博，我从来也没有来过，不知道鄂博就在这里。鄂博在一个山坳里。看见鄂博的那一刻我决定带一块石头过去放在玛尼堆上，并且远远地在心里选定了一块石头。不料走到石头跟前发现那块太大了，而离鄂博还有一段路，想换一块小的，又放弃了，因为我已经选了那块石头，相当于许了一个愿。
   



    从鄂博折回，顺着山坡往上走。高处的牛羊偶尔会踩下来石块，从上面滚下来。前几天下了一场雪，地皮还是冻结的，这里海拔在3200米左右。平走到谷底，沿着溪流上行。溪水来自于山上的冰雪融水，所以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废弃的圈窝


    
    从山顶上鸟瞰安远盆地。空气通透度不好，雾蒙蒙的，不然向南可以看到打柴沟，向北能看到双塔这一带。我在火车上专门注意过，天气晴朗的时候，从双塔这里还能清晰地看到歪巴郎山、雷公山。






   
    从高处看，三沟台是一支伸开的手掌，不过只有四个手指头，因此就有三个指缝。1957年修建兰新铁路的时候，斩断了手腕。2013年G30高速又截断了其中三支手指头，加上施工时在周边取土，现在的三沟台，是一支残破的手掌。这是一个离我越来越远，最终将与我无关的地方。回到村子里，越来越多我不认识的人。







      山那面，总还是山


 
    歪巴郎山顶上的玛尼堆。海拔4200米。西北方向的那个山顶，今年三月份参加武威天行者户外的活动登上去过，那天扬风搅雪，差点冻死，回来手指头麻木了两天。
    从歪巴郎顺着山脊往雷公山顶前进，距离其实也不远。

 唯一的自拍。左手正在按红外遥控器。身后是雷公山海拔高程点标志。小时候大人们说这是飞机的航标，从村子里远远能望见周围的山上有好几个这样的东西，一心想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后来有一天终于来到了它的跟前。其实这不是什么飞机航标。飞机上根本不可能肉眼寻找这样的标志，它也没有发射无线电的功能，这是测绘局立的山峰海拔高程点标志。中间那个圆柱垂直正投影下方的地下埋有一个石柱，上面刻着此地海拔高程。这是关系国防和国家基础建设的最基本数据，但是我看到有人毁坏它们，地上散落着许多撕扯下来的木条。


 
这是在同一地点，2012年端午节一个人在雷公山顶扎营时的自拍，当时很大雾。
 

羊圈的门帘子用石块压着，说明主人出去了。


   
    从雷公山出来，顺路给父亲上坟。本来是七月十五上坟的，上班没有来，照着老家的方向烧纸，今天既然来了，顺便上坟。